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勇先，作家、诗人、编剧。已出版长篇小说《独身者》、中短篇小说集《昭和十八年》、诗集《流浪的月亮》以及影视剧本《悬崖》《悬崖之上》等。现居北京。
秘 密
全勇先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伊春森林工业公安局工作。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参与过一个历史案件的审理。黑龙江省尚志县公安局通过省公安厅致函伊春公安局，根据已被处决的历史反革命伪警察田富春的口供，被调查人纪德荣在三十年代的伪满洲国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当过警察，有可能潜藏在伊春林区。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的伪警察除非有重大罪恶的，其他都不予追究，一般都遣散回家。被追究的都是重刑，或是有血债，或是有民愤。此案人命关天，局里成立专案组。按惯例，调查历史反革命嫌疑犯，都是要用雷霆手段。纪德荣是个例外。他是整个小兴安岭林区最著名的建筑工程师。档案显示他生于1901年，哈尔滨人。“八一五”光复后，他在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任随队军医。转业后在伊春人民医院外科工作一年，又调去森林工业管理局任高级工程师。他曾留学日本，婚姻状况：离异。亲属关系除了已经去世的父母外都空着。1932—1936年的简历只笼统地写了一句在“伪满洲国民政部任职”。
公安局政保科谷科长，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炮弹皮戳透了他的腮帮，留下了一个特别大的酒窝。他脸型瘦削，下巴线条坚硬，他不算破相，脸上凹下去的那块，反而成了他的标识和风格。谷科长长了一双刀子般锋利的眼睛。他破获过一系列重大案件，是公安系统内响当当的人物。父亲复员后到了他的科室，因为聪明和沉稳，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谷科长把档案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这人他出身不好，有日本留学经历，历史模糊。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哈尔滨人不在大城市待着，一个人跑到大山沟里来，就像个隐姓埋名的老反革命。给我好好查！”
一个冬天的下午，谷科长带着父亲和一名司机，开着吉普车到了纪德荣的家。南山脚下一个很大的院子，房子一看就是自己改建的。红砖小二楼，窗子和门都是拱形的，门前墙上还挂着铸铁灯架的门灯。院子周围用整齐的木栅栏围着，被厚厚的白雪覆盖。院子里的丁香树已经变得光秃秃，枝头上满是厚厚的雪挂，庭院里还筑着水泥砌的花坛。年轻的父亲除了在哈尔滨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房子。父亲走进去打量了一下屋里，地上铺着长条的地板，刷着本色油漆，干净得不忍下脚。那个年代林区铺地板的人家也很少，屋里自己烧的生铁暖气片上放着刷干净的皮靴。纪德荣坐在一张书桌的后面，正在画图纸。身后的书架上都是书，有的还是外文精装。谷科长抽了一本翻了半天，问这不是日语，不是俄语，也不是英语，这到底是哪国文字？
纪工程师那时已经快退休了，灰白的头发比年轻人还要浓密。高挺的鼻子上架着副红镜框的老花镜。他目光柔和，眼睛明亮。谷科长开门见山地说要带他去核实一些解放前的事儿。他的眼睛掠过一丝不安，他没说话，只是沉稳地点了点头。父亲心想他是心里有事的人，看他那副聪明相，一定不太好对付。
纪德荣看来很熟悉公安的套路，临走还试探了一下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一行三人中选了年纪比较轻的父亲，问要不要带换洗的衣服？父亲还没来得及回答，谷科长就说：“不用不用，了解一下情况就回来了。”
他给两只胖胖的狸花猫喂了吃的，摸了摸它们毛茸茸的小脑袋，放了一些食物，又倒了一大盆清水。那时候的猫大多数都是散养。纪德荣家的猫居然还有自己的猫屋，里面还有两个毛线团。父亲看到一个木盒子里放着干燥的沙子，父亲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插图 / 孙 瑜
……
到了公安局，先把纪德荣带到了政保科的“反省室”。那里不同于拘留室，有床有简单的被褥。能抽烟，还能听到广播。只是不能自由出入。父亲按谷科长的授意，把他安置在里面。纪德荣什么反应都没有，默默地跟在后面，一声不响地听从安排。
谷科长对父亲说这个纪德荣一看就不是个一般人，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又是市里的劳动模范，不能上强手段。先什么也不和他讲，晾他一天。
一天很快过去了，纪德荣没有什么变化。他很规律地作息，用清水洗脸，漱口。从隐蔽的窥视口看他，他好像知道有人在偷窥他一样，在屋里的一举一动都很规矩。他没有被审查犯人的惶恐和不安。要不就是躺在床上休息，要不就是在活动筋骨，有一次他还在水泥地上做起了俯卧撑。这一点有些令人意外，也让深谙人性弱点的谷科长有些恼火。父亲说这人怎么回事？他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我们。谷科长说一个生死未卜的人怎么可能这么镇定？只有一个答案是他在拼命地掩盖和伪装。老纪一定心里有事情，而且还是不小的事情。
第二天夜里，老谷和父亲白天睡足了觉，打算晚上好好对付一下这个老东西。
……
那天，刮了一天的西北风停了下来。外面白茫茫一片，哑巴冷让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屋子里的暖气烧得足足的，值班室电炉子上的水壶冒着滋滋的白气。我父亲把纪德荣带到了审讯室，让他坐在离桌子有一点距离的椅子上。父亲拧开钢笔帽，拿出一叠印有伊春市公安局的审讯笔录和红色的印泥盒，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纪德荣用手搓了搓脸。问：“我是不是已经被捕了？”
谷科长冷冷地反问道：“你说呢？”
“你们把我在这儿关了一天一夜，又不问我任何情况，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你们想知道什么？”
谷科长盯着他面色阴沉地说：“老纪啊，我们找你来，不可能是没事儿闲的。说说你当年在伪满洲国民政部做过什么？”
纪德荣犹豫了一下，说：“在警察厅。”
谷科长：“具体呢？具体干什么？”
纪德荣不紧不慢地说：“外事股当股长。”
父亲那时候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还不清楚伪满洲国行政体系。就问他为什么不如实填写警察厅？纪德荣说哈尔滨的警察厅就归民政部直属。
谷科长变得不客气了，他说：“哦，伪警察？又是股长，当年参与过围剿抗联吧？”
纪德荣没有说话，好像没听见一样。
谷科长拍了一下桌子，突然提高了声调，让人猝不及防，他有点沙哑的嗓子很有震慑力：“你还参与过酷刑审讯抗联战士，对不对？”
纪德荣淡定的样子，让父亲和谷科长都有些生气。那个年代，公安局是非常有权威的单位。一般人被请到这里来不是浑身哆嗦，就是说话的时候上句不接下句。纪德荣的镇定对谷科长这样的老公安来说就是一种冒犯。
纪德荣用手搓了搓脖子，提起精神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只是有些事，我实在不愿意提起。你们有耐心的话，我讲给你们听！”
父亲和谷科长互相使了个眼色，审讯就怕那些一言不发的人。他们作为有经验的公安人员心里都清楚：只要被审的人话匣子一打开，该要的东西就都来了。
……
我生逢乱世，半生却在读书。
我家与医道有缘，早年在哈尔滨南岗有一家药店。我考上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师从伍连德。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医生，又开始对工程和建筑感兴趣，去了俄国人开的中俄工业学校读了五年书。那里全程用俄语授课。这样混下来我就奔三十了。这个岁数还没有成家，在当年的哈尔滨是个需要向人解释的事情。家里有我和弟弟两条光棍，父亲一直觉得脸上无光。
我二十八岁生日的那天，和朋友一起在马迭尔西餐厅遇到了从前的日语老师金兀正。好些年不见，他还没怎么变。金老师是满清贵族的后裔，在欧洲留过学，一直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日本人有着很深的交往。后来，也就是在1935年，他帮助日本人在齐齐哈尔建立了北满资源调查局，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当然这是后话。
那一年“九一八事变”还没有发生。东北的反日情绪虽已高涨，可是在民间和日本人走得近的，还没有被当成“汉奸”，大家都是谋生。为外国人做事的因为收入高，还都被人高看一眼。金先生见到我很开心，使劲拍着我的肩膀。在他教过的学生里，他一直很喜欢我。问我成没成家，我说至今还是光棍一条，连正儿八经的女朋友都还没谈过。
两个月后，金兀正先生就把小我七岁的女儿金冬妮嫁给了我，他也理所应当地成了我的岳父。这是一段非常奇特的姻缘，改变了我的一生。金先生的女儿长着和他父亲一样的大波浪式的卷发，皮肤白白的，看着就让人心动。我和弟弟也是家族遗传的卷发，只是看起来更细碎、浓密和蓬乱。她比我小七岁，长得好看，爱笑，眼睛永远笑眯眯的。我对爱笑的女生有好感，她们总能让人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岳父金兀正为我们安排好了未来。他把女儿送到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学内科，把我送到了东京大学学习法医。我还是想继续学习建筑，他却坚持让我去学法医，说我有学医的底子。日本的法医学科刚刚开始建立，学校经常请一些老警探来讲如何破案和传授刑侦技术。我当年在上海老《时务报》上看到过柯南·道尔的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对福尔摩斯产生了非常狂热的兴趣，对推理呀，逻辑啊，犯罪心理学，指纹学，痕迹检查像着了迷一样。岳父一鼓动，我就有些动摇。一想到妻子在东京，能经常和她在一起总是好的。
岳父说从政的男儿才有出息，才能救祖国于危难。岳父金兀正曾经理想远大，年轻时报国无门，奔走西洋和东洋。上了年纪依然雄心未泯，壮志未酬。
我作为一个要强的读书人，在东京大学很快就成了优秀生。那些年日本国内鼓励生育，号召女子早婚早育，多为大日本帝国生孩子。冬妮有一天神秘兮兮地看着我，凑过来趴在我的耳朵告诉我她怀孕了。我有些意外，没有高兴也没有不安。还说你跟人家日本人凑什么热闹啊，学业还没结束，生个小祖宗，功课怎么办？冬妮问我希望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说只要不是个猴子，我都喜欢。
