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郭愉昂（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1期
导 读：
本文立足数字新闻学的基本观念和阐释框架，对这类平台展开技术—文化维度的考察，探究其实践模式，描摹其生发的数字新闻景观，深入思考以其为代表的另类平台配置对于数字新闻实践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
一、引言
回望时间短暂却影响深远的数字媒体发展史，我们见证了各类媒体平台（media platform）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新闻业在平台挑战下艰难的转型之路。如何理解、应对乃至对抗平台，始终是数字新闻实践无法回避的理论与现实议题。
平台对新闻业的塑造并非旨在消弭后者独特性的收编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异质性和自反性的协商过程。究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平台及其“可供”的社会实践具备极强的可塑性和流动性，以至于我们往往能够在各类数字媒体文化的“边缘”，发现那些与主流实践截然不同，却又极具活力的另类文化。在这一语境下，一种新型媒体平台——“独立内容创制平台”（Independent Content Creating Platform）迅速崛起。这类平台强调行动者自主生成内容，鼓励去中心化新闻实践，致力于打造有机的数字新闻社区，并以此吸纳了广泛的社会参与，已成为全球数字新闻实践创新的重要制度引擎。本文立足数字新闻学的基本观念和阐释框架，对这类平台展开技术—文化维度的考察，探究其实践模式，描摹其生发的数字新闻景观，深入思考以其为代表的另类平台配置对于数字新闻实践所具有的认识论价值。
二、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实践逻辑
作为一种数字媒体类型，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体现为形态各异、文化多元且价值诉求丰富的另类机构形式，最具代表性的包括Substack、Patreon、Reddit、Discord、Twitch、Ghost等。尽管这些平台大多已有十余年的运营史，却直到近几年才形成比较具有显著社会价值的用户集群和行动模式。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5年年中发布的美国新闻消费调查显示，大约9%的美国用户定期从Reddit平台获取新闻，这一用户比例仅比大型社交媒体平台X（原Twitter）低3%。[1]无独有偶，以电子新闻信（newsletter）为主要实践模式的独立内容创制平台Substack近年来吸引了众多职业和草根新闻行动者参与其中，在2025年达到500万付费订阅用户规模。[2]除此之外，曾被认为在数字时代不受年轻用户青睐的政治新闻，也以“直播”（livestream）这种高度年轻化的流通与接受形式在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成为热点——Stream Charts统计数据显示，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直播平台Twitch上政治类新闻的单一季度观看总时长最高达到了惊人的35亿小时。[3]在中国，真正面向广泛用户的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尚未完全成形，但已存在众多奉行“独立内容创制”这一特殊生产理念的“另类媒体”，例如小报童、少数派、爱发电、巴别塔，等等。
目前，新闻学界与业界对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阐释较为分散，部分观点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交媒体，并倾向于对某具体平台展开个案分析，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观点。不可否认，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大多建基于算法推荐、订阅关注等技术架构，并未彻底背离社交媒体的生态角色和文化框架。但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新闻业对社交媒体的信心愈发动摇的历史节点上，探索崭新的平台实践模式应当成为未来方向。[4]对于数字新闻业而言，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崛起显然意味着新一轮的平台协商和更加细腻的实践转型。已有研究发现，用户对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使用和参与体现出一种天然的跨界整合性，例如使用Twitch观看直播、通过Reditt了解事件争议、在Discord等平台参与社群讨论等。[5]将上述不同机构把握为存在内部机制差异的集合概念，更加符合此类平台在经验层面对于用户生活的多元嵌入。因此，本文将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定位为区隔于传统大型社交媒体、具备一定整合特征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平台，以期更加全面、立体地理解其实践特色。
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基础性实践是“内容创制与互动”，其积极鼓励创作者建设自主账号并通过持续的优质内容产出吸纳粉丝社群。这种内容生产形式超越了常规的社交信息生产与分发，体现出鲜明的产品设计与文化策展色彩；其代表的新闻实践自然也不再是依托于实体机构、遵循固化生产流程的工业新闻（industrial journalism），而是拥有流动形态和弥散边界的文化新闻（cultural journalism）。尽管充满弥散性色彩，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拆解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核心技术—文化特征，来描摹其培育的独特数字新闻实践。具体而言，独立内容创制逻辑下的数字新闻具备阐释性（interpretive）、开放性（openness）与社群性（communality）等基本属性。
