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前不久接到的“医疗保险”陌生来电，已在湖州织里镇做了5年童装生意的商户小高至今心有余悸。“反诈预警员推门进来时，我正共享着屏幕操作最后一个步骤，卡里的血汗钱差点被骗走。”她说，多亏警方在关键时刻保护性止付。

类似的攻防战近年来从未停歇。经过努力，浙江反诈多项核心指标迎来大幅下降：电诈案件受理数、案损数、重大案件发案数在2024年实现“三下降”基础上，2025年再次同比分别下降15.98%、36.04%、66.89%。

记者采访了解到，浙江反诈逆势向好背后，离不开公安机关始终将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以“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牵引，推进打防治宣一体化建设，切实用“绣花”功夫守护百姓“钱袋子”的努力。

“技术反制，是遏制电诈犯罪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俞流江表示，浙江公安坚持资金、通讯、网络同步发力，努力做到“让诈骗短信收不到、诈骗电话打不进、诈骗网站登不上、被骗资金汇不出”，全面构筑技术防范铜墙铁壁。

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剑介绍，一批反制技术的先后应用，成为根本扭转被动局面的重要举措，大额案损案件大幅度下降，“防大案”“降案损”成效明显。

2025年，浙江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战果丰硕，推动出台全国首部反诈地方性法规，主动承办缅北果敢“明氏家族”犯罪集团专案，对39人依法提起公诉、11名被告宣判死刑、5名被告宣判死缓，以雷霆之势铲除电诈“毒瘤”，形成强大震慑。

温州公安主侦的“明氏家族”犯罪集团专案，被视为我国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的标志性战果。“犯罪行为涉及哪个地方，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取证，这其中包括数千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害人和上万名缅北电诈回流人员，遍布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个地市。”温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造说。

“报告湖滨派出所！商场附近发现可疑人员！”在杭州市上城湖滨共治中心，群防群治力量手持工具赶赴事发现场牵制可疑人员，为民警到达处置争取时间。这是上城区“一呼百应”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中的一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一呼百应”社会共治体系成员。

作为杭州“城市客厅”，上城区全年大型活动占全市近50%。面向超大城市治理需要，“一呼百应”共治体系致力于通过法治思维凝聚共识，让“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杭州市上城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罗林锋表示，上城区研究出台方案明确“五方责任”，覆盖全区医院、学校、银行、商场等2878家单位、2.3万名安保力量和11万名义警志愿者。

据了解，2025年以来，上城区有效警情同比下降5.19%、电诈案损下降33.2％；同时，依托“一呼百应”联动寻人，帮助众多走失老人、小孩和家人团聚。

“一呼百应”的创新实践，是浙江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2025年，浙江全面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域不断发力，努力让人民群众成为平安建设最重要的实践参与者、成效评价者和成果享有者。

掌握全球70%的珍珠交易量，诸暨山下湖镇是闻名海内外的珍珠集散地。珍珠小镇警企联络站里，一份放大展示的珍珠蚌购销合同书引人关注。珍珠蚌养殖通常需经历3到5年的周期，珍珠价格则随国内外行情波动，产业上下游协作少不了产生矛盾纠纷。山下湖派出所与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共同拟定了这份珍珠蚌购销合同模板，从源头上避免合同违约情况的发生。

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基本点，诸暨深知群众路线这一法宝的重要。“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共治为核心、智治为支撑、法治为保障，将治理与服务有机融合。”诸暨市公安局局长沈玉权说。

舟山五峙山列岛，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在此繁衍生息，其背后是一群以盐仓派出所民警孙四平为代表的默默守护的藏蓝身影。

南太湖畔西塞山前，湖州南太湖新区公安分局杨家埠派出所“白衬衫”社区民警陈飞把办公室搬到了山林田野间，如往常般行走在绿水青山间。

依托公安大数据战略，丽水公安自主研发打击非法狩猎“绿野寻踪”数据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成功发起全省、全国专案集群战役，战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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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对于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大平安”建设而言，经济安全、治安安全、生态安全以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都是其应有之义。

近年来，之江大地涌现出一批“山海守护人”，用脚步丈量民情，有心守护绿水青山, 因地制宜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

“到村里走访，步数破万是常有的事儿。”“00后”民警章万杰是新昌公安派驻东茗乡下岩贝村的“云边警官”，也是百姓口中的“小章”。他和同事将村头的“云边警务室”打造成便民枢纽，还发动群众组建起120余人的义警队伍。

浙江东部，李太白笔下的天姥山由魏晋南北朝绵延至今，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地标。深居其中的下岩贝，近年来因云海、山景悄然走红，村内民宿产业快速发展，与山区警务覆盖面窄等考验不期而遇。

以“云边警务”建设为突破口，新昌公安着力破解“山区警务末梢堵点”。“我们主动融入‘下岩贝·金山上’共富示范带建设，推动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新昌县公安局局长叶剑介绍，当地通过“一表申请、并联审批”助力26家民宿提前投入经营，创收破千万。

一项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浙江聚焦平安建设，狠抓突出风险治理，推动80%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90%以上非警务事项即时处结；全省打造生态联勤共治工作站262个，新发展县级生态义警队伍102支、7.4余万人。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民企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稳定的预期。

“我们之前担心的不是规范监管本身，而是执法标准不一、检查频繁。而如今，执法人员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在很大程度减轻了企业的迎检负担。”一位受访企业家说。如上变化，正是得益于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持续深化。

