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史看，启蒙与图强有着紧密的关联，大国崛起一般先要经历思想上的洗礼。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老牌帝国与新兴强国的发展轨迹，大体遵循着欲图强先启蒙这样的历史逻辑。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自然也不例外。
金融的合理定位与评价
金融启蒙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金融正名，给金融一个合理的定位和评价。长期以来，金融备受“原罪论”的指责。一方面，金融常被诟病为“虚”，被视为不创造价值、“以钱生钱”的寄生性活动。另一方面，金融被认为“乱”， 金融危机频发及其破坏性，导致金融被视为“不负责任的体系”。此外，在大众文化中，“威尼斯商人”“华尔街之狼”等形象也加深了对金融的负面印象。
事实上，金融是一把“双刃剑”。纵观历史，以现代商业银行、现代资本市场、现代投资银行、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金融革命推动了人类三次工业革命，为西方国家现代化提供了金融支持。
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金融资本暴露出明显的垄断性、掠夺性和脆弱性，不仅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且屡次引发经济金融危机。
中央对金融的战略地位给出了明确论断。早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就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表明，金融已被视为“国之重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金融的主动性与引领性
中央提出金融强国目标，充分体现了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引领性。金融不简单是实体经济的附庸，更不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出纳”。金融的引领性，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适度超前，这样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强国建设。这是金融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时间维度看，金融的引领性体现在“面向未来、反哺当下”的独特功能。金融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处理与未来相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围绕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前沿制造等尚处于培育期、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但对国家长期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单靠企业自有资金或传统抵押担保型信贷，往往难以满足其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融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股权投资、科创金融、政策性金融以及各类长期资本通过提前介入、分担早期不确定性，将社会对未来技术路径和产业形态的合理预期转化为现实投入。同时，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风险溢价结构以及融资约束松紧程度，对不同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形成持续的“价格信号”和“资源投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社会资源导向普遍被看好、逐步被验证的方向。以上这些围绕未来产业版图展开的前瞻性配置，使得金融不再只是被动跟随实体经济，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引领未来的重要力量。
从结构维度看，金融的引领性体现在其对经济结构演化路径的塑造能力。金融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多给钱”或“平均给钱”，而是通过利率、期限、担保条件、资本约束等一整套价格与契约安排，在不同部门和区域之间实施差异化的资源配置。一方面，通过改善绿色产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符合高质量发展方向领域的融资可得性，降低其综合融资成本，完善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融资体系，金融可以显著提升这些部门的扩张能力和创新意愿，着力支持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另一方面，通过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严重过剩产能和长期亏损“僵尸企业”的资本成本，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约束，严格授信边界和退出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有序撤出效率低下、不可持续领域，从而倒逼其加快转型升级或市场出清。同时，通过发展普惠金融以及支持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的金融安排，可以有意识地增加对中小微企业、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投入，促进要素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再配置。由此可见，在制度设计和价格信号的共同作用下，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方向性、引领性作用。
坚守风险底线与包容创新
在金融监管的语境中，“坚守风险底线”常被简化为追求“零风险”的理想化目标。这种认知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更可能严重抑制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最终阻碍科技创新与经济进步。金融的本质正是在不确定性中完成跨期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若试图消灭所有风险，则从根本上否定金融存在的基础——零风险即意味着零金融。没有金融体系提供的风险分担、期限转换和资本动员机制，大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科技创新活动将难以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研发转化、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也将大受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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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鞠諃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