东京大学和在新宿的女子医科大学有二十里地，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她。到了春天，到处都是关山樱。一团一团像云彩一样到处弥漫。冬妮像西洋人一样挽着我的胳膊，满脸的富足。走在路上她和我亲热，让我感到有些难为情。女人真是奇怪，她平时那么文静害羞，却敢当众亲我的脸。我推开她说：“唉，这么多人呢。”她蛮横地说：“我不管。”她的同学都很羡慕她，说你男朋友个子真高啊，还说她嫁给了中国的“阪东”，我知道阪东妻三郎是当年日本最红的电影明星，我长得并不像他。怎么说，我应该长得比他更英俊一点。
第二年四月，孩子出生了。岳父金兀正特意带着人从哈尔滨赶到了东京。他看着窗外满树的樱花说：“像大海那样宽阔，像樱花一样灿烂。孩子就叫海樱吧。”
冬妮休学了半学期，她不想和父亲回哈尔滨，她不愿耽误学业，也舍不得离开我。岳父给我们在新宿租了房子，帮我请了来自大阪的女仆。岳父在东京很有人脉。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认识了驻德国大使馆武官，也就是后来成了二战三大魔头的东条英机。岳父放下手头的外贸生意，在东京待了一个月，带着我参加了几次重要的聚会。日本人都很尊敬他，所以都在拼命地夸赞我。他为有我这样一个女婿感到自豪，我为有他这样一个老丈人感到难为情。我不擅长交际，只好硬着头皮每天陪着他点头哈腰。
幸福的时光总是比蜜月还要短暂。在东京衣食无忧的生活转瞬即逝。毕业那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日两国民间情绪到了空前对立的情形。在东京我们得不到任何公正的消息，报纸广播都在铺天盖地谴责中国。学校里的中国人开始聚在一起，每天为国事争吵。我偶尔加入他们的争论，冬妮朝我使眼色，在桌子底下用脚踢我，她不愿意我加入任何纷争。
海樱一岁那年，冬妮把休学时耽误的课都补上了，顺利完成了学业，我们回到哈尔滨。这里的气候赶不上东京，却四季分明，还有我的亲人和朋友。冬妮已经习惯了东京的温暖湿润，刚回来时觉得哈尔滨的冬天太干太冷。可是这是小事情，生活有什么不能习惯的呢？
从日本回来还不到一个月，“满洲国”成立。那时候东北很乱，老百姓人心惶惶，战火纷飞，匪盗出没。
学成归来的冬妮特别抢手，她是整个哈尔滨内科和呼吸科以及传染病方面最年轻的专家，她去哈尔滨市立医院当了主任医师。我被岳父通过关系安排到“满洲国”民政部警察厅，在刑事部当法医。我办公地在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一周坐火车回一趟家。那年头没有什么好事情，唯一让我露出笑容的事就是想起冬妮和孩子。
我刚上任，新京郊区就发生了一家七口的灭门惨案。在案件没有什么头绪的情况下，我用自己的法医、痕检还有犯罪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很快抓到了谋财害命的两个罪犯。
这个案件让我在警察系统内名声大振，很快由警尉补晋升为警尉。除了法医，我开始主侦刑事案件。老岳父很满意，说聪明的男人要做直接和人有关系的行当，不要去当什么建筑师。你盖一幢漂亮的房子，建一座美丽的城市都没有用。一个掌握权力的混蛋拍一下脑门，它们可能就都瞬间土崩瓦解，变成一片废墟。男人要掌握权力，才能救国救民，才能把那些愚蠢的人替换下来。他这么说的时候很激昂很澎湃，我再不岔开话题，他可能马上就要去替换溥仪陛下了。
从日本回来，母亲有两年没见我了。父亲去世后，弟弟德明一直和她生活。弟弟是个需要被照顾的人，哪里还能照顾好母亲？他的优点就是孝顺。母亲说什么他都点头，说：“嗯，妈，我知道您说得不对，可我听您的！”
母亲见了小孙女儿后安了心，老纪家总算有后人了。老母亲想得开：“谁说非得要儿子，我养活你们两个，一辈子都不够操心的，我就想有个像冬妮这样的女儿。”
冬妮听了这话，心里乐开了花。母亲懂得心疼儿媳，冬妮知道孝顺老人，两个人从没有发生过婆媳之间的嫌隙。
母亲最操心的就是弟弟还不成家。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母亲说自己是老太太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不知道有没有命活到弟弟娶媳妇的那一天。母亲说老天爷把人分成男女，就是要告诉人到任何时候得有个伴儿。这人间多苦啊。一个人的苦两个人吃，那苦就少了一半。两口子要恩爱，要心疼那个帮你吃苦的人。两个人能在一起把这辈子的苦吃完，人生就圆满了。
母亲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冬妮不愿意让她吃中药。每天下班都去看老人家，给她打针喂药。想想那是我最短暂的快乐时光，妈妈还在，家里诸事顺遂。周末的时候我背着孩子，冬妮用好多人见都没见过的科尔森轮椅推着母亲，一家人在中央大街上散步，在索菲娅教堂前的广场上喂喂鸽子，吃吃马迭尔西餐。在那个年代能吃饱穿暖，家境富裕，就是最让人羡慕的事情了。
冬妮看不得那些抱着孩子要饭的乞丐，她掏出零钱来给他们。时间长了，整个街的要饭花子都认识她，经常在她身后成帮结队地跟着，直到她把口袋里的零钱都给光。
深秋的哈尔滨，阴冷无比。那天雨夹雪，母亲不行了，她的神志已经不太清楚了。母亲大大地瞪着眼睛，把弟弟当成了我，她一手拉着弟弟，一手拉着冬妮。喘着气：“你们俩要好好地、好好地，把这辈子过完……”
等妈妈过了“七七”，冬妮和我商量要搬到金公馆陪老岳父住。她爸爸这些年一直一个人过，也到了花甲之年。他带着几个仆人住那么大的院子，一点人气都没有。带大院的洋楼很舒服，位置又好。在哈尔滨，金公馆也算豪宅。犹太人设计的洋房，化妆间都是抽水马桶，还前瞻性地留了管道瓦斯的接口。电话不算分机就装了两部。岳父说将来金公馆就留给我们了，大房子得靠人气来养。那里别说住一家人，就是住五家也是绰绰有余。冬妮说就把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给你弟弟吧，他也年龄不小了，将来也是要成家的，也要住好房子。现在他一个人住道外，房子小，条件又不好，得让他住一个好一点的地方。
弟弟老大不小了，一天到晚捧着书看。也不出去玩，也不会抽烟喝酒。他喜欢写诗，写了又从来不给人看。经常一个人骑摩托去“大陆电影院”看电影，也从不知道带个姑娘去兜兜风。
一个男人最大的恶习就是没有恶习。我担心弟弟这样下去会打一辈子光棍。他从小就长得像姑娘一样漂亮，性格拘谨文弱，眼睛里藏着羞怯。家里煮好热水要杀鸡，他就抱着鸡哇哇大哭，不让大人碰一下。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有点担心他，老人说太漂亮的男孩子命都不太好。
我和弟弟不一样。我从小就很有主意，不淘气也不怯懦。有一次放学回来，邻居的小姑娘跑过来说：“你家纪德明被一群野孩子给欺负了，他们把你弟弟推到大江里去了。”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头顶。我知道弟弟不会水，我抄起一根木头棍子，疯子一样冲到江边。看见弟弟的裤衩被扒掉了，两手捂着自己的小鸡鸡蹲在江水里，哭得像个小姑娘。我红了眼睛，大叫一声冲过去把那帮野孩子打得四散奔逃。野孩子们边跑边捡石头回击，一块鹅卵石飞过来，砸在我的眉骨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血流下来糊住眼睛。我用手把脸上的血一抹，追过去把丢石头的野孩子打倒在地，棍子断了，我就捡起砖头，砸得他满头是血。直到路过的大人吼叫着把我拉开。
野孩子们平时成群结队，称王称霸，从来没见过一个读书的学生敢下如此狠手。这事闹大了，父母知道后担心得不得了。
我就读的抚顺小学是沙俄辖区，沙俄自治公议会和警察厅还立了案。巡警去找到被打的野孩子，家里赔了一些钱。当年孩子们打架，打破脑袋或是流个鼻血也都不算什么，野孩子好多也都没有家长。我在江边一战成名，谁也没想到我这么一个干巴巴的瘦弱少年敢和野孩子们开战。弟弟腰杆也硬了很多，只要一说我哥是抚顺小学纪德荣，就没人再敢惹他。
那天我在江边洗掉了脸上的血水，把浑身哆嗦的弟弟从江水里拽出来。我脱下衣服，把两条袖子交叉着系在他腰间，光着膀子背着弟弟回家。远处索菲娅教堂的尖顶上闪着金光，松花江水一波接一波拍在岸边。弟弟像个小麻雀，被江水泡得冰凉的身体紧紧贴在我滚烫的后背上。他哭喊了那么久，突然安静下来，小鼻子喘出的热气痒痒地吹在我的脖子上。少年的我心中涌起了自豪感。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保护好我的弟弟，谁也不能欺负他。
插图 / 孙 瑜
……
那是个最冷的冬天。
世道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芥。“满洲国”的警察权力越来越大。日本人要建立“集团部落”，把农民从自己的家园驱赶出去。毫无天理的保甲连坐制，惩罚那些无辜的人。恶法不断，百姓涂炭。政府号召国民勤劳奉仕，建立王道乐土。我们却在奉侍一个高高在上的末代皇帝、大清帝国的亡国之君。
我的“神探梦”早就烟消云散。警察系统里恶人当道，只有坏人才会活得如鱼得水。我心灰意冷，只想回到家里安安静静地守护妻儿。
从新京回到哈尔滨，岳父帮我疏通了一些关系。我精通日语和俄语，接替了外事股长大野警佐的职务，警衔是一等警佐。大野是警务指导官，是警察系统里的万金油，哪里有需要就抹到哪里。他后来又频频调动，不太情愿地被调到其他部门去负责清剿，属于干脏活累活的。几个月后他又去防谍股当了股长。大野是日本高知县人，长着一双看似无辜的大眼睛。这个人客客气气，内心却傲慢自负，他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安静地看着你一言不发，等你一说完，他就说：“纪桑，会不会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外事股是警察系统里很重要的部门。岳父金兀正说先在这里干几年，有了些资历后再回新京。岳父给我铺平了一条升迁通道。我只要按部就班，三年后当上警正也不是没有可能。乱世之中警界是个最好的政治跳板。岳父对我的未来充满了不该有的期盼。
刚从新京调回来一个月，我的命运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个最冷的冬天里，诡异的、命运的道岔被一只无形的手悄悄扳了一下。
……
1935年是个可怕的年景。
春天的时候干旱，到了三月份还是不见一点开化的迹象。大地冻得嘎嘎炸裂，半夜都能听到大地裂开的声音。我活了三十四岁，第一次听到大地发出的呻吟。这在传说中是非常不好的征兆。
那些年夏天哈尔滨发了几次大水，有一次中央大街的水都漫到了二层楼那么高。哈尔滨成了威尼斯一样的水城，有的地方甚至要划着小船才能通行。水最深的街道，黑色的电线杆都在洪水里只露出一个十字架一样的杆头。死猪死鸡肚子胀得老大，漂在水上发出阵阵恶臭。大水在十月才退去，秋天非常冷了，汪洋一片的松花江才渐渐退回到原来的水位。