阐释性意味着基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新闻生产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告知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那么“新闻”。独立记者、草根博主等创作者大多以“置身事内”的主观立场对特定社会事件和新闻议题作出解读并赋予意义，形成了显著区别于传统客观报道的新闻模式。例如，在Substack、小报童、巴别塔等聚焦文字创作的平台上，各类文化评论、深度报道和知识专栏内容不再受到传统采写规范和编辑常规的主导，而是更多体现出创作者对自主叙事的追求。[6]这类实践所折射出的新闻价值判断逻辑与全球新闻业曾经历的“阐释性转向”（interpretative turn）一脉相承。在这一转向中，严肃新闻机构尝试挣脱社交媒体催生的信息过载环境，大量专业和业余记者呼吁以调查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等阐释性新闻模式对抗信息碎片化趋势。[7]诚然，在汹涌的数字化浪潮下，阐释性转向从未真正主流化，但却无疑在技术驱动的新闻业变迁中留下了深刻的理论烙印；其倡导者超越功能与效果，在认识论层面提出了“新闻应如何理解世界”的诘问，进而促使包括记者和用户在内的广大数字新闻行动者持续反思“谁能叙述新闻、如何叙述新闻”这一恒久命题。
开放性是基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新闻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属性。无论是将参与其中的行动者概念化为新闻网红（newsfluencers）[8]、新闻人士（journalistic figures）[9]，还是于学理层面将这一模式界定为常人新闻生产[10]，研究者们都试图重新定位这种去中心化的生产架构所吸纳的异质主体。总体而言，遵循独立内容创制逻辑的新闻行动者更接近策展人（curator）和创作者（creator），而非报道者（reporter）。正如专业媒体通过策展行动应对社交媒体的碎片式、断裂式信息流那样[11]，新闻网红同样立足自身职业背景和知识储备对新闻信息进行能动的筛选与拼贴。不过，其行动体系几乎完全摆脱了传统新闻专业规范的束缚，不但向所有人开放，而且也向所有另类理念开放，这使得基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新闻实践充满不稳定性以及破坏性——最为典型的表征，便是这类平台为各种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的扩散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面对此种状况，曾接受新闻专业训练或曾从事新闻职业的专业记者群体便显现出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实际上，几乎所有独立内容创制平台都将职业记者作为重点招募对象，以期打造准专业化的平台规范。例如Substack在建立之初便招募了不少拥有相当知名度的职业记者，包括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等人；Patreon则通过资助模式吸纳了众多前职业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孵化出Double Down News（DDN）等另类新闻媒体。在此境况下，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行动者群体内部始终存在结构性的交互与博弈，代表着传统新闻文化的职业记者，来自外部知识体系的律师、学者、活动家，以及更大范围的草根式内容创作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数字新闻亚生态。而各类行动者展开竞争与协作的主要目标，则是积累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极为特殊的社群文化资本。
社群性是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天然属性。鼓励组建社群、支持用户对创作者直接的经济赞助，是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区别于且先进于大型社交媒体的核心机制。Patreon、Buy Me A Coffe等平台最早践行会员制经济（membership economy），并影响了后续YouTube会员制、Facebook订阅模式的兴起。[12]依托这一机制，创作者源源不断获得打造个人品牌的动力，进而将复杂的关系管理策略作为关键职业技能，与粉丝建立社群并维系准社会交往关系[13]；平台则通过打造具体的准社会交往机制——包括提供单人私密聊天、实时视频会议等服务——鼓励持续且亲密的创作者—用户互动关系。但应当申明的是，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所展现出的“社群性”绝不仅仅是被特定经济模式塑造的、针对用户组织形式的空间隐喻，而是与数字新闻文化的社会介入方式紧密相关的公共性构思。正是因为“社群”作为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核心机制蕴含着民主讨论、集体行动的价值诉求，由这类平台所勾连起的开放性行动者网络才能够借助不断更新、逐渐深化的阐释性实践来维系其在数字媒体生态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质言之，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社群结构。
