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代由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引领进入哲学门的后辈学人。《哲学通论》是我在读研究生时的哲学教材。换言之，在我开始尝试以研究的姿态来面对作为一个学科的哲学研究之际，孙正聿教授的哲学观就已成为了我进行哲学思考的有效路径。在正式进入学术界之后，借助于各种不同的学术会议的机会，我也有幸能够得到孙（正聿）老师多次耳提面命的指点与教诲，从而更 加折服于孙老师所倡导的富有时代感和问题意识的哲学研究路径，并也因此在自己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中加以自觉运用，其间也收获了很多的研究心得。
近年来，伴随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诸多新的资本形态）以及新技术的巨大转变，孙老师所特有的方法论自觉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当中，更加彰显了其特有的理论力量。在我看来，这一方法论自觉的核心内核或可概括如下：哲学研究之基本路径应致力于用概念“凝练”时代问题，用理论“活化”现实关怀。
这一富有原则高度的方法论概括虽看似抽象，但却成为我一直以来学习和理解孙老师之著述的有效入境。近年来，孙老师更是通过他对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诸如AI等人工智能新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展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建设的具体研究，让这一“用概念‘凝练’时代问题，用理论‘活化’现实关怀”的研究方法有了现实可行的理论抓手，并为如我一般后辈学人的哲学研究作出了理论示范。
借此机会，我将着重围绕孙老师2025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第六期的《人何为“类”》的文章为例，谈一点我对于孙老师的这一哲学方法论的学习体会。
一、 哲学的基本任务：“概念化”时代问题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是书斋里的智力游戏，而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切回响与理性自觉。黑格尔以“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来定义哲学，马克思则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精华”表达了相同的哲学观。孙老师则在继承了这一源自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这一哲学研究具体化为“时代问题的‘概念化’”。这一研究路径，在我看来，让哲学终于获得了一种如何从对“天国的批判”向“人间的批判”转变的现实性。
在发表于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一文中，孙老师从理论根基上系统阐述了“概念化”何以可能及其重大意义。他指出，概念并非孤立的名称，而是人类思维把握世界、构筑世界图景、规范自身理解与行为的基本形式。概念的演进史，就是人类认识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阶梯。而“原创性概念”的实质，在于实现“术语的革命”，即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当这种“原创性概念”不仅揭示了新的规律，而且集中、凝练地体现了一种知识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成为照亮整个概念系统的“普照的光”和“活的灵魂”时，它就升华为“标识性概念”。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其核心工程正是提炼这样的原创性与标识性概念。
一种真正富有理论力量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回应最新的时代问题，当下以加速的方式推进的人工智能，成为了哲学学人无法逃避的时代课题。但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来反思这一特殊的技术问题，既是一个时代大难题，同时也是一个提炼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的有效实践之地。
面对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全球性震撼与深层焦虑——它究竟是工具、伙伴，还是潜在的“另类”存在？它将对人的本质、人类文明走向产生何种颠覆性影响？——孙正聿教授没有停留在现象描述或技术伦理的浅层讨论，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命题：“人是类存在物”。他以《人何以为“类”》这篇力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式和命题来回应新的时代课题，示范了如何将一个炙热的时代课题，淬炼为一个冷峻而深刻的哲学概念体系，并通过概念的逻辑运动，实现对时代精神的“思想中把握”。
二、 核心概念的激活与重构：“类存在物”作为时代分析的“普照的光”
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前所未有的“人造物”，选择从哪个“概念”切入进行哲学反思，至关重要。孙正聿教授的选择极具战略性和穿透力：他重新激活并深度重构了马克思的“人是类存在物”这一命题。这一选择本身，就体现了其“概念化”方法的第一步：为时代课题寻找并确立一个具有根本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