有一年我家原来住的房子被水淹了。弟弟德明只能住在药铺里。过了几天药铺也被淹了，变成了一个煮中药的大锅。屋里一股浓浓的中药汤子味，家里损失巨大，药店和仓库未能幸免。除了银行里剩下的那点钱，几乎什么值钱的家当都没有了。
弟弟不想打扰别人，非要自己出去租房住。整个哈尔滨都泡在水里，没受灾的地方不多。好说歹说，弟弟搬到金公馆，冬妮把客人住的房间收拾了出来。他住到大水退去。被淹的房子刚清理好，他就搬回去了。
冬妮一直劝他就在家里的客房住，这样也能顺便照顾他，吃饭什么的都方便，弟弟不愿意麻烦别人。有一年冬天，房子的供暖又出了问题，屋里冷得铅皮牙膏都冻成冰坨，根本挤不出来。弟弟生活能力很差，一个人做饭又特别对付。我和冬妮有一次去他那里，看到厨房的菜板都发霉了。碗柜里的馒头硬得像铁球一样，掉到地上都能把水泥地砸出坑。那次我朝他发了火，弟弟才又搬回了金公馆。
岳父愿意和爱读书的年轻人谈天说地。岳父为了让他住着安生，不受拘束，又单独在院里靠后院的平房给他整理出一个客人间，就在仆人住的房子对面，出入可以走后院的小门，这样总算把他安顿下来。他的作息和我们不一样，每天仆人都单独给他留一份餐。除了一些重要节日，或是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大菜，冬妮和海樱过去亲自请他过来，平时他就一个人待着看书。
弟弟喜欢海樱，经常带着她在后院玩。她经常“叔叔，叔叔”地叫着，满院子飞奔。孩子都喜欢温和的人，我的性格看着有点冷硬，不像弟弟那么柔和。冬妮就说你看海樱对德明比对你这个亲爹还要亲。你这一天天板着个脸，孩子都怕你。
按年纪我算清朝人，我出生的时候，还是光绪皇帝在位。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从小受的是封建教育。男人和女人、孩子过度亲近，会被人看不起。我不是清高，是骨子里有点害羞。那时的男人都以当众对妻儿表达感情为耻。
冬天，东条英机到新京就任宪兵司令，岳父金兀正还专程去看他。据说当时身为中将的东条英机在日本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没有什么人待见他。这个在日本军界没什么威望的人，乱世给他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台。他来了新京就在各地展开清剿行动。哈尔滨方面出动大量警力协助珠河地区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我从来没打过仗，正在开会的时候接到去珠河的通知。出发的时候家里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我怕冬妮担心，什么都没和她讲。
我第一次上战场，被编入非战斗部。主要负责对被俘人员进行侦讯。战斗打得很激烈，游击队大概有个五六十人，被堵在侯林乡左撇子沟。刚下完大雪不久，四下里一片白茫茫。日本人和“满洲国”警察部队除了机枪和掷弹筒也没有什么重武器。双方人数相差悬殊，这边有两百多人，还有后续的增援部队，游击队的火力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弱。他们也有机枪，弹药也算充足。警察部队在远间重太郎和大野警佐的指挥下，并不急于发起进攻。他们一点点推进，枪声时密时疏。偶尔会有流弹打过来发出尖锐的呼啸。我们都蹲在雪地上，用望远镜看见游击队员在雪地里弯着腰奔跑，他们借着土山岗和障碍物进行还击。过了一会儿，有六具尸体被运了下来，并排放在一道雪岗下面。日本人排在一起，“满洲国”的警察排在一起。到了下午，游击队的人顶不住了，机枪子弹也打光了，他们开始后撤。溃败都是一瞬间的事。他们领头的负伤被俘了，还有几个没有突围的人被连打带骂地押下山来。
日本兵看到自己人的尸体红了眼睛，当场就把游击队领头的那个男人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岁数大的是被踹倒在地，用刺刀活活捅死的。雪地上全是血污，日本人还用军刀砍掉了他们的头。
我看不下去了，上去和远间指挥官交涉，让他们不要杀害俘虏，要把俘虏转交给我们进行侦讯。远间很不耐烦地用手套拍打着衣服上的雪，说：“现在战斗还没有结束，这些啰唆事以后再说吧。”
远间是个不讲道理的浑人。我也没太客气，和他讲我的责任是把被俘的人押送到珠河县，我也是在执行命令。我让手下的警察过去直接接管了那些被抓的人。大概有七八个。他们都脸色苍白，衣服凌乱。不说话，也不喊叫，只是用阴沉的眼光看着我们。我让随行的医生给那些受伤的人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就把他们押送到沟底，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的人，他们看起来都平平常常，有学生模样的，有农民，有城里人。有个小伙子的鞋子掉了一只，脚上只剩下羊皮袜子，蜷着脚趾一瘸一拐地走着。这样的话，到了晚上他的脚会被冻掉。我让田警士去尸体上扒一双鞋子回来给那个俘虏穿上，战场上活人优先，也没有那么多忌讳了。天黑下来的时候，战斗结束了。游击队还是有五六个人突围出去了，钻进了大山沟。据说里面还有一个年轻女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珠河县城，大野警佐带着一些日本兵过来了。他对我没有及时侦讯那些被捕的人感到不满。他和长官不知道是怎么报告的，一小时后他就直接接管了被俘的游击队员。那一夜，审讯犯人的房子里传出各种惨绝人寰的叫声。我一夜都没睡好，趴在临时腾出的值班室里迷迷糊糊到了天亮。东北的哑巴冷，能杀灭世间的任何生命。窗外没有风，那种无声的寒冷，仿佛能把时间凝固。
有个受刑的男人死了，天没亮就被扔在院子里。到了天亮，人已经邦邦硬了。他半张着嘴，眼睛也睁着，眼珠子变成了灰白色的冰球。嘴里还有一个什么黑糊糊的东西。作为法医我见过各种惨绝人寰的死法，内心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场景。战场的血腥和酷刑的残酷，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
早上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大野警佐，他的脸色比死人还难看，刑讯了一晚上他都打听不到游击队主力的下落。有些人都折磨得昏死过去了，可是谁也不知道大部队到底去了哪里。他们每天都在躲避追杀围剿，游击队主力也疲于奔命，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吧？
每天都有日本人和“满洲国”的警察死伤，也有冻坏手脚，最后截肢的，天底下没有比打仗更艰苦的事了。在严寒的雪地里行军，肺都要炸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裤管和皮靴上冻上了冰。那噩梦般的几天都不知道是怎么扛过来的，天气太冷会让人的意识模糊。精神过于疲倦后，人也会麻木，对生死也会产生无所谓的想法。董警士和田警士都是我的部下。头几天听到枪响，吓得他们恨不得钻到地缝里，过几天习惯了，子弹在头上嗖嗖飞，大家可以依然在沟底下烤火，吃东西。不知道游击队员在这样的环境下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根本不像报纸上写的见到搜索队就闻风丧胆，抱头鼠窜。这些人一边开枪还一边喊口号，一起唱歌，人在那样激烈的情绪下会有超乎常人的举动。这都是我亲眼看到，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
过了一周，讨伐队的人筋疲力尽，每个人都瘦了一圈。我觉得再有一周，这些人都会死在这里了。讨伐队士气低落，好多人都冻伤了。
那天在珠河公署大院里待命。我刚把湿冷的鞋垫在炉火上烤干，大野警佐就带几个日本兵进来了，说山上刚抓了两女一男，一会儿就会被送下来。应该是游击队中有身份的人，说是有个女的受了重伤，如果不快审就有可能死掉。
大野警佐转达关东军司令部的特别指示，要找到斯大林政权暗地里支持抗日势力的铁证，以备外交纠纷及将来对苏作战时，作为红色苏联首先违反国际公约的证据。东北人民革命军中有好多骨干都有苏联背景，在莫斯科留学或是接受过他们的军事训练。据说那个女人被捕的时候，他们在窝棚里焚烧了文件和密码本之类的东西。
那天早上，是一个叫米振文的特务最先发现了突围者的踪迹。他们应该是实在熬不过黎明前的哑巴冷，悄悄在那种当地人叫“地窨子”的窝棚里点燃了柴火。那缕淡淡的青烟，暴露了他们的位置。游击队员不可能不知道点火取暖是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可是人被冻急了，是个人都会点火取暖。人总不能活活冻死吧？
远间重太郎和珠河第三警察中队长张福兴带着人先是悄悄包围了窝棚，把他们五个人堵在屋里。他们一直朝外开枪，相持了很长时间，冲出来的两个人都被打死了，剩下的人最后都被抓住了。据说活着的三个人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受了重伤，大家都说“满洲国”的女人都这么厉害了吗？警察们都很好奇，想看看到底抓到的是什么样的女人？
太阳偏西的时候，远间重太郎带着一些日本兵，赶着一辆牛车进了大院，好多人都出去围观。车上有个男的戴着碎了一片镜片的眼镜，双手反绑着坐在车上。有个年轻女人，戴着皮帽子，围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身穿蓝色的条格棉衣，脸色苍白。一条裤腿上全是发黑的血迹，已经冻成了酱红色的冰碴。她的眼睛大大的，睫毛上挂着白霜，嘴里还呼出一团团的白气。可能是失血过多，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很镇静，按大野警佐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坐在她身后抱着她的小姑娘看着也就十几岁，瘦瘦小小单眼皮，长得小鼻子小眼。这孩子大概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非常惊恐，她抱着那个女人，浑身不停地发抖。有警察问她多大了，她说十三岁。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押室。那里有一张木板还有一些喂牲口的草，她呻吟了一声靠在那上面，闭着眼睛呼呼地喘气。我让医生给她重新包扎伤口，医生说她情况很危险，可能挺不过一两天。她听见了，没睁眼睛，眼皮微微动了一下。
