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周飞强
近些年，同事刘元玺老师编的一系列丛书，都是以文字考证非常细致，装帧版式特别考究，而令人交口称赞的。
中国美术学院师道丛刊
许江 主编
《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
刘元玺 编
2025年12月版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新近出版的《国立艺专函札》除了延续上述两个突出优点外，更觉有意外之喜。比如，其中潘天寿致学生郝石林的信札手迹赫然在列，而这是我一直寻而不得的。尽管三封函札中有两封是原稿的复印扫描件，但其研究价值实与真件无大异。信中文字所传递的师道尊严俨然引人侧目，且画家的毛笔也在尺牍的笔尖使转中如心性流淌，似也有一股温情存乎其间。这大概也是这本书甫一问世，即引得一片叫好的缘由。另有一点，则是它做到了所谓的“有图有真相”；换句话说，这本书让我们以往读到的一些文字找到了出处。
1943年的潘天寿先生（图片来源：《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
郝石林的《缅怀恩师潘天寿先生》（《潘天寿研究》，1986年版）中能读到：
1943年5月末，有长信更具体地教导我治学之道说：“治学一勤勉，二终身不辍，三志趣宜高远，四着眼须空阔，五虚心以求多见多闻，六有独立精神而不依赖，七做人态度要乐观向前。”
1943年5月31日《潘天寿致郝石林》手札复制件（图片来源：《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
对照本书所收原札，便可知郝氏所录不差，仅“依赖”应为“倚赖”，“乐观”则为“快乐”，然实不害文意。文中述及此信系年于1943年，而非信旁郝氏自己又误记的1944年，这与编者所下的判断也是吻合的，“当为记忆偏差”。其实，另有不少明确的材料可证潘天寿等人1944年5月已离浙赴渝。比如此年5月16日的《宁波日报》即有《英大艺术教授潘天寿 任中央艺术学院院长》的报道，指其“业于周前首途赴渝履新”。6月20日的《贵州日报》亦有《艺专校长潘天寿抵筑》的新闻，“闻若时间许可，将应此地友好之请，举行画展”。
1941年7月25日《潘天寿致新制国画组全体同学》手札（图片来源：《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
“潘天寿致国立艺专新制国画组全体同学”一札，郝石林也标注有“此系四二年复我信之一”，编者据信封上的收寄邮戳，更此信为“1941年7月25日”所写，亦是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令人信服。尽管不排除因战乱引起的各种不确定性造成隔一年才送达他手的情况，但郝石林显然对潘先生离开国立艺专的年份确也有记忆偏差。前面已及的文章中，他就写道“于1942年初寿师终于向教育部请假离校东归了”。但实际上，1941年1月7日《大公报》载有“教部核定离校进修教授人选”，潘天寿即在列，理由是“赴皖浙研究国画并写生”。同年2月16日的《贵州日报》刊有潘天寿一幅“岁寒始见后凋姿。三十年腊梅开候写渝筑道上所见”的苍松图。“士林研弟鉴可”上款的一帧《兰竹图》，也是潘先生临别赠送郝石林的，即作于“三十年盛寒”，也就是大约1941年初。
潘天寿 苍松图 载1941年2月16日《贵州日报》（图片来源：周飞强）
潘天寿 兰竹图 64.9×37.4cm 纸本水墨 1941年（图片来源：《潘天寿全集》）
1944年，国立艺专新制（五年制）国画组毕业同学留影，前排左起刘晓峰（鲁生）、傅本娴、张毓人，后排左起郝士林（石林）、刘如阜、萧涵芬（图片来源：《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