在孙正聿教授看来，“类存在物”中的“类”，绝非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类别”，而是人之为人的独特规定性，是使人从根本上与万物区别开来的“类特性”。这个概念的巨大理论优势在于：
1. 根本性：它直指人的存在论根基，关乎“人何以为人”这一永恒又常新的哲学元问题。
2. 关系性：“类”的规定性并非孤立自存，必须在与其他“存在物”的相互规定、相互区别中才能澄明。这为系统性地分析人工智能提供了完美的概念框架。
3. 历史性与文明性：“类存在物”的生命活动创造了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文明。因此，对人的反思必然导向对文明的反思。
孙正聿教授将“类存在物”置于当代语境下，使其承载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类存在物”的参照系发生了革命性扩展：从传统的与“自然物”“动物”的区别，急剧延伸到与自身创造的、似乎具有某种“类能力”的“人工智能”的对照与紧张关系中。于是，“人何以为‘类’”这个古老问题，在AI时代被赋予了迫切的、关乎人类自身命运的新思想内涵：在可能出现的“非人”的“类存在物”面前，人类的“类特性”究竟何在？人类文明的独特性与未来又在哪里？
由此，“类存在物”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哲学定义，而成为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分析枢纽。孙正聿教授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四重“互反规定”的概念演进逻辑，宛如一个精密的哲学透镜，层层递进地透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深层矛盾。
三、 概念的逻辑展开：四重“互反规定”中的时代精神透视
《人何以为“类”》一文的主体结构，清晰地展现了孙正聿教授如何运用“概念化”方法，让一个核心概念在与其他概念的逻辑关系中，自行展开为对时代课题的系统分析。体现出了一个富有体系性的哲学所特有的“全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第一重规定：“类存在物”与“自然物”——确立人类文明的自然根基与超自然使命。 孙正聿教授首先将人类放回自然演化的长河，承认人类源于自然、是“没什么特别的动物”。这确立了反思的唯物主义起点。然而，笔锋随即转向“类存在物”的“超自然性”：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历史”与“文明”。这一双重规定立刻引出了AI时代的核心张力：一方面，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人类凭借其“超自然”的创造能力，已造出了可能“另创新局”的AI。在这里，“自然”与“超自然”的矛盾，被具体化为“人类文明”与“可能颠覆人类文明的AI”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孙正聿教授由此提出时代课题：如何在发展AI的同时，确保其服务于（而非颠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便将技术发展问题，提升到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哲学高度。
第二重规定：“类存在物”与“动物”——澄明“类特性”的本质即“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是界定“类”的关键一步。孙正聿教授紧扣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动物与生命活动直接同一，而人则能将自身生命活动作为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这种“自我意识”和“对象性”活动，使人构成了“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世界，并创造了文明。与此相比，AI无论多么智能，其“现状”尚是依据数据和算法进行的“计算”与“重组”，缺乏基于生命体验的“自我意识”、“悟觉”和“转识成智”的实践智慧。因此，当前的AI尚不是“类存在物”。然而，这一规定也尖锐地提出了未来的“可能性”问题：如果AI获得“自我意识”呢？通过对“动物性”与“类特性”的辨析，孙正聿教授既划清了当前AI与人的本质界限，又为思考AI的终极形态和潜在风险预留了严肃的哲学空间。
第三重规定：“类存在物”与“人造物”——揭示人类活动的“美的规律”与文明的历史性。 “人造物”是“类存在物”对象化活动的直接成果。孙正聿教授在此注入了丰富的文明内涵。他特别强调，人的生产不仅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更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里的“美”，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融合，是满足人的全面本质需求、通向“美好生活”的深层规律。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造物”的积淀史，一部“感性世界”的创造史。AI作为最革命性的“人造物”，其意义必须放在这一历史尺度中衡量：它是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美好生活”，还是可能异化为一种脱离人的审美与价值、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的力量？这一规定，将对AI的评判标准，从单纯的技术效能，深化为是否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的“美的规律”这一价值尺度。