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棉裤裤管的时候，露出了她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她自己也看了一眼，就把眼睛闭上了，整个人变得昏昏沉沉。大野警佐从其他被俘的人那里问到她的名字，有说她姓李的，还有说她姓赵的，还有说她姓王的，附近的老乡说她是山上的人，大家平时叫她“瘦李子”。因为“瘦李子”不怎么顺口，就有人管她叫大小姐。至于为什么叫大小姐，我也不清楚，可能觉得她就是个大小姐的模样。或者就是随口一叫，大家都觉得顺口，习惯了，就都这么叫她。她的笔录上的名字开始姓李，后来一会儿姓王，一会儿又姓赵，谁都知道她用的是假名。看押她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她“大小姐”，没有人关心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
大野警佐让随队军医给她打了针樟脑酊，她精神了一些。大野警佐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她说不是。为什么反满抗日？她说因为日本人杀了她的丈夫。
大小姐说自己祖籍山东，出生在江苏徐州。今年二十七岁，和丈夫张子明一起到奉天做生意。“九一八事变”把她家的生意毁了。康德元年她就和丈夫一起又到哈尔滨和一个姓雷的老板在那里合开了一家照相馆。雷老板反满抗日，把她丈夫连累了，他们一起都被日本人杀害了。她没活路了，只好上山投奔游击队。在珠河当地二百名“缝洗队员”里当副队长，主要负责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后勤供给。她本人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参加过战斗。后来知道这一切都是她编的。
大野警佐问参加抓捕的日本人，有没有看到她朝日本人开枪，大家都说不清楚。有人证明她被俘前胳膊已经受伤了，无法进行射击。她身上的枪没有找到，后来听说是子弹打光了，把枪扔了，搜查的时候没发现。
那天审讯的屋里烧得很热，她喝了碗米汤。说完这些的时候，身体又开始虚脱了，短发粘在额头上，呼吸急促。
我一直在旁边听她和大野警佐一问一答。听出了她的南方口音并不是江苏味，像是有四川一带的口音。大野警佐的中文很差，他听不出来这里面的差别。翻译官是个朝鲜人，汉语非常好，他应该也能听出大小姐不是本地口音，他也没有告诉大野警佐。翻译的时候还稍稍把她的口供给加工了一下，去掉了比较刺耳的词语，把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辞都给淡化了，也就是说换了比较柔和的语气。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点同情这个女人。大野警佐问她大部队哪里去了，她说都被打散了，根本就不知道。大野还在不停追问，她不耐烦了，把眼睛闭上，怎么都不理他。
大野警佐被惹火了。他用马鞭子戳了她左胳膊上的伤口。那一声凄厉的惨叫，差点划碎了玻璃窗。大小姐痛得直接昏了过去。一直在边上照顾她的小姑娘叫小兰子，吓得哇哇大哭，姐姐、姐姐地叫着，用身体护住她。
被激怒的大野警佐揪着小兰子的头发使劲那么一摔。瘦弱的小姑娘的头重重磕在地上，她挣扎着正要爬起来，身后的日本兵用皮靴照着孩子的脸猛踩了一脚，这下子那姑娘“哇”的一下像没气了一样，翻起白眼。
我急了，屋里的“满洲国”警察也不干了。日本兵完全不拿中国人当人。按东北老爷们的做派，这么小的孩子无论她做了什么，都没有人下这么狠的手。这帮日本兵，简直野兽一样。一怒之下，我上去推了一下那个日本中士，用日语吼了他一句。
日本中士见到有人吼他，也变了脸色，在他的眼里大概没有哪个满洲警察敢和日本人动手。他骂了我一句“八嘎”，屋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个日本兵变了脸色，周围的几个“满洲国”警察也围了上来，双方都是马上就要动手的架势。大野警佐还是能沉得住气，他很快控制了局面，马上让骂我的日本兵给我鞠躬道歉。他们一软，我也怕把事情闹大，就都拉住自己的人，互相说了些客气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看到大野警佐那张因为克制而涨红的脸，我知道这个仇算是记下了。大野警佐不是个好惹的人，在被俘的女犯人面前发生了这件事，他一定觉得是丢了大日本帝国的面子。
这么一折腾，医生发现大小姐已经半昏迷了，她双目微睁，额头上的虚汗粘住了头发，像死了一样。小兰子醒了，不停地哭叫，她嘴上流血了，眼睛肿了起来。
那次冲突之后，警队里的日本人对我们客气多了。怎么说呢，当年的“满洲国”，并不像电影或是小说里描绘的那样日本人天天抽伪军耳刮子，天天八嘎牙路。平时日本警察也和“满洲国”警察一起喝酒，开玩笑，也有互相打架的，输了赢了都各打五十大板。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官的都息事宁人，不愿意把这种矛盾对立化。联欢会上日本人也表演节目，和我们互相赠送礼物，报纸每天都在宣扬日满亲善。在警察厅里他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很给中国人面子，因为日本人心里很清楚：在这块土地上，离开中国人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
过了半个小时，女犯人又醒了过来。大野警佐还是不肯放过她，审讯还在继续。这时候任凭大野怎么吼，她就是一声不吭。大野警佐脸上挂不住了，他觉得自己连一个女人都制服不了，很丢人。
那个翻译官劝大小姐半天。她喘着气，缓了一会儿，说：“小兰子是我每月花三块钱伺候我的。和游击队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们现在就放她走。她不走，我一句话也不会和你们说。”
大野警佐没办法，只好把那个叫小兰子的姑娘给放了。晚上，当地的保长过来了。那孩子浑身哆嗦，走不了路。是保长带着人把她背回去的。
到了夜里十点多，女犯人开始发烧，打冷战。随队医生说再审下去，可能今晚都熬不过去。大野警佐彻底失去了继续审下去的耐心，他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终止审问。
……
女犯人高烧不退，第二天只好把她抬上火车，紧急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押送的警察们和犯人差不多一样狼狈，胡子拉碴，浑身脏臭。刚进医院走廊，我就遇上了查病房的冬妮。冬妮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她刚要和我打招呼，就看到身后一帮警察抬着犯人，乱哄哄往里走，我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她不要说话。
我之前都一直在新京上班，从来也没到过冬妮工作的医院，她的同事没有人认识我。我不让她和我打招呼，一是公务在身，二是我觉得在“满洲国”当警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警察里除了一些在警察学校受过专业培训的，好多都是从社会上紧急招来的。那些人鱼龙混杂，品行不端，道德低下的人也混迹其中。从大规模开始剿灭抗联和抓捕政治犯开始，警察的名声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
我在门口不妨碍别人的地方站着。大小姐刚打了退热针，又输了一点血，精神恢复了一些。她死人一样灰白的脸上，有了点血色。冬妮帮她解开衣服，手伸到她的怀里，用听诊器检查她的呼吸。大野警佐通过翻译问她的情况，明明说得一口流利日语的冬妮，却是用中国话来回答大野的问题。她说女犯人得过肺结核病，怪不得这个女人这么清瘦苍白。当年民间管肺结核叫痨病，得了九死一生，好多人还是谈虎色变的。冬妮说从X光片子看，陈旧性的病灶边缘清晰，已经基本钙化了，也就是说不再具有传染性。
大野警佐有狐狸一样的嗅觉，他很敏感地追问她得病的年份，用的什么药治疗，是否在国外（苏联）接受过治疗。他一直怀疑她和红色苏联有联系。女犯人很聪明，说她也就是一年前开始咳嗽，并不严重，吃了一些中药就好了。我知道她在说谎，这个病她至少得了六七年了，看片子也是曾经很严重，她体态的消瘦和这个病也有关系。大野警佐一直在追问，冬妮察觉出日本人可能是需要证明什么，她就都轻描淡写，说这种病也有不经过治疗自愈的可能性，等于在顺着大小姐的口气说。屋里只有我和冬妮这种有医学知识的人心里清楚，别人无从知晓。
过了一会儿外科主任张柏岩来了，带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小护士。那姑娘十六七岁，戴着口罩，露着一双挺漂亮的大眼睛。她身手麻利，一句话也不说。扎针，换药，量体温，测血压，干净利索。干完了活儿就站在医生身后，安静得像消失了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护士小韩，不知为什么就觉得这姑娘和那些同龄的姑娘不太一样。很特别，哪里特别也说不清楚。她的与众不同只是我的一种一闪而过的直觉，还并不足以让人想到日后她会成为哈尔滨轰动一时的人物。
外科张主任让护士小韩重新打开绑带，看到处置过的伤口又有脓液溢出，已经有了臭味。他眉头紧皱，看片子数了一下，说她的左腿有多块碎骨，感染情况非常严重。要想保命，只能锯掉伤腿。女犯人听见了，一下子睁大眼睛说：“我不截肢，你们不能给我截肢！”
大野警佐说你不截肢可能活不过三天。
女犯人很坚决：“马上死我也不截肢。”
大野警佐见她这么坚持，就瞪着眼睛让翻译问她是要命，还是要腿？女犯人挣扎着坐直了身子，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说：“我是个女人，我不要命也要腿！”
她这句话一下子把屋里的人都震住了。是啊，她这么年轻，如果没有了腿，那还是个完整的女人吗？
大野警佐长吁了一口气，戴上帽子走到门口，对她和对医生各说了一半话：“你这才像个女人嘛……她不截肢也可以，是死是活她自己看着办，给她好好治吧。”
……
我从珠河回来的第三天是岳父金兀正的生日，仆人早早准备了大餐。岳父坚持不请外人，弟弟德明去南岗买了一幅俄罗斯油画送给老爷子。海樱一刻也不老实，一直闹着要给姥爷唱歌。她一首接一首地唱，奶声奶气，东拼西接，瞎唱八唱，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学了那么多首歌。
冬妮让仆人打下手，自己亲自下厨给老爷子做了拿手的饭菜，岳父那天也破例喝了几杯。刚开始气氛活跃，冬妮还说要把医院里的小护士介绍给德明当女朋友。我问她是哪一个，她说就是昨天那个给女犯人扎针的护士小韩。她刚从哈尔滨市看护妇养成所毕业，有“眼力见儿”，个子还高挑。现在是见习护士，马上就要转正式员工了。我问她多大，冬妮说刚毕业，十六岁，呼兰人，家里做小生意，还会说俄语。德明低着头半天不作声。我说那姑娘看着不错，你先认识一下呗。德明说太小了，我都快二十七了，给她当爸都够了。冬妮说男人大一点没关系，我和你哥不也差七岁吗？再说那个小韩发育得挺好，要在乡下，早就当妈了。德明说我不喜欢小姑娘，麻烦。冬妮说他死心眼，以后就该后悔了。
冬妮在男女这些事上，比我开放。她也算是受了些东洋教育，思想上属于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新女性。我们家这兄弟两个都比较古板。