关于这个年份，研究者们基本上是无疑义的，但这也再次提示我们，当事者本人的忆述在时间节点等各方面，都有可能存有偏差，研究中需甄别；而像画作、日记、信札等一手材料，就相对可靠得多，然亦需多方互证。最近新见潘天寿纪念馆公众号推文亦展示了一份潘天寿致老师姜丹书的函札，从收信邮戳日期也可推知此信写于“1939年2月26日”，亦知其1938年约年底护送妻子从沅陵返缙云后，并非像以往所说“随即又绕道河内至昆明”，而是“迟迟西上”，恐要在1939年三四月间才启程赶赴昆明。由此可知，以往的研究中很多都太简单化了。而1941年这次东下三年多，又“迟迟西上”，从本书所收三札更可读出很多细节，其中诸如个人身体状况、国立艺专人事变迁，及他已任职于东南联合大学以致后来的英士大学，实属身不由己。纵如此，依然“去春以同学等盛意，趁便车西上，不料至上饶以病折回，殊非寿意想所及，其原因实身体不耐长途跋涉耳”。《诸乐三年谱》（简编）中，见有潘天寿致诸乐三一珍贵函札，编者依诸乐三儿子诸涵的文字而系年于1939年，我一直对此存有疑问，因此札中潘先生多写了一句吴茀之还在“福建永安下岭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这个时间段或应在1941至1944年间；赖有本书中潘致郝的信札，我觉得1942年春所写的可能就更大。即这趟西上国立艺专，潘天寿想叫诸乐三一起，终因身体问题而中途折回。
1939年2月26日《潘天寿致姜丹书》手札（图片来源：姜丹书家属）
《潘天寿致诸乐三》手札（图片来源：诸乐三家属）
实话说，从书中所收的潘天寿这三封函札中，我们能约略读出潘天寿对学校人事纠葛的一种无奈，国立艺专也并非纯粹的象牙之塔，但先生对于教育的赤诚是始终如一的。他曾说的“我这辈子是一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绝非谦辞，更多是对事实的陈述。正如其致郝石林第二札所言，“原教育事业为一负责最重、事实最苦之事业，寿决不愿与任何人争挤”“‘重庆方面，极盼寿上去’，寿辞以‘身体差，暂留英大教学’。盖寿非无机会与人争挤，实不愿与人争挤耳”。这也正如书内印的潘先生给郝石林的毕业赠言“品格不高，落墨无法”一样，在潘天寿那里，为人和从艺是一体的。
1943年9月12日《潘天寿致郝石林》手札复制件（图片来源：《国立艺专函札·第一辑》）
而我们从本书所录这些信中，还可读到潘天寿对于绘事的谦恭态度，即“画学原为深湛之学术，实为吾辈终身事业，决不可期完成于二三寒暑也”。这显然不单是对学生的教导，也是潘先生对自己的毕生要求。从郝石林文章中，还知两人书信往还并不止于此，“有次他复了我长信，除用小字注明怎样用刀法和布白，还明确告诉我说：‘治印应先从秦汉印入手，再参以邓完白、赵悲厂诸家。即先求平实，再求奇险……’。”此叙述当亦可信。在《九十自述——郝石林从艺七十五周年回忆录》中，还可知潘天寿给他的小楷《醴泉铭》习作眉批曰：
大字注意庄重，小楷注意流畅，吾弟小楷取贴为《醴泉铭》，自芷正当。惟欧书过于方正易流板刻，此点，对于作小楷须特别注意耳。
又顾字方正，字与字间，每不易得连络之气机。吾弟以后可多注意此点。
又对其《爨宝子碑》临本作批语：“晋爨宝子碑，累于两汉北魏之间。然其用笔亦变圆为方，有暇还希望吾弟从事汉碑也。”这些片言只语，也显出潘天寿对于画学一门的全方位造诣。而这种润物无声的点点滴滴，也可以从潘天寿致秦惠亭、苏东天、张茂荣等人的存札中得窥一二，实际上潘先生给学生及书画爱好者们的信肯定会比如今所见的要多得多，从中也见出一位艺苑老园丁的诲人不倦。
从20世纪40年代左右的这些毛笔手札中，我们还能领略潘天寿行书的风神。其单字的用笔结体总体师黄石斋，多用逆笔侧锋，行以中锋，线条瘦劲中不失圆润，章法上没有书写条幅时那般的欹斜正侧、跌宕起伏，而是映带使转自自在在。到了晚年用硬笔写信时，其字又有一变，给人以繁华落尽，平淡天真之感。这大概也是名家尺牍如今日益受人重视的原因，除了有史料，还有书法字迹的温度，更让人有对纸质书写逝去不再来的一种慨叹。而这或许正是《国立艺专函札》这一“师道丛刊”的最终意义，其本质上，是要追忆师道的尊严，而这恰恰是不能丢弃的教育的核心要义。
1962年5月2日《潘天寿致苏东天》手札（图片来源：《苏东天画集》）
刘元玺老师编的《湖山志》系列丛书或许同样如此。他所收集的一批文章、讲课稿、图版、照片等，已然成为潘天寿等研究的重镇，其后续的成果，也就无比令人期待。
（本文作者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