第四重规定：“类存在物”与“人工智能”——聚焦时代的核心挑战与文明抉择。 这是前三重规定的综合与时代聚焦。孙正聿教授全面分析了AI的“现实”（现状、研发、应用、竞争）与“可能”（极限、风险）。他深刻指出，AI已成为当代“新质生产力”的测量器、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和历史发展的加速器。然而，比技术问题更根本的，是“人的自我革命”问题。AI的终极挑战在于，它迫使人类必须回答：在拥有如此巨大力量的时代，人类如何“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孙正聿教授引用中国学者的智慧，强调这需要一种根本的哲学范畴：“标准与选择”。在AI时代，这个标准就是“以人为本”，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的技术发展、安全控制和公平应用，都必须以此为标准进行抉择。
通过这四重环环相扣的“互反规定”，孙正聿教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概念辩证运动。他从一个核心概念（“类存在物”）出发，通过引入一系列相关概念（自然物、动物、人造物、人工智能）并与之进行逻辑对话，让概念的内涵在矛盾与统一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具体化，最终让“时代的面貌”——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存在论挑战、文明论危机及其出路——在概念的逻辑网络中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不是用哲学套解现实，而是让哲学概念在咀嚼现实的过程中，自身生长为把握时代的思想体系。
四、 思想“活化“现实：从“概念化”分析到“文明新形态”的创建
孙正聿教授的“概念化”工作，其最终目的绝非构建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用思想活化现实”，为时代的实践提供方向与智慧。在《人何以为“类”》的结论部分，这一指向尤为鲜明。
通过对“类存在物”与“人工智能”互反规定的深刻分析，时代的核心问题被凝练并提升为如下概念的实质性内涵：
1.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在AI冲击下，人类为保存和发展自身“类特性”、避免文明异化而必须进行的主动创造。它内涵着物质、精神、社会、制度、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2.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AI全球竞争带来的分裂风险，这个概念成为应对挑战的“根本之道”。它强调，在“类存在物”的层面，人类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必须超越零和博弈，在合作共赢中发展AI，确保其造福全人类。
3. “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这是一个充满中国哲学智慧的实践性概念。它强调，人类的“类特性”最高体现，不是盲目地征服与控制，而是在深刻认知（包括对AI和自身的认知）基础上的审慎判断、理性选择和自我约束。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和单纯技术逻辑的根本所在。
这些从时代分析中淬炼出的概念，又反过来成为照亮未来道路的“标识性概念”。它们共同标识了一种面对AI时代的、具有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中国方案与哲学立场：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美好生活为终极标准。孙正聿教授由此将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讨论，彻底锚定在“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宏大的历史实践主题上。哲学的思想力量，在此转化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实践智慧。
通过对《人何以为“类”》一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孙正聿教授如何践行其“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哲学属性。面对人工智能这一最新的时代课题，如何运用活化现实的哲学方法，完成对这一现实问题的概念化层面的哲学表达：首先，精准捕捉并提升“时代性问题”。他将公众对AI的惊奇、焦虑和憧憬，提升为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类文明命运”的哲学元问题。其次，创造性激活与重构“标识性概念”。他选择“类存在物”这一经典命题作为分析原点，并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透视AI时代的“普照的光”。再次，运用辩证逻辑展开“概念化”分析。通过四重“互反规定”的严密逻辑推演，让概念在相互关系中自行展开，层层剥开时代课题的复杂内核，实现了“思想中对时代的把握”。最终，凝练时代精神为新的“原创性概念”的实质性内涵，并指向文明的实践创造。分析的结果，凝结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强大实践导向的概念，完成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转变。
孙老师的这篇文章启示我们，真正的哲学关怀，不在于追逐新奇的术语，而在于能否运用深厚的理论思维，将时代深处的“躁动”与“困惑”，淬炼为清晰、深刻、具有逻辑力量的概念体系，并以这些概念为罗盘，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人类文明的“行止进退”提供理性的判断与高远的理想。这正是哲学在人工智能时代，乃至在任何变革时代，不可替代的崇高价值。他的工作，本身就是“将时代凝练为概念，用思想活化现实”这一哲学使命的当代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