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美国应对日本的策略

江宁知府

2026-01-28 09:03发布于山东国际领域兴趣达人

与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谨小慎微不同，日本长期以半个棋手自居，心理上针对周边国家有着莫名的“优越感”。

然而日本的命运并不由它自己决定，历史上，“日本问题”往往只是某个大课题下面的子课题。

这一点上，中国可以部分参考二战前苏联和美国应对日本的策略。

1930年代是世界大战爆发前列强纵横捭阖的窗口期。

这段时间里，苏联面临“两线作战”的重大难题——既要应对欧洲方向的挑战，又要面对亚洲方向的挑战。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摆在了苏联和中国面前：日军下一步是要北上还是南下？

曾几何时，随着国民党背叛革命，国民政府与苏联已然彻底撕破脸，然而在日本的威胁下，中苏双方出于共同抗日的考量又再次搭上了线。

苏联想用中国牵制日本，使其不要北上攻击苏联远东地区；中国则想借苏抗日，最好能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

再退一步，如果日本真的要动手，苏联希望日本南下侵华，而中国希望日本北上侵苏。

某种意义上讲，苏联和国民政府这种对日本的绥靖思维跟欧洲各国对德国的想法很类似——苏联希望祸水西引，英法希望祸水东引。

总而言之，除了固守两洋的美国之外，这一时期的英法同盟、苏联、德国、日本、中国等，都在一边谈结盟，一边仔细掂量观望。

1930年的中国实力并不弱，可以说是除主要列强外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了。

1930年代的日本东京。

近代日本在制定对外扩张道路时，一直存在“北进”与“南进”的战略选择问题，这里面既牵扯到是与苏联为敌还是与英美为敌，也牵扯到日本内部陆军与海军的资源分配。

简单来说，“北进”的目标是苏联远东地区，以陆军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南进”的目标则是英法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海军承担主要作战任务。

二十世纪初日本曾一度与英国结盟，对英美的实力颇为忌惮，因此总的来看，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战略始终以“北进”为主导。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曾让日本在心理上获得巨大优势。

另外，苏联红军自成立后一直没有打过比较正规的大仗，直到二战爆发前，苏军战斗力始终是个未知数——希特勒摸不准，日本人同样摸不准。

所以1930年代日本国内基本是“北进派”占据上风，主张首先倾注全力制服苏联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

1936年8月，广田内阁正式确立了“国策基准”，当中规定：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消除北方苏联威胁，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全部兵力为目标；海洋政策是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以对抗美海太平洋舰队为目标。

日本认定美国和苏联是最具威胁的战争对手，但无论是对美作战还是对苏作战，都必须首先以中国作为“基地”。

1937年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呈犬牙交错态势。

前文介绍过，苏联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国土地缘结构大致像一只蝌蚪——“脑袋”在东欧平原，沿西伯利亚大铁路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直到远东。

在东欧平原上，首都莫斯科是绝对中心。

苏联时期，自波罗的海方向沿逆时针看，圣彼得堡、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第聂伯罗/哈尔科夫（乌克兰主要城市）构成了一道放射状弧形，是面向欧洲的前沿城市群。

莫斯科以东的重要城市则沿铁路线呈长条状分布，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延伸到海参崴。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种国土结构无疑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那条“尾巴”。

因此，自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开始，苏联就不断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目标是让其具备独立应对关东军的作战能力。

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总部驻赤塔，距满洲里道路距离487公里。

1931至1937年间，中国北方并不太平，随着日本在内蒙、东北一带的势力日趋稳固，中苏双方均感受到巨大的军事威胁。

根据国民政府1936年做的评估，一旦中日开战，中国的军事物资准备仅够支撑三个月，必须依赖外援才能坚持下去。

现在问题来了，英美的确比较支持国民政府，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大战爆发后，日本很容易凭借海军优势占领和封锁中国东南沿海，英美的军事装备怎么运进来呢？

实际上，抗战时期英美物资进入中国是非常困难的，早期通过越南港口和滇缅铁路，1942年短暂通过中缅公路运输过一段时间，1943至1945则是依赖代价高昂的“驼峰航线”。

与远在天边的英美不同，苏联近在眼前，中国庞大的西北地区均与苏联国土接壤，新疆军阀盛世才是莫斯科的小弟，从苏联输送抗日军火是最可靠、最便捷的。

更何况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才打起来，在1936年的时间点看，美日、英日关系并未恶化到可以不顾一切援华抗日的程度。

而中苏此时此刻却是直接面临着日本威胁，根据中方情报，已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1936年底就要攻打外蒙（实际是1939年发动了诺门坎战役），届时将直接威逼苏联。

蒙古草原上的苏军坦克

1935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通过多个私下渠道秘密联络莫斯科，推销中苏联合抗日的方案，老蒋一度派出陈立夫赴欧洲“考察”，希望借机与苏联高官会面。