不愉快的气氛，忘了是怎么引发的了，好像是岳父问起我怎么和日本兵差点动手的事情。冬妮那天才知道我去珠河是清剿抗日游击队，还经历了战斗。冬妮急了，说这警察不要当了。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竟然去前线打仗。她说你万一有个闪失，这个家怎么办？她开始埋怨她爸爸，说我不应该去当警察，不应该去学什么法医！我连忙说法医是我自己想去学的，和爸爸没有关系。
老岳父看到女儿这么抱怨他，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说他又不是天天去打仗，一个男人要经历一些锤打。他又给我们讲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将来“满洲国”接受强国理念，会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我们这回是赶上一个新国家的崛起了。
我那天喝了点酒，想起一颗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的场景。那颗子弹再往下低五公分，大家今天就给我烧头七了。我也不是为了顶撞老岳父，只是心里这样想着，就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满洲国’并没有让中国人免于奴役！这两年，日本人却在掠夺我们。”
岳父看了看我：“德荣，哪个王朝不是在奴役人民？我们先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让‘满洲国’强大，才有可能从几千年的贫穷和饥饿中解放出来。西洋人靠不住，俄国人也靠不住。除了联合日本，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平时寡言少语的弟弟也开口：“伯父，听哥哥说，您年轻时候也反对过大清，反对过皇帝？”
“当年我也读过马克思的书，也支持过五四运动，后来我的想法变了。国人民智未开，无论是西方的文明，还是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这块土地上的毒药。中国人愚昧了几千年，人民还是需要开明的君主。”岳父一本正经地说。
我说：“是臣民，不是人民。”
换了别人说这话，岳父可能就要生气了。金兀正看着我，身子往后一靠：“臣民，草民和人民有什么不一样？说法不同而已，世界永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冬妮困惑了，说：“爸，那它该是什么样子呢？”
岳父把杯中的酒喝掉，把杯子放在桌上，他停下来，看着弟弟把酒杯倒满，说：“就是不黑不白，不左不右，不好不坏，不偏不倚。它从来不依附于什么伟大的理论。它只遵从于亘古不变的真理。世间万物都在变，唯有人性不变。”
那天一向不爱争论的冬妮，不知道怎么也来了劲。她说：“爸，让德荣去做点别的吧。您知道老百姓背后都怎么骂警察吗？您也别给日本人当什么顾问了，我们只是富裕一点的老百姓，管那些帝王将相的事干什么……”
老爷子把杯子一推，说：“老百姓能知道什么？他们要是明白道理，千百年来就不至于一直受苦。”
生日宴的气氛突变，再聊下去就尴尬了。我转移话题，让海樱接着给姥爷唱歌。可是海樱说她唱够了，不想唱了。就这样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老爷子觉得有些扫兴，他看了看表，站起身说：“今天累了，我要睡了。谢谢你们给我过生日。”
……
大小姐真是个命硬的女人。
她就这样一天天活下来了。在医院里看守犯人是非常枯燥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警察连犯人上厕所都要搬着椅子坐在门口等着，时刻都不能让犯人脱离视线。
“满洲国”没有女警察，警察厅里的女雇员都是打字员或是档案管理员，不在编制，不能配枪也不能穿警服，管理女犯人的也都是男警察。外事股里的警察都推三阻四，谁都不想去看守犯人。警察厅最后确认了大小姐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她的案件涉及外事和防谍，就由警察厅外事股负责看押犯人。
最后派去看守大小姐的几个年轻警察都没结婚，无家无业。这些人里，我比较喜欢小田，人斯文，稳重，能看出眉眼高低。不像董警士，天天冷冰冰的样子，还挺嘚瑟，皮鞋锃亮，腰带上的德国撸子擦得亮亮的，皮带都用什么油保养过，领子永远都是雪白雪白。小董不爱说话，他高傲，见到长官敬礼，表情却冷冷的，有些目中无人。相比之下，田警士比较纯朴，他不只是专拍长官马屁，他对谁都很好，对医生和护士说话都很礼貌。对犯人也是该怎样就怎样，不做过分的事。
警察这个行业干长了，天天遇到的都是坏事，会把人味磨掉，同情心磨掉，会把人的善意一点点消耗干净。在警察厅里，人味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有人味的人不是没有，是不多。这里等级森严，惩罚严厉，长官随意训斥部下，每个人都活得心惊胆战。
警察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这种人在警察厅里不吃香，要不是有老岳父的关系，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我从来没有刑讯过犯人，也不允许部下做过分的事情。在警察厅里做事，心黑手狠才能平步青云，想想我当初想要当神探的想法多么幼稚和滑稽。我和冬妮私下里说过，当医生是给人消除痛苦的，而我们这些警察是专门给人制造痛苦的，这个行当不怎么样。
岳父说乱世要能抓住枪杆子，权势能消灾解难。不要以为当一个平民百姓就能躲避灾祸，灾祸永远是先降临到无权无势的穷人头上……这话他只说对了一半，枪是个两头伤人的东西，不能轻易拿起来，因为只要拿起来了，就不能再轻易放下了。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日本警察来过几次。宪兵先把医护人员都轰走，就在病房里吆五喝六。外科的张主任提出过抗议，他说这是医院，不是审讯室，在医院就要守医院的规矩。犯人也是病人，既然警察厅要给她治伤，那就要停止刑讯，让她按时休息，才能尽快恢复。
那天董警士当班，两个人几句话不投机，就和他戗起来了。小董还骂了张主任，威胁要把人抓起来。事后我问田警士怎么回事？小田怕得罪董警士，支支吾吾地不说。
我说以后没有经过我允许，任何人不能侦讯犯人。田警士说那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我说这是我们的权力，谁来审都要事先经过厅长签字同意。
我叮嘱董警士要对医护人员客气一些。我们来医院是求医生给犯人看病，不是来耍警察老爷的威风。谁要再和医生吹胡子瞪眼睛，我就不客气了。董警士心里不服气，表面也得规规矩矩。我平时很少批评部下，我越不说，他们越怕我。
我回家和岳父说起日本宪兵和警察在病房里审讯犯人的事。有一次他们还拔掉了犯人的针管,在医院里连吼带叫，引起医护人员不满。岳父说我见了涩谷先生和他说说，果然，后来日本人不再来医院骚扰了。通过这事我知道老岳父不只是给日本人当顾问这么简单，他可能深度介入了他们的某种体系。他的权势、财富和在哈尔滨的影响力，不是一个单凭人际关系就能达到的水准，这让我忐忑不安。岳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和日本高官的关系看起来并不只是交情深厚这么简单，他身上总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
金兀正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热血沸腾的反封建战士，是什么样想法让他选择了投靠日本人和“满洲国”？当年郑孝胥、张景惠，甚至包括当年参加过抗日的一些人，最后都做了这样的选择，更让人迷惑不解。金兀正曾是我的恩师，因为冬妮和他变成了一家人，很遗憾我始终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一次。我的思想和阅历还不足以解析他的人生，他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
在医院，警察厅给女犯人化名为“王氏”，怕她泄露身份，却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她。警察们都管她叫“大小姐”，后来就连换药的护士都这么叫她。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冬妮也对大小姐产生了兴趣，在她的生活中，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人。我一下班回家冬妮都要谈起她，她是怎么被抓的，她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冬妮还问我她是不是报纸上说的红枪白马，两手都能使枪。我说你看她那么瘦弱，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别听信报纸上那些胡说八道。冬妮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又问她会不会被枪毙？又说她要死了，她的孩子怎么办？她不害怕吗？她是怎样想的呢？真想有机会和她唠唠。
岳父说你可别给德荣添麻烦，共产党拉拢人有一套。冬妮说：“我才不会被拉拢呢，我害怕，我怕死……我要死了海樱就没妈了。”
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她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一点地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后的指甲锉细细地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她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
她看起来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把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蛤蜊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她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她带。记得冬妮还给她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边城》。