2022年，浙江成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应运而生。改革推进至今，良法善治与深化改革双向推动成为不少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者的最深感受。

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涉企检查事项精简26.8%，涉企检查总量同比下降50.79%，“综合查一次”实施率从2024年的49.8%跃升至83.1%，企业、群众对浙江执法公正的满意度提升至97.6%。执法频次“瘦身”的同时，监管效能并未削弱，通过亮码检查、数字赋能，执法变得更透明、更可监督。

在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的同时，浙江还旗帜鲜明防范异地趋利性执法，率全国之先开展专项监督，成为违规异地执法发生率最低的省份之一；出台服务保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13项重点任务清单，部署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10大攻坚项目，完善“11087·亲清在浙里”为企服务体系，开展违法“查扣冻”企业财产专项监督，深度参与招投标领域治理，切实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转化为生动实践。

管住风险、无事不扰，有呼必应、护航发展。在前不久出炉的全国工商联“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调研结果中，浙江包括法治环境在内的“四大环境”指数均居全国首位。这份来自市场主体的反馈，正是对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观的认可。

互联网法院的成立，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司法拥抱数字变革的缩影。

作为互联网司法的“先行者”，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创了“网上案件网上审”的历史先河，首创异步审理模式，当事人“一次不用跑”，在线就可以完成起诉、调解、开庭、宣判整个流程，让司法服务更加普惠精准。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数据产品等新形态不断涌现，对传统法律规则提出了新挑战。面对“技术跑得快、规则跟不跟得上”的问题，浙江选择主动作为，不断拓展司法保护的“触角”。

时间回到2025年年初，一起涉AI平台著作权侵权案，直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界定难题。原告上海某文化公司拥有奥特曼系列作品著作权独占授权，发现被告杭州某智能科技公司运营的AI平台，可让用户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作品，遂诉至法院主张被告承担直接侵权或帮助侵权责任；而被告辩称其仅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调用第三方开源模型属于技术服务，仅需履行“通知—删除”义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时代，平台管理者与内容生产者的界限开始模糊。”该案一审法官、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沙丽表示，如何结合大模型平台类型，明确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及过错认定规则，尚无先例可循，这也对司法审判提出了新挑战。该案以具体判例探索了对前沿科技的司法保护，也稳定了创业者的预期。

截至2025年底，杭州互联网法院已有74个案例被评为全国典型案例，2案入选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先后提炼了100多条涉及平台生态等领域的裁判规则，积极护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司法探索的背后，是浙江对创新技术司法保护的系统布局与主动作为。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郑青介绍，2025年，浙江法院加强司法裁判对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规范引领，以新类型案件审结，清晰划定技术应用的法律红线，保障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全国首例“AI换脸”民事公益诉讼案、全国首例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侵害信网权和不正当竞争案、“小某书”虚假种草案……越来越多的涉人工智能典型案例、全国首案在浙江集中受理、公正裁判。浙江正以司法创新为笔，清晰勾勒技术应用的法治边界，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行为指引，让新质生产力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在全球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已不再局限于市场竞争本身，更包括法律制度差异、合规风险增加以及纠纷解决成本高企等现实问题。

如何用法治手段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围绕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浙江持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从“事后应对”向“前端服务”延伸，以更加系统、专业的服务能力，为浙企“走出去”提供稳定支撑。

例如，针对部分浙商反映的涉外法律服务分散、信息获取不畅等问题，浙江推动浙商涉外法律服务中心于2025年投入运行，以数字化方式整合涉外法律资源，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法治支持。

浙江省涉外法律服务合作对接会现场

该中心设有全球统一呼叫电话和网络服务平台，为全球浙商提供涉外法律咨询、涉外商事调解、涉外商事仲裁、企业合规指引、域外法律查明等综合性“一站式”服务。目前，中心已在境外建立近400个服务支点，覆盖94个国家和地区、125个主要城市，初步形成联通国内与海外的涉外法律服务网络。

“中心的成立让我们出海更有底气。有了专业的法律护航，我们可以更专注于国际市场开拓。”浙江省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会长、浙商总会副会长汪力成的感受，代表了不少浙商的心声。

在司法实践方面，浙江法院不断提升涉外审判专业化水平，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能力持续增强。

2022年，中国香港与巴拿马的两艘油轮在美国西海岸太平洋地区发生碰撞，双方分别向浙江宁波海事法院、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案件陷入平行诉讼的局面。在当事人住所地、碰撞海域、船舶国籍均与浙江无关的情况下，宁波海事法院积极行使司法管辖权，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这场国际海事纠纷于2025年底顺利解决。

宁波海事法院举行管辖权异议听证

浙江是外向型经济大省。近年来，越来越多境外当事人主动选择在浙江解决纠纷，浙江正逐步成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2025年，9282件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在浙江审结，覆盖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浙江还加快推进杭甬嘉3个涉外法务聚集区建设，建立“海外公共安全之江研究中心”新型智库，推动涉外法治从单一纠纷解决向风险预警、合规指引、综合保障拓展。

从营商环境到科技创新，从内生发展到对外开放，浙江政法工作的实践清晰表明：法治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面向“十五五”，浙江正以更高站位谋划法治供给与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在法治轨道上护航发展，不仅关乎当下的稳增长、强信心，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起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