斯大林对于改善破裂的中苏关系也非常积极，颇有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

作为重归于好的见证，斯大林还将老蒋滞留苏联多年的宝贝儿子蒋经国给送还回来。

1937年初，在苏联生活了十二个年头的蒋经国携苏联妻子蒋方良和一岁多的孩子蒋孝文一起返回中国。

蒋经国当时以半人质的身份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担任助理厂长兼厂报编辑。

瓦赫列娃（蒋方良）和蒋经国，摄于1935年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是抗战期间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前的七七事变。

因为后者的作战区域还是在中国北方，苏联仍感受到威胁，而淞沪会战直接将日军主力吸引至中国南方，远东地区苏联红军的压力骤然减轻。

淞沪会战中双方都采用了“添油战术”，战役从最初的小冲突演变成决生死的大战。

会战期间，老蒋不断给斯大林写信求援：“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无法撑下去，我们仍在生死关头，请你赶紧将以下装备运来中国……”（后附若干页清单）

斯大林迅速答复：“苏联将送出所需之装备物资，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

抗战初期，大量苏联武器装备连同高达三千余人的顾问、飞行员、工程师等队伍来到中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援。

1938年7月，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间隙，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蒋令，自香港抵达日本神户，计划安排孔祥熙与日本外相“议和”。

尽管最终会谈流产，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国民政府准备和日本议和的事情迅速传到了斯大林耳朵里。

因担心中日缔结和约后日本腾出手对付苏联，斯大林急电蒋，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之装备，以及追加500架战斗机。

当时苏联援华的通道是由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经中亚公路入疆，过伊犁、乌鲁木齐、哈密，经星星峡与甘肃境内的西北公路相连，其中阿拉木图、哈密和兰州为三大中转站。

除陆地通道外，苏联还开发了若干条援华航线。

抗战期间日军缴获的苏制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很小，成本和复杂程度跟今天不是一个概念。

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部远东地区局局长留希科夫叛逃到伪满洲国。

从他口中，日本了解到苏联“大清洗”的一些具体情况，并得出了和希特勒一样的判断：苏军战力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日本陆军一下子蠢蠢欲动起来。

但当时日军正全力筹备武汉会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启动对苏作战——1937年末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达16个师团，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更是倾巢而出，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

1938年7月底，跃跃欲试的日本陆军最终还是在张鼓峰附近挑起跟苏军的摩擦，怎料初次交火就吃了亏。

事后关东军不服输，认为“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恃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于是在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再次进攻苏联，引发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战役双方投入兵力达20万人，飞机900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是亚洲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立体机械化战争。

结果日军再次受到重大损失，仅公布的阵亡人数就达7696人，负伤8647人，下落不明1021人。

至此，日本的“北进”战略宣告破产，只不过这时的关东军尚不知道，下一次面对苏联时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

张鼓峰位于图们江入海口附近，图为日军修建的碉堡，可以直接看到日本海。

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再次被军部抬出组阁。

近卫在组阁前三天，召集预定的新内阁外相、陆相和海相到其私人官邸密谈。

此次会议期间，日本高层确立了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加强与德国和意大利的联系，争取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向东南亚扩张，把亚太地区英、法、荷、葡等殖民地收入囊中。

出于对美国的忌惮，日本最初的侵略对象并不包括美属殖民地菲律宾。

1940年9月，德国与日本经过密集磋商，正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计划由德国攻占乌拉尔山以西的苏联，日本攻占蒙古、西伯利亚和英属印度，意大利跨越苏伊士运河占领中东，三国军队会师于伊朗。

为确保接下来的“南进”战略顺利实施，1941年4月，日本外相在访问柏林回国途中，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

日本与德、意结盟也就意味着与英美决裂，此后美国迅速做出反应，开始全面限制对日出口，为封锁禁运做准备。

1937至1940年间，美国向日本出口了大量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事实上是其军事扩张的“帮凶”，这一政策在1941年发生了180度转向。

1941年7月，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不顾美国强烈反对，派兵14万进驻越南西贡，目标直指南洋——在此之前仅少量日军活动在越南北部，民政事务由法国殖民政府负责。

美国之所以长期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核心目的有俩：其一是引诱日本进攻苏联，其二是为应对德国和苏联结盟的底线场景，不得不暂时稳住日本。

在苏德决裂、日本大举拿下东南亚之际，美国立即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推出对日石油禁运措施，日美关系急剧恶化。

最迟至1941年10月下旬，日本内部就已经形成太平洋战争整体作战方案，准备在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等三个方向同时发动奇袭。

日军进入西贡（今胡志明市），1941年8月。

日本的这些“秘密计划”均在美国预料中，珍珠港事件对罗斯福来说，某种意义上算是那种“意料之内的战术性意外”。

事实上，罗斯福早就下定了对日开战的决心，他在1941年8月会晤丘吉尔时曾告诉对方：“我可以把他们（指日本）当作婴儿看待，再等三个月（就对日开战）。”

回顾历史，美国的对日政策本质上只是其亚太政策的一个“附属品”。

两国数次从朋友变成敌人，又从敌人变回朋友，不是因为日美关系本身，而是整个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