我告诉看押她的警察平时要对她照顾得好一点，防止她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烘烘的小董，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地，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地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她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看押女犯人会有很多麻烦，她洗澡，换药，上厕所，对男看守来说都很不方便，医院就特派了护士小韩来照顾她。因为冬妮说过要把她介绍给弟弟做女朋友，我特别留意了这个小姑娘。她一直戴着口罩，我始终看不全她的五官。从她的身材和眼睛，还有乌黑的头发，看她是个挺顺眼的姑娘。她有些丹凤眼，有时候看起来是单眼皮，有时候又变成了双眼皮，时单时双，目光清冷。不太像只有十六岁的姑娘，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个两三岁。
大小姐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她能下床了就坚持要拄着拐上厕所，每次去一趟都满头大汗地折腾半个小时。走廊尽头有个高级的化妆间，内有抽水马桶是当时很少见的坐便，是专门为大医生和院长主任什么的准备的，患者和一般的医护人员不能使用。化妆间里面有卫生香、消毒巾、手纸、镜子，还有木梳等，还有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医院里别的厕所都是蹲坑，配个有拉绳的水箱。冬妮太爱干净，她很少去外面的公用厕所。男主任或是院长们没那么讲究，冬天从主楼到这里又远又冷，都在对面楼里距离最近的厕所解决了，久而久之这个化妆间就成了女人专用的化妆间，只有冬妮和护士长等几个地位特殊的女人有那化妆间的钥匙。大小姐的情况特殊，小韩那天正好找到了冬妮，冬妮什么话也没说，就把钥匙给了小韩。说平时就放到大小姐那里，谁用谁拿。这样，冬妮每天都和她有短时间的接触，有时候还顺便帮她检查一下身体情况。
年景不好，穷人富人，好人坏人，还是不穷不富，不好不坏的人都高兴不起来。只要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都是受罪的人。那些身在异国的日本警察也是每天阴着脸，抽抽巴巴的样子。窗外明明是晴天，太阳高照，心情却像是阴天。心里不痛快，也会影响天地万物，日月江河。年代苦，人就苦。人一苦，万物皆苦。
每天只有回到家中，见到冬妮和海樱，我才会露出一点笑模样。从前是以为只有坏人才会进局子坐牢，世道坏了以后，坐牢的好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思想犯，都是学生，知识分子。我每次走进警察厅，门口的那幅巨大的皇帝戎装照都让我不想直视。溥仪拄着军刀，戴着眼镜，像他的统治一样苍白而虚弱，我实在不想看见他。
还有那刺眼的日本国旗，上学的时候，我学过些美术，当时觉得日本的国旗简洁到了极致，红与白，圆与方，醒目而且标志性极强。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我怎么看它都不顺眼了，觉得老百姓管它叫膏药旗还真是挺形象。旗还是那个旗，人还是那个人，日语还是那个日语，可是你突然就开始不愿意听，不愿意看，不愿意面对。回家的时候我从来不穿警服，有时候来不及换，下班时就在我开的那辆老道奇车里换掉。
说起私家汽车，整个警察厅除了厅长只有我一个人有。那是岳父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性能很好。我开始在警察厅上班的时候都坐电车或是骑摩托车，后来经常半夜回家，再加上哈尔滨四季分明，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索性开车上下班。警察厅里没有人不知道我的车，董警士半羡慕半开玩笑地问过我：“长官，你家那么趁（东北土话，富有的意思），还当警察干啥？我要像你那么有钱，才不干这又脏又累的活儿。”
“人得干点事儿吧，我学法医的，不干这个还能干哪个？总不能去医院当接生婆吧？”
董警士撇着嘴笑：“要是能接生，我倒是想去，那也比当警察强，管咋的，见多识广啊。”
我说你一个小伙子，咋那么丢人呢，天天脑子里想的净是啥玩意儿？我和小董说话也不客气，他也知道我心里不待见他。他总想和我拉近关系，买烟的时候经常给我带一包，有时候还给我打饭。我给他钱他也不要。过几天，我就送他一支不算便宜的钢笔什么的，算是还他的人情。我对他没有好感，并不全是因为他平时那种耍牛×的样子，我看他心眼蛮多。在警察厅里，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大家心里是有些看不起的。没事儿和日本人套近乎，就是说明你要投机钻营往上爬。小董因为会几句日语，平时爱和那些日本警察打交道。往好里说，他是想学学日语，往坏里说，他就是想巴结那些日本人。
田警士有一次和我说，大野警佐私下里找过他，说看他是个老实人，生活也挺不容易的，除了工资以外每月多给他一些零用钱，让他请大家喝喝酒吃吃饭，送点小礼物，平时和大家多聊聊天，掌握一下大家的思想动态。比如谁最近生活遇到了麻烦，家里有什么事情。还有谁最近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不满的情绪之类。田警士说这不是要我当奸细吗？他又得罪不起日本人，只好说长官钱我不要，事儿我一定照办。田警士还说大野警佐也找过小董，暗示小董是个日本人的眼线……大野警佐的手伸到我的部门来了。他不只是对我的敌意和不信任，是要把钉子钉到我的家门口。他现在主管防谍，正负责监视厅里的警察。
大野不是个蠢货，他一定感受到了我内心的敌意。如果我不是个有些背景的人，说不定他早就对我下手了。
如果不是田警士，我还不知道董警士私下里和日本人勾勾搭搭，背地里竟然监视同事甚至长官。看来，我是要时刻提防着他了。
……
1936年大年三十。
警察厅里除了值班的警察，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医院里也空空荡荡。不知为什么，那年的鞭炮放得很凶。越是穷人家越舍得放鞭炮，街道硝烟弥漫，仿佛置身战场。年景太坏了，每个穷人都想冲刷一下身上的晦气，富人也想改变一下这一年的不如意。整个哈尔滨像被点燃了一样，天空中不断升起火光和巨响，满地都是鞭炮的红色碎屑。
岳父没有跟我们一家人过年，他回奉天去陪姐姐去了。我弟也去了姑姑家。老岳父不在，家里就没人张罗过年的事，我和冬妮都要值班。我是公务在身，冬妮是放不下住院的重患。我们从小都对过年没什么兴趣，都是象征性地贴了对联和福字，家里连鞭炮也不放一挂。昨天冬妮就给仆人们发了红包，都让他们回家过年去了。
年三十半夜守岁，我们一家三口在院里的雪地上站着，看远处别人家在放鞭炮。海樱两只小手捂住耳朵，冬妮抱怨放鞭炮是个民间陋习，说每年年三十，医院都会收到被炸断手指和瞎了眼睛的孩子，外科的值班医生会忙活一宿。就这样我们在雪地里站了半天，每个人嘴里都呼出一团团的白气。远处圣·尼古拉大教堂带着音乐的钟声，一下下敲响，仿佛悠远到岁月的尽头。
海樱穿着厚厚的棉猴，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像只书上画的南极小企鹅。我们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互相拥抱祝福，钟声响起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像预感一样带着些许忐忑缓缓到来。多少年后，我还记得那一下一下的钟声。当时并没有想到不好的事情，只是隐约有一种乱世中的不安和惶恐正像寒冷一样慢慢袭来，它一点点吸走你身上的热量，让你在雪地上不停地来回跺脚。
谁会想到这就是此生我们一家三口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过了午夜，鞭炮声慢慢消停下来。除了远处还有零零星星的爆竹炸响外，整个城市像刚度过蜜月的男人一样，筋疲力尽，无精打采。海樱一直担心自己睡得太早，大年初一早上醒来会变成白眉毛。我把她抱回屋里，看着女儿甜睡的样子，像一只小奶猫蜷成一团。我在那儿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躺在病床上的大小姐，想起她也有个比海樱大不了多少的儿子。
年三十的晚上，大小姐是怎么度过的？孤单的病房，无精打采的看守，半死不活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一个等待死刑判决的女囚犯……
我坐在客厅里抽烟，穿着棉睡衣的冬妮悄悄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也睡不着。她又问起了大小姐，还问她在山上怎么生活。离开丈夫那么久，她有没有和其他男人交往的经历之类的话题……她这些天一直心里放不下这个女人。我在想这也许是女人之间的微妙心态：一个什么都有的女人对一个马上连生命都要失去的另一个女人，会有种本能的怜悯和那种高高在上的关怀。后来我才明白，我把冬妮想简单了。大小姐身上吸引她的，正是那种新女性的东西：独立，平等，自由，以及女性的社会参与权。大小姐抛家舍业，投身抗日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主张和对强权的叛逆。大小姐在珠河一带的贫穷女性中间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乡下那些大字不识的女性，着了魔一样被她吸引。那个年代，女性的地位可想而知。男人都活得像狗一样，何况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受了太多的压迫，男人们并不了解她们，包括家里的亲人，也包括我。七年了，我并不了解冬妮，就像冬妮也并不了解我一样。
好多年后我才慢慢想清楚，冬妮在我眼里的样子，也许并不是她本来的样子，就像眼前这个大小姐。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年纪轻轻放着好日子不过，豁出命来去做一件男人都不敢做的事，她图什么呢？我当时想不明白，冬妮也想不明白。我和冬妮家境都不错，从小没有吃过太多的苦，和大多数浑浑噩噩的人一样，随大流走。娶妻生子，过庸俗日子，有体面和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大小姐，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类。
我越想越睡不着，和冬妮直言要去医院看一眼。田警士和董警士今天值班，连年夜饭都没吃上。我让她帮我把家里的饺子煮了，把那些火腿、里道斯肠什么的，还有那些没怎么动的菜都装在大纸箱里带上。还用提兜装了几瓶啤酒和一瓶女人爱喝的格瓦斯。
于是，我们四个人，三个警察，一个女囚在1936年大年初一凌晨过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春节……
