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引发关注。
第十四条提到，主办（使用）单位应规范政务应用程序建设、使用管理，不得出现下列情况：
（一）随意或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交材料；
（二）除安保、应急等特殊场景规定外，政务应用程序设置打卡签到、积分排名、统计在线时长等强制性功能；
（三）强制推广下载使用政务应用程序，考核通报用户安装使用率，强制要求定期登录；
（四）把政务应用程序异化为工作考核日常化、督查检查线上化的主要载体，将点赞量、网络投票数、转发量、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非必要情况下强制要求下级和基层单位通过政务应用程序上传工作照片、视频和轨迹等；
（五）使用政务应用程序从事经营性活动。
几乎同一时段，江苏全省县级及县以下政务服务App全部取消的新闻同样引发讨论。
这两则新闻虽然量级上不可同日而语，却也像一枚舆论硬币的两面，无论是面向社会的用户端，还是面向内部使用的基层端，一些扭曲异化政务应用所代表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都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政务客户端和各类政务公众号的滥觞始于2010年代。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中提出，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随着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横空出世，“两微一端”的政务服务发展模式逐渐定型，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标配。
这其中不乏优秀典型。如集成度与活跃度全国领先的“浙里办”、上海的“随申办”等，更不用说诸如深圳卫生健康委公众号等一大批深谙网络流量密码、开创政务应用互联网风气之先的公众号。不过，泛滥开来的政务应用面临的问题同样不少，有些地方，同一类报送事项需要基层干部通过不同应用分别报送；有些部门应用各自为政，公众办理一类事项要频繁奔波于不同App，而政务应用日常运维又需要投入高人力成本，运营人员疲于应对的同时面对日活量的减少又不得不拉上亲戚朋友来下载充数，在这种一局多输的格局下，一些政务应用陷入了渐渐脱离科技造福的初衷，陷入了发展悖论。
一些搭乘新兴技术的政务服务移动应用，本是通过网上的互动，倒逼政府透明度与治理能力的推手，却沦为自娱自乐的形式主义秀场，实在令人扼腕。
必须重申的是，技术本是中性的，出问题的从不是技术，而是隐身在技术身后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比如，政务应用的交互功能，本是为了提升用户体验，但在一次次的拍照留痕和签到打卡中变成了一级压一级的服从性测试和免责工具；比如，本是便民服务的政务应用，在条块分割的各类名目里，民众使用起来却比窗口排队时代还要“烧脑”......
当然，鉴于此前政务应用存在标准不统一、缺乏数据共享平台的情况，我们可以把政务应用上的乱象视为数字化建设不可避免的探索期，但历史地看，个别地区在政务应用上展现出的种种乱象和此前一些地区盲目举债扩张、大搞政绩锦标赛在底层逻辑上并无二致，政绩观如果无法摆正，有效监督如果无法及时抵达，就很难确保形式主义不会将来再借着其他新技术的外衣归来。
互联网应用需要的是用户思维，政府治理需要的是民本思维，每一款鸡肋的政务服务应用，表面看似缺的是前者，实际缺乏的还是后者。
尤需警醒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向政务应用领域袭来，新技术可以助力数字政府建设，让善政善为，但同时，AI非理性的一面也无疑可以与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一拍即合，加重弊端。
面对新变化，各地的政务应用是否准备好了?
评论员:李明 编辑:郑楚翘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