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很多朋友知道，我近几年一直在读五代十国史，于是有人问我：《太平年》热播，怎么也不写点什么？其实电视剧播出的这十几天，我正忙着给自己写五代十国的一本新书收尾，现在只差一篇序了。
这本书从构思、写作到今天，断断续续差不多两年。我选取了这一时期十几个不同身份的人物，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大名鼎鼎，有的则默默无闻，书中借助传世史料、出土墓志和现代研究，还原了他们的人生细节，力求将乱世中人的生存法则展示给大家。这本书有可能就叫《莫作乱离人》。
以下摘录书中三个人物的结局，以显乱世中无论百姓、大臣，还是皇帝，一切都归无常。身处乱世，求生有术之外，尚需命运垂青，才能得一善终。
石重贵的长寿
石重贵是“儿皇帝”石敬瑭的继任者，也是五代中后晋的亡国之君。因为说书人的传播，北宋靖康之变后，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人俘虏北上，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的故事广为流传。少有人知的是，在他们之前180年，石重贵已预演了客死北国的悲剧。
对于石重贵入辽后的事迹，《旧五代史》等都语焉不详，过去往往引用原后晋大臣范质《晋朝陷蕃记》的说法，称他被安置在建州后“凡十八年而卒”，即死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直至1998年石重贵墓志现世，我们才知道他在契丹足足生活了二十八年，去世时已是开宝七年（974年）。
图：《太平年》中的石重贵
墓志说石重贵被“天顺皇帝策为晋王，名其城为安晋焉”，天顺皇帝就是曾抢走石重贵两个爱妃的耶律璟，他辽世宗在耶律阮死后夺取帝位。耶律璟把石重贵的爵位从负义侯提为晋王，还给建州外那片土地起名“安晋城”。石重贵去世后，耶律璟命以亲王礼节让他与冯皇后合葬。墓志上题写着“大契丹国故晋王墓志铭并序”，即石重贵是以契丹所封晋王的身份下葬的。他在位期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向契丹称臣，到头来还是不免成为契丹臣子，真可谓命运的捉弄。
石重贵焦躁、狂妄，兼之识人不明，破国亡家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不幸被命运变为一种幸运。五代其他四代的亡国之君都是死于非命——梁末帝朱友贞在开封沦陷前令属下把自己杀死，唐末帝李从珂在洛阳自焚而死，汉隐帝刘承祐死于近侍之手，周恭帝柴宗训禅位后莫名去世。在五代全部14位皇帝里，李嗣源享年67岁，另外只有石重贵和朱温两个人活到了花甲之年。
长寿善终之外，石重贵还保全了家族。他的养子石延煦在契丹入仕，历任右骁卫上将军等要职，有推诚奉国功臣的头衔，还被封为开国侯。石家的血脉就此留在北国，据另一方出土墓志所记，金朝一位姓齐的高官的夫人即“石敬瑭七世女孙”。
王仁裕的颂圣
说起五代十国时期的文臣，最有名的无疑是“长乐老”“不倒翁”冯道，他历仕“五朝、八姓、十一位天子”，当了几十年宰相。其实按照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的统计，不计契丹，五代文臣绝大多数至少曾在两朝任职，其中身历六朝的7人、身历五朝的21人，像冯道一样在四朝当官的有41人。
这其中，冯道在才能与操守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日本学者砺波护的《冯道》一书总结得很好，他有直言劝谏、刊印《九经》的功绩，也有在“事当务实”名义下投靠新君的劣迹。冯道自诩一生“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按照砺波护的解释，冯道是“忠于国而非忠于君”，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位现代人。
图：李剑国整理的王仁裕著述
之所以大家揪着冯道不放，可能是不知道他这样的大臣在当时并不特别，履历比他更丰富，为人也比他更油滑的大有人在。我新书里写到的王仁裕就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唐末，前半生在歧国、前蜀为官，后半生入中原，在后唐、后晋、后汉历经宦海浮沉，最后死在后周。王仁裕是一位文学家，写过上万首诗，留下《开元天宝遗事》《玉堂闲话》等笔记，他赞颂过自己号称效忠的每一位皇帝。
在《王氏闻见录》中，王仁裕记下一则名为“潞王”的故事。故事说阎王几次三番把一个姓何的判官招到地府，命他给李从珂传话：“来年三月，当帝天下”。何判官把这个话悄悄告知了李从珂，果然应验。王仁裕在故事末尾慨叹，“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岂能遏之乎？”潞王李从珂就是后唐末帝。
石敬瑭起兵推翻李从珂，建立后晋。王仁裕《玉堂闲话》里又有了名为“晋高祖”的笔记。说是后唐清泰年间（934-936年），石敬瑭梦见自己在洛阳随后唐末帝一起出行，路过末帝旧日府邸，末帝一定要请他进去做客。石敬瑭到大厅前下马，走上台阶，端坐主位，再看末帝已乘车离去。石敬瑭把这个梦说给手下听，没人敢吱声。王仁裕不忘揭晓结局：“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唐末帝在位不过两三年，天命转移到了石敬瑭身上，这让王仁裕不得不赶紧创作新故事，以洗掉旧日的表态。
这么看来，同样是身仕几朝的老臣，王仁裕比冯道相差很远，后者至少有自己的主见，且敢于向皇帝提出，前者做的只是一味逢迎。
赵睿宗的改葬
老百姓身处乱世，生活困苦不言而喻，只是这些困苦留在史书中的往往不过一些冷冰冰的概述，唐末连年战争导致洛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昔日繁华东都一蹶不振；杨行密围攻广陵（现江苏省扬州市），城内乏粮，“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甚至有百姓被士兵“驱缚屠割如羊豕”，成为“盘中餐”。这些话读起来触动人心，但只见群体，不见个人，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人或家庭在乱世中面临怎样的生离死别，又有什么样的生存策略。
幸运的是，山西大同大学的殷宪教授从私家收藏中发现了一方《唐故赵府君墓志石铭》，墓志所记的“赵府君”名叫赵睿宗，他和夫人毕氏都是泽州的平民百姓，耕田为生。赵睿宗、毕氏分别死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和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见证了唐末的黄巢之乱和军阀混战。一直到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赵氏后人才有机会为父母合葬，并请人刻写了这一方墓志，记录下家族几代人的过往云烟。
图：赵睿宗墓志（殷宪《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中配图）
墓志说他们一家“累值搀抢，频经戈戟”，所谓“搀抢”是一种彗星，与“戈戟”都代指战乱，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屡屡遭到战争冲击。从李克用、朱温两大势力对泽潞地区的反复争夺，我们知道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赵睿宗故去后，时光流逝加上战争持续，二十多年间，他的妻子、兄弟、儿子、儿媳、侄子、侄媳、孙儿等相继去世的有十余人，到了赵敬安为父母合祔祖坟的时候，已是“兄弟数人唯留二子”——赵睿宗的儿子仅剩下他和弟弟赵敬赏，这两人的妻子分别为武氏、浩氏。赵睿宗其他儿媳在世的只有一位邢氏，即赵敬儒的遗孀，另外侄子有“三猪、明郎、高五、长寿、万友”，几人的名字看上去都像是乳名，恐怕年龄不大。
对他们来说，后唐建立的意义不是大唐复兴，而是李、朱两家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告一段落；后晋、后汉、后周沿革代表的则是一次次战争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