大小姐是个敞亮人，她坐在床上和我们东拉西扯，她不拿我们这些警察当敌人。听说护士小韩也在值班，我问要不要请她一起过来吃东西。董警士说：“算了，她不会来，她烦我们！”
和大小姐聊天很随意，我说听口音你不是江苏人，她说我是哪儿的不重要，是中国人就好了，反正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
我说：“你那么多名字，怎么信你？你真的姓赵，还是姓李？”
“我姓赵，不姓李。”她说。
田警士摇摇头，说：“一看你家里就差不了，有钱吧？”
“对，有钱，八辈子都花不完。”大小姐咯咯地笑起来。
那天董警士拿着瓶啤酒，在病房里晃来晃去。一会儿趴窗子上看看窗外，一会儿停下来活动活动筋骨。他说：“你看我们长官对你多好，给你治病，还陪你过年，你真的不怕死？”
“我怕有什么用呢？怕就不死了吗？”一般的死囚都很忌讳说和“死”有关的话。大小姐完全不介意，像说别人的事一样坦然。不过，她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说什么也不重要了。
董警士看了她一眼，有些揶揄她的意思：“你这条腿也废了，真的放你一马，你能帮我们做点什么呢？”
大小姐吃了口东西说：“是条命就有用，谁活着都有用。我活着可以当护士啊，打针上药，处理伤口这一套全都会了。我可以做负伤警察队的看护妇啊。”
“那你还不得给我们下药？最后我们没被匪徒打死，都被你下药药死了。”董警士说话带着刺儿。
大小姐笑了：“那不会，我不恨你们。你们也是中国人，当差吃饭，我恨你们干什么？”
我拿起杯子对大小姐说：“你一直没给我们添麻烦，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大小姐把茶缸里的格瓦斯喝掉，杯子伸过来让我给她倒半缸啤酒，她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上的泡沫说：“我倒是想添麻烦，腿这样子，想添也添不了啊。我要是腿好了，你们可得看紧点儿。”
她这一番话，把几个人都逗乐了。董警士说：“别介，你要跑了，我们就得替你坐牢啊。”
大小姐说：“那就一块跑嘛。”
闲聊的时候，大小姐什么话都接得住。她就好像压根没把自己当阶下囚，大过年她也不提倒霉事，不抱怨也不颓废。她对我们看不出敌意，也看不出犯人对警察那种不由自主的厌恶和惧怕。时间长了，医护人员和看守都对她不错，她也不给人添麻烦。除了董警士和她有时候叽叽歪歪，没有人难为她。对大小姐来说考验肉体的时候过去了，考验灵魂的时候又要来了，我知道法院开始介入她的案件了。
她是大野警佐上任以来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为此他还向警察厅打了报告，特别加拨了五百元经费，用于支付她住院的费用。日本人为了拉拢大小姐，花了大价钱。
大小姐要上厕所，董警士只好去敲护士值班室的门。过了一会儿，小韩出来了。她还是戴着口罩，头上扎着看护妇的三角巾，还是那么麻利，还是那么公事公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她一进屋，看到屋里我们几个人吃吃喝喝的样子有点吃惊。大小姐说：“对不起小韩，我刚喝多了水，你陪我去一下。”
大小姐要下床了，小韩帮着她掀开被子。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她苍白纤细的两条腿直直地挺在褥子上。伤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伤疤，明显细了一圈，大腿还包着纱布，脚指头是黑紫色的，小腿上都是干裂的皮屑。护士帮她把那条伤腿套上厚裤子，用活动夹板固定住，扶着她下了床。大小姐已经能很熟练地运用拐杖了，护士小韩扶着她慢慢往外走，田警士在后面跟着。一会儿听到走廊里传来一声声拐杖戳在木地板的“空当，空当”声。
我看到她的枕头底下有俄文报纸叫《我们之路》，是哈尔滨流亡的白俄办的。我问董警士怎么回事，他说上星期大野警佐陪民政部特派员过来巡视，她提出要看俄文报纸，是大野警佐特别同意的。我随手翻了翻，上面说的都是苏联的政治动态和哈尔滨俄侨写的怀念祖国的诗歌。这个大小姐果然了不得，大野警佐这样的人也都能对她网开一面，不简单。
大小姐被扶回来了。护士小韩说：“你们一会儿帮着把病房收拾一下吧，我还要去对面楼看看患者，大夫查房看这么乱，该骂我了。”
小韩一走，董警士就说：“这个小×崽子，一天天净事儿。”
外面天寒地冻，屋内温暖如春，四个人很轻松地聊天，你根本看不出这是狼和羊的聚会，没有人能知道这三男一女，是警察和女死囚的关系。我们四个有说有笑，像是同乡聚会，又像是“最后的晚餐”。灯光下，大小姐坐在病床上，披着衣服，目光清澈，额头发亮，她说话的声音和温文尔雅的仪态，瞬间把周围的人变成荒腔走板的配角。田警士仰着脸，像男学生崇拜女老师一样露出了愚蠢的表情。董警士虽然一副牛皮哄哄的样子，竟也露怯般地眼神闪躲，在大小姐面前露出一丝不自在的尴尬。这真是个女巫一样的女人啊，她身上真的有股魔力。
1936年的大年初一是个诡异的开始，在这一天，我们这四个人的命运即将掀起波澜。一个血洒北疆，一个锒铛入狱，一个亡命天涯，还有一个后来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最后也命绝法场。这四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过了个不同寻常的春节。那是1936年1月24日，星期五。
……
那一年的春天是空着手来的。
春天没有带来任何生机，连一点绿意都不肯施舍给大地。这几年松花江大水的阴霾还在人们心头没有退去，今年的坏年头就又龇牙咧嘴地登场了。北满这个地方很奇怪，丰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接一个，灾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接一个。1935和1936两个不祥的年份就这么自然地连接到了一起，中间连个逗号都没有。池塘、河道干涸，水井枯竭，大地裂开一条条巨大的口子，天象不好，血月凄凉。去年秋天那场巨大的龙卷风，把关东军的卡车都给掀翻了，半吨重的大油桶都被抛到了几公里之外。
年景不好的时候，谣言也多，每个人都活得胆战心惊。全家只有岳父一个人活得虎虎生风，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股劲头。他经常往新京跑，他和几个月后上任的总理大臣张景惠关系不错，出席过东条英机的宴会，还有一张和溥仪皇帝的合影。没多久，在金公馆的院墙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一行字：大汉奸金兀正！杀！我趁岳父没回来赶紧派人擦掉了。冬妮看到了，吓得浑身突突，她和仆人叮嘱千万不要对老爷子说。我倒是想让他知道这些，老爷子和日本人走得那么近，或许会给家里带来灾祸。
岳父对我也蛮失望的，他觉得我不上进，和我闲聊的时候都越来越少。家里他只喜欢海樱，教孩子写字，领着她去外面溜达，带着手枪的保镖不远不近地跟在爷孙俩的身后。他还经常带孩子去“花子房”也就是慈善院救济穷人，捐款人留孩子的名字。岳父还是挺慷慨的，对家里的仆人也很好。他和横滨正金银行还有朝鲜银行合作，涉及外汇、证券、金融领域的一些项目，还参与直通巴黎的外贸行业。老百姓管这叫“挣俏钱的”，岳父确实是个有本事的人，生意上的事我听都听不懂。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到了春天，最早开的是院子里的朝鲜丁香。它们淡雅地开放，接下来是满城满街的暴马丁香，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那年的丁香感觉比平时晚了半个月，直到六月才满城灿烂。
那件震惊哈尔滨的大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冬妮和我说大小姐真是个奇人，她那么瘦弱的身体，竟然有那么强的康复能力。她的伤口全部愈合了不说，原来二十几处骨折竟然全都长上了。胳膊恢复得完全看不出来受伤，腿也能弯曲和伸直，放掉拐杖还能站起来。她每天都按医生告诉的方式锻炼。肌肉和跟腱力的恢复，堪称医学奇迹。冬妮说张柏岩主任在她身上下了大功夫，她的肺功能也恢复了，人比刚被捕的时候胖了许多。住院能把人住胖了，当年她在深山老林里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就不知道了。
半年多的时间里，冬妮每次去化妆间都要到大小姐病房里取钥匙，因为总和大小姐说话，还被董警士教训过。冬妮说你们那个姓董的警察太膈应人了，我和小韩都烦死他了，天天找我们茬儿，你赶紧把他调走吧，看他那牛皮哄哄的样子都想吐。我说他是看守嘛，干的就是让人讨厌的活儿，再说他也不知道你是我太太。
我对冬妮说这些人里大概只有一个人知道你是我太太。这个人就是大小姐。冬妮不信，说整个医院都不会有人知道。我和她讲大小姐很聪明，有一次和我聊天的时候，感觉她知道我们是一家人。说起来具体也不是因为哪句话，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也许一家人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相似之处，自己感觉不到而已。半年多的时间，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或是不经意的言谈，或是说话的口气让她捕捉到了什么。也可能是冬妮带给她的好多本小说后面有“购于某年某月某地”的字样，或是不经意的签名之类。总之，她似乎发现了我和冬妮之间的某种关联……她可是个有灵通的女人。
我提醒冬妮，不要认为你医院里的同事都不知道，人家也可能就是不愿意戳破，假装不知道而已。人要想隐瞒一种关系是很难的。天长日久，总会有聪明人捕捉到蛛丝马迹。
我和冬妮开玩笑说：“也可能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你是我老婆，只有我们俩还不知道而已……”
就在和冬妮聊起大小姐康复情况的那天下午，哈尔滨地方法院的法官来到警察厅，说下个月初就要开始审判她的案件了。我问了法官她这种情况会怎么判，法官朝我笑了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这半年来，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还经常梦到刑场和坟地。我每天夜里很晚回来，为了不打扰冬妮和孩子，经常一个人到书房的小床上去睡。我和冬妮结婚七年了，再也不会像年轻谈恋爱的时候那么激情澎湃，有了孩子后，感觉她也没那么黏着我了。我小心翼翼地说怕影响她睡觉，提出分房睡。本以为她会不高兴，没想到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好像还松了口气一样。这样挺好，老天看不惯人总过好日子。如果一对夫妻过得太好，每天都如胶似漆，激情永不停歇的话，那么生别死离就要来了。
