为何硅谷对明尼阿波利斯事件集体沉默

就在亚历克斯·普雷蒂于明尼阿波利斯遭联邦特工枪杀的数小时后，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便现身白宫。他与总统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及一众政要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一部献给第一夫人的纪录片。

与此同时，在硅谷的数字世界里，愤怒正在蔓延。苹果员工在公司内部的Slack频道中激烈宣泄着不满；其他科技公司的员工则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联邦执法人员的行径；大数据公司帕兰提尔的员工因公司参与移民执法工作，在内部爆发了抗议；Meta的部分资深员工甚至表示正考虑离职，因为他们认为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倾向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这让他们无法再认同公司的价值观。

然而，在这些零星的抗议声浪之外，科技从业者对公司领导层处理明尼阿波利斯事件的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种漠然置之的态度——表现出了一种疲惫的冷漠。

当企业正以数千人为单位进行裁员，将曾经被捧在手心的员工无情地抛入日益动荡的就业市场时，科技从业者们深感无力。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改变这个行业——尽管这个行业的领袖们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改变世界。

关于硅谷为何会如此迅速且显眼地转向右翼，舆论场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科技领袖们对此前过度宽容时代的路线修正；有人推测，这是特朗普政府以关键的监管优惠换取了科技巨头的效忠；还有人指出，特朗普的连任不仅重塑了国家氛围，也潜移默化地重塑了科技领袖的价值观。

这些解释听上去似乎都十分合乎情理，但它们无一触及真相。我在科技行业深耕二十载，既服务过科技巨头，也深度参与过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我可以断言，真相远比这些宏大的叙事要平淡得多。

硅谷的首席执行官们始终受经济利益驱动，而非意识形态。正如迈克尔·柯里昂那句名言所说：“这无关个人恩怨，纯粹是生意。”

科技界当下正在发生的，是一场市场调整而非文化变革——权力正从劳工阶层回流至管理层。若将此变化简单归因于科技领袖的“氛围转变”，或许会让政治人物感到受宠若惊，但这完全偏离了焦点。

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将劳资杠杆关系的改变误认为是某种永久性的意识形态转变，或者混淆了商业激励与核心价值观的区别。所谓“觉醒企业”的概念始终存在谬误——将商业战略与政治信念混为一谈，不仅扭曲了我们对科技行业的认知，更模糊了对美国社会中企业权力的整体解读。

硅谷的真实运作机制其实非常直白：大型科技公司与新兴初创企业始终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为争夺顶尖人才——尤其是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展开持续的角逐。

当这些公司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在就业市场紧缩的时期，招揽顶尖人才堪称生死攸关。而他们所处的招聘池子在政治光谱上普遍倾向于进步派：政治捐款数据长期显示，科技从业者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

201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是这场行业人才争夺战最为白热化的时期。招聘规模呈爆炸式增长。Meta的员工规模在短短三年间几乎翻倍，从约45000人激增至2022年的86000人；亚马逊仅在2020年一年就新增了逾400000名员工。当硅谷各家公司的招聘团队都在疯狂挖角时，科技从业者拥有了无限的选择权和绝对的话语权。

当丰厚的薪酬已不足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时，企业采取了什么策略？它们转而贩卖“归属感”。

在激烈的竞争中，许多企业意识到：鼓励员工将个人视角、政治热情带入职场，能显著增强其忠诚度与工作积极性。这反过来又服务于最真实的财务目标：提高职位录用率、降低员工流失率、加速业务增长。

当疫情进一步推高了数字化招聘需求时，科技公司掀起了一场企业价值观的“军备竞赛”，试图通过极致的员工体验来实现差异化竞争。

领英为员工提供带薪整周休假以缓解职业倦怠；Pinterest增加了收养补助并大幅扩大生育福利；就连特斯拉也将“六月节”定为公司假日——尽管几乎没人会指责埃隆·马斯克是在搞“政治正确”。企业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请将完整的自己带到工作中来。”

科技企业推行这些激进的进步主义政策，并非出于某种道德觉醒。其根本动因在于：替换一名顶尖工程师可能导致数十万美元的损失——这包括生产力的流失、机构知识的断层、招聘时间的浪费以及高昂的入职培训成本。

当人才流失的成本高到关乎企业存亡时，“同理心”便成为了一种商业战略。无论是弹性的居家办公政策，还是心理健康津贴，企业必须满足员工的需求，否则人才将毫不犹豫地另谋高就。所谓的“完整自我”文化并非政治运动的产物，而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是残酷的人才争夺战，使得“向员工赋权”成为了经济上的理性选择。

然而，疫情高峰后的经济新常态——体现在硅谷银行的倒闭、“加密寒冬”中币价的暴跌，以及科技行业整体增长的显著放缓——最终迫使从亚马逊到微软的企业收紧了招聘支出，激励机制随之发生逆转。

当企业不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夺人才时，那些曾经被“赋权员工”压得喘不过气的高管们，欣然收回了曾经让渡的控制权。经济放缓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行为模式，更无情地揭示了驱动这些行为的深层动因。

值得追问的是，许多科技公司曾经高调宣扬的价值观，是否真的存在过。

我们目睹了那些曾经以挑战权威、打破常规建立声誉的科技领袖，如今竟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样的弹性思维，也体现在他们对曾经倡导的企业文化的倒退上。

四年前，赛富时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强制办公室政策永远行不通。”如今，他自己常年在夏威夷居家办公，而他的大多数员工却被强制要求每周必须到岗三至五天。

2020年，马克·扎克伯格宣布脸书将向种族正义组织捐赠1000万美元；而到了去年，他却悄然撤销了Meta公司的“多元、平等与包容”（D.E.I.）计划。究竟是价值观改变了？还是权力格局变了？

当然，职场本就非讨论加沙战争等地缘政治的合适场所，奢侈的福利也并非天赋人权。这些企业终究是营利机构，而非非营利组织。

但问题在于，当公司一边高喊“做真实的自己”，一边却又压制员工对工作相关社会议题的发声时，本质上是在将文化战争的责任推卸给员工——这场战争并非由员工挑起，但员工却因要求领导层践行其曾经宣扬的价值观而遭受惩罚。

这种立场的反转终将适得其反。在与科技从业者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并非因虚伪而感到愤怒，而是逐渐产生了一种疏离感——那种对公司的部落忠诚度正在消退（你很难再看到人们穿着印有科技公司标识的T恤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理想主义局限性的清醒认知。

近期管理层特权的重新确立，仅在当前这种高管能像老板般施展权力的经济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但这种局面不会永远持续。当劳动力市场再度紧缺时，许多公司必将重新拾起那些曾被抛弃的价值观。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一次，员工们是否会同样迅速地遗忘这段历史。

作者简介

亚伦·扎莫斯特

亚伦·扎莫斯特系科技传播资深顾问，曾任Square公司传播、政策与人力资源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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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The Real Reason Silicon Valley Won’t Stand Up to 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