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佀承军，男，中共正式党员，1944年11月10日出生于陕西省华阴县北社村一个农民家庭。1969年7月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1972年5月我被分配到吴堡县委宣传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
刚到吴堡时，我先到县委组织部报到，还未正式分配工作，这时，地委宣传部布置下来一项任务，要县上组织人员写一篇干部参加劳动的报道。县委宣传部的领导见我正在等待分配，无事可做，便把这项工作交给我。这时有人建议我去距离县城80里路的岔上公社采访，说那里的干部参加劳动比较突出。于是我就步行到岔上公社，经过两天的调查采访，又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写了岔上公社干部参加劳动的报道，把打印好的稿件分别寄发到新华社、《陕西日报》社和《榆林报》社。本来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过了一个星期，早晨我刚起床，正在洗脸的时候，忽然听到广播上正在播放干部参加劳动的稿子！我仔细一听，正是我写的那篇报道，是中央广播电台播的！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所有省级报刊都予以转载，这件事是对我极大的鼓舞。县委书记冯怀亮听说这篇报道是我写的，便决定把我留在县委宣传部，作专职通讯干事。
从此，我便爱上了通讯报道工作。平时，我背着挎包和水壶，翻山越岭，到各公社、生产大队调查采访，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令我欣喜不已。那时候发表文章，既不署名也无稿费，可是我写作的积极性依然很高。
佀承军（右一）在吴堡
在吴堡工作了七年，我先后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台、《榆林报》发表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散文、评论文章300余篇。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和张德泉合写的长篇通讯《黄河岸边愚公多》（由我策划、执笔）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用通栏大标题发表后，吴堡全县人民治山治水的先进事迹，在全陕西省已成为典型和各县学习的样板。当时省上正在召开全省公社干部以上的六千人大会，县委书记冯怀亮和副书记马广文都在省上参加会议，会后，冯怀亮书记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年轻人，写得不错。省委书记李瑞山看了这篇报道，在大会上表扬了吴堡县，还说，新闻工作者就要写这样的好作品！” 第二年，《黄河岸边愚公多》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初中第二册）。
吴堡县对于干部参加劳动有明确规定：县上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不得少于 100 天；公社干部不得少于 200 天；大队干部不得少于 300 天。机关干部每人都有劳动手册。在吴堡县工作时，我经常下乡蹲点，少则两三天，最多的时候半月二十天不回来，和社员同吃同住。在当时，农民生活很艰苦，但是我和他们在一起，心里感觉非常踏实。县委机关凡是没有下乡的干部，每天吃过晚饭后，都要到 “反修高地” 劳动 3 个钟头，我每次都参加，也曾多次被县委机关评为 “干部参加劳动先进个人”，并获得了奖状。
吴堡宣传部同事合影
另一件值得我骄傲的，是对张维迎参加高考作具体指导。
记得有一次，我到张家山公社最偏远的一个生产队下乡，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对我说：“佀老师，以后县上开会、办学习班，你让我也参加。” 他叫张维迎，求知欲很强。我说：“只要你喜欢，到时候我通知你。” 后来县上举办了几次通讯员学习班我都让他参加。甚至地区有学习班，我也给他机会，让他见见世面。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张维迎很兴奋。他对我说：我想参加高考，可我什么资料也没有，对高考也不了解。我见他兴致很高，便把高考有关事项、知识讲给他。后来，我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一方面鼓励他，另一方面指导他怎样复习，如何抓重点，讲了很多。
张维迎很聪明，学习也很刻苦，高考的时候，他发挥的也不错，考上了西北大学！
张维迎教授在西北大学学习
后来，我调回西安，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张维迎一有时间便来我们家。90 年代，他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他的导师是诺贝尔得主。回国后，他发表了不少论文，编著了不少经济学方面的书，《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他的照片，介绍了他的业绩；中央电视台在 “东方之子” 栏目里，重点宣传报道了他。他成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常常在各大学、各媒体上作专题报告，后来还担任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的院长。
张维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当年，我是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青年，想考大学，连文科、理科也弄不懂。一个陕西师大毕业的干部给我做了一番指导，我才开了窍，考上了西北大学。这篇文章发表后，《当代陕西》杂志社的记者见了就问他：“你在文章中说的‘陕西师大毕业的干部’是谁？” 他说：“是佀承军老师。” 这位记者便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报道《从黄土高原走出的经济学家》，还点了我的名，说我曾经指导过张维迎。
有一年，张维迎应邀到西安交通大学做学术报告，中午几个教授请张维迎吃饭，张维迎特意让人派车把我接去，给几位教授介绍说我是他的 “恩师”。
在言谈中，我发现他们非常敬佩张维迎。有的说 “我在英国的杂志上，看到张维迎教授发表的文章，精彩极了……” 有的说 “我在北京大学听过张教授的报告，非常受鼓舞……” 他们都在夸赞张维迎，我当时很吃惊：一个刚刚40出头的人，竟然被这些学者教授捧上了天！
2015年夏天，张维迎专门来我家拜访我，并和我合影留了念……
2015年张维迎教授与佀承军夫妇合影
三十多年的光阴犹如白驹过隙，往事如烟，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吴堡，同时，吴堡人的热情、刻苦、自强不息、勤劳善良的品德也教育了我。我常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说：吴堡人民培养了我，吴堡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9年6月，我离开了吴堡，到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青农部长，《少年月刊》杂志社主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我还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在全国40多家儿童文学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300余篇，台湾《儿童乐园》报、江苏省《少年文艺》杂志，还专门为我开辟了专栏，每期发表我的一篇作品。四川、甘肃、黑龙江等多家出版社，为我出版专著6部（《新潮童话》、《恐怖的巨鼠岛》、《鼠王元拉》、《奇妙童话》、《童话24魔》、《一只狐狸和三只笨熊》）。
1991年10月，我被调到未来出版社工作，任出版社社长、总编、编委会主任。经过10年努力，使出版社年产值（专业称码洋）从1000万增加到1.5亿元，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收1000多万元，出版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劳动人事部评为 “全国出版系统先进单位”，连续3年被陕西省委、省政府评为 “陕西省最佳单位”，我本人也被评为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由我们未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跨世纪的一代》（分 “自学卷”、“自理卷”、“自护卷”、“自强卷” 和 “自律卷”，也称五自丛书）在1994年荣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即：一部好书、一部好电影、一出好戏、一首好歌和一篇好文章）；《新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大全》丛书在 1998年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 “国家图书奖”。我自己也荣幸地当上了陕西省新闻出版系统中、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评委、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委。
2001年从出版社退休后，我进行了 “二次创业”，创办了 “陕西大泽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又经过10年奋斗，取得了很好的成绩。2014年彻底退休。
如果说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能作出一点成绩，这与我在吴堡县工作了七年中所受的教育和锻炼，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在吴堡的七年，影响了我一生！
谢谢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