我想去和大小姐谈一次，让她做个样子与我们合作，先把命保下来再说嘛。她被捕半年了，不会再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她只是做个姿态就可以先过生死关。我和老岳父聊起过她，说这个女人这么死掉就太可惜了。老岳父说你要是能说服她在报上公开脱离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共产党，日本人为了达到宣传王道乐土和日满亲善的目的，是极有可能拿她当个样板的。如果能说通，他就去找涩谷先生，日本人白忙了这么长时间，能劝降她也算一个功劳。何况一个女人也没有什么直接参与杀人放火的事情，要涩谷这个级别的人说句话，留一条命是没有问题的。
那年月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混吃等死。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后，开始加强“治安肃正”，东北抗日武装损失惨重，人们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当年没有人认为日本人会失败。他们太强大了，连俄国人都打不过他们。就连我这样关心世界大势的读书人，也根本不会想到九年后，满洲帝国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崩溃。
我那天去医院找大小姐的时候，刚刚下过一阵雨，雨过天晴，天上挂着两道彩虹，路上的行人都纷纷停下脚步对着天空指指点点。这应该是个好兆头吧？我想。
我上了二楼，看到病房里空着，门口的桌上还放着顶警察帽子。我想大小姐可能去查病或是上厕所了，就在屋里站了一下。大小姐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玻璃瓶子，上面插着几枝丁香花，一走过去就能闻到淡淡的香气。桌上还放着一个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原来是朵真的丁香花。细看这朵花不太一样，我查了查，竟然是一朵神奇的九瓣丁香。我把它拿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五瓣丁香也叫许愿花，谁找到了，许个愿，那个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小时候我们有时候在丁香丛下面转悠半天，也找不到一只五瓣丁香。这回在大小姐的房间里，竟看到一朵九瓣丁香，太不可思议了。
我听到身后传来声音，护士小韩走了进来，她说：“千万别弄坏了啊，那个是我今天早上在园子里找到的。”
我看了看她，小韩很担心，生怕我把花瓣弄掉了的样子。我把花瓣重新放回到那个手帕上。她的担心让我有些尴尬。我指着病床顺口说：“她人呢？”
“大小姐在花园里练走路呢。”
我走到窗前，带着铁栅栏的窗子打开着。楼下不远处，大小姐拄着双拐一个人在练走路。她看来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不时腾出手来捋一下头发。她比刚被抓进来的时候头发长了很多，乌黑乌黑的。听说伤刚好一点儿，她就坚持要洗头。张主任不让她洗，说感冒了不得了，她不听劝特别固执。护士小韩被说动了，和田警士商量后，偷着给她洗了一次头。我听说后问她躺在床上怎么洗？小田说护士小韩让她躺在床边上，搬了个板凳让她仰脸朝天，抱着她的头一点点给她用肥皂把头发都洗了几遍。换了五六盆热水。
因为洗头董警士还和小韩吵了一架，他嘴特别损，和小韩说你对你妈都没这么孝顺过吧？小韩和他嚷了起来，两个人结下了梁子，小韩看到董警士一句话也不说，有什么事只跟田警士说。田警士也开始讨厌董警士了，背后也和我拐弯抹角地说一些董警士的坏话。男人之间的小九九，并不比女人少……
小花园里没有什么人，小田无聊地坐在花园门口附近的长条椅上，衣帽整齐。董警士没戴帽子，敞着怀儿，半靠在一棵树上，懒洋洋的表情。平时值班都是白天一个人，晚上两个人。从几天前开始，变成了白班也要两个人看守，这对囚犯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我在窗前隔着铁栏看到大小姐，每次她朝前挪拐的时候，身子要轻轻扭一下，很熟练。她那只伤脚已经能够朝前移动，并能吃住力了。伤腿明显短了一些，拄拐走的时候要踮一下脚。她一点点挪到丁香花丛间，在那里仔细端详着，闻着，她也许是在找幸运花吧？
花园的大门口传来声音。两个穿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门口的小田站起身来朝他们行礼。我把脸凑到铁栏上想看清这两位不速之客。大小姐也回头看见了他们，那个矮壮的男人像日本人见面时那样点了一下头。我才看清他原来是穿了便装的大野警佐。他身边那个是翻译官，我吓了一跳，身子下意识地朝后缩了一下，没想到大野警佐这时候来了。他来干什么？今天还破例穿了套浅色的西装。
大小姐被捕的时候，大野警佐用马鞭戳过她胳膊上的伤口。大小姐最恨的人应该就是他，可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大野可能是没穿警服的原因，变得客客气气，点头哈腰。他和大小姐说着什么，两个还坐在了长椅上。大小姐把拐架在椅子上，两个人在那里聊天，远远一看，像两个很久没见面的老熟人。
我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看到她旁边的翻译官站着，毕恭毕敬。董警士系好了衣服扣子，和小田站在不远处，小心翼翼。我真想下楼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是什么话题让他们聊得这么心平气和？这么想着，我不知怎么就在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着了，刚抽了两口，护士小韩就跑了进来，说：“先生，别在这里抽烟！”
我掐灭了烟头，没说什么，心里很懊恼。我难道不清楚自己不应该在医院的病房里抽烟吗？我是怎么了？这样被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不客气地敲打，真是自找没趣。我移步到走廊，在值班警的椅子上坐下。看到小韩进进出出换掉了床单和枕套。我心想这是个挺厉害又能干的小姑娘，弟弟德明倒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媳妇。
我没话找话：“小姑娘，你家是不是在呼兰？”
她看也不看我,反过来问：“你们警察什么都知道啊？”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在走廊里尴尬地坐了半个小时，看到太阳都有点偏西了，还是没见到大小姐他们回来。我就又推门回到病房，向窗外望去，大野和翻译官已经走了，只有大小姐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疲倦的样子。田警士在一个单杠上做引体向上，小董靠在边上看。他们一定是受够了病房里的来苏味儿，想在外面多待一会儿透透气。
我下楼到了花园里，田警士迎了上来，和我说大野警佐刚才来了。他说大野劝了大小姐半天，让她写个悔过书，大小姐没有同意。
我对田警士说我想单独和她谈一谈。我走过去坐在大小姐身边，她朝我点了下头。大小姐脸色不好，应该是预感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下午时候在花园里闭着眼睛闻花的那种精神头没有了，眼神里隐约流露着沮丧。我说：“我和你打了半年多交道了，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她看了看我：“你说吧。”
我把平时想说不敢说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无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作为同胞我想让你活下来。你得先活下来以后才有机会。你被捕已经半年了，你现在交代什么，事实上对山上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坏处了。你胡乱编造一些情报，写个悔过书，先把这一关过去……”
大小姐看着我，眼睛一眨一眨，我的话让她既相信，又怀疑。从她脸上瞬间的表情来看，我的诚恳还是打动了她。
那天我就像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样和她说：“哪怕你将来有机会再上山呢……你知道我这样和你讲话，警察厅要是知道了，也是反满抗日的罪。”
大小姐低着头不说话。
我着急了，说：“我知道刚才大野警佐也劝过你，他和我不一样，我是中国人，我是你的同胞，他是想劝你投降，我是想让你活命。”
大小姐抬起头，还是那么慢条斯理：“第一次见你面，就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我信你！”
我听了她的话，心头一热。这些话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那也是会给自己惹来牢狱之灾的。
大小姐脸色发灰，她不时地看我一眼，看得我心里发毛，好像要把我琢磨透了一样。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都一句话没说。我在抽烟，她在想事，田警士和董警士在远远地站着。大小姐说她在山上的时候也抽烟，因为夏天的时候山里到处都是蚊子。我给了她一根，帮她点着了。她抽了一口，呛着了，咳嗽起来。大小姐应该还是不会抽烟。
我说：“下月初，你的案子会被转移到地方法院。那时候想帮你也帮不了了。你要能答应，我帮你拖延一点时间。晚上你朝他们要笔和纸，想想怎么去措辞写一个悔过书，不用长，几百字都行。”
她考虑了半天，用手把木拐拿起来说：“好，你容我再想两天。”
我放低声音说：“你可以编点假的，没有人会知道。”
大小姐看着我，突然低声说：“别说了，他们过来了。”
我假装不经意地稍稍扭一下头，用眼睛的余光一看，董警士正朝这边走来。他催我们上楼，说一会儿主治医生要来查房了。
大小姐费力地拿着拐站了起来，身子晃了晃，我扶了她一下，帮她站起来。董警士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熟练而吃力地一点一点挪动，朝小楼走去。木拐发出的声音充满了无奈和不甘心，一下，一下，笨拙的木拐承载和移动着一个执拗的灵魂，慢慢走进那个灰色的囚笼。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6年第2期）
原刊责编：谭广超
本刊责编：梁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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