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在技术—文化维度体现出阐释性、开放性和社群性三重属性。但此新兴新闻实践场域对于总体和宏观意义上的数字新闻实践来说意味着什么？它的不断制度化又会给新闻专业文化带来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须求诸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解释。对此，本文尝试提出“数字新闻交易区”（digital news trading zone）的概念，将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归为数字新闻生态下连接、聚集与整合多元行动者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作为数字新闻交易区的独立内容创制平台
在挥发性极强的数字新闻生态中，制度化、可推广的协作模式的形成并非易事。数字新闻行动者网络遵循复杂的自主行动逻辑，这在经验层面表现为，专业新闻组织已几乎不可能借助某种稳固的标准化体系对所有新闻活动主体进行规训，新闻从业者曾经秉持的专业认识论如今也必须在与各类社会知识结构对话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身合法性。实际上，立足于更广阔的社会知识生产视域，“何以协作”并非新闻业所特有的现实困境。与新闻在职业化过程中通过民主监督、集体动员等协作方式向人类现代性事业作出承诺那样，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领域的专家也曾在历史变迁的呼吁下，频繁进行跨学科的知识建设工作。而不同知识群体如何突破范式边界展开协作，就成为探讨社会知识生产的关键议题。
物理学家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试图通过“交易区”概念解答这一问题。他认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秉持的范式（paradigm）间具备不可通约性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何科学团体能够相互交流，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物质文化和技术自主性。加里森指出，知识团体展开协作的方法，是以类似于跨文化贸易的形式打造交易区，建设以共享的交流体系进行有效合作的社会认知空间。[14]交易区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但在数字新闻学领域，这仍然是一项尚待发掘的理论议程。有研究者将其界定为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范式修复（paradigm repair）以及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脉络相连的第四类“新闻与知识生产”研究领域。[15]交易区概念指出新闻职业群体和外部行动者完全能够在保留彼此知识传统的基础上达成局部合作，即加里森所言的“创造新语言”。目前数字新闻研究者们倾向于使用交易区概念分析新闻记者如何与黑客[16]、程序员等技术群体展开合作[17]，并将GitHub等数字平台界定为典型的数字新闻交易区。[18]这些研究共同塑造了新闻与交易区研究的核心议题：探究各类异质性的行动者集合体如何打造知识交互空间，并以此建构出怎样的新型“新闻语言”。本文即遵循这一取向，关注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作为交易区对新闻实践带来的认识论创新。
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当中的新闻行动者角色复杂多样，我们需要对其作出适切的类型化，而职业群体与草根群体的划分标准最能直观地体现其认识论创新过程。加里森以人类语言演进隐喻交易区知识创新，即不同群体首先根据任务导向创建一种功能有限的拼凑语言“洋泾浜语”（pidgin），随后将其发展为稳定的、世代传递的母语“克里奥尔语”（creole）。[19]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主要提供词汇，弱势群体则以简化的形式创新语法。[20]正如前文所言，转型式的职业记者在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占据主导地位，其在长时间新闻工作内积累的社会文化资本往往带来更庞大的粉丝群体，因此职业记者在创造新型“新闻语言”的过程中发挥着设定基本框架的作用。这决定了基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新闻知识创新仍旧围绕着追求真相、客观呈现、集体动员等专业目标展开，而各类草根行动者则不断通过话语协商和参与式行动试图参与其中。
近年来，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在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之上的再造与革新，正是交易区运作逻辑的鲜明体现。独立内容创制平台首先作为调查新闻合作项目的实践场域，勾连起记者、技术专家、学者、志愿者等行动者。以从事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OSINT）生产的调查新闻机构贝灵猫（Bellingcat）为例，机构核心人员于Discord平台建立并运营自主服务器，以此吸纳了超过15000名参与者。[21]在日常活动之余，贝灵猫更通过“舞台频道”（stage channels）等互动模式定期邀请资深调查记者开展演讲，共同探讨调查新闻与开源情报的知识结合前景。此类协作式行动的兴起革新了调查性新闻模式，将其塑造为具有混合特征的数字化样态：一方面，众多职业记者延续调查新闻传统，将独立内容创制平台视作“一人媒体”的实践场域，建设出Geneva Health Files、Undue Influence等优质媒体；另一方面，新型新闻组织则引入多元行动者参与调查，例如独立调查机构The Markup联合软件工程师和数据分析人员，创作出“像素猎杀”（Pixel Hunt）等针对科技公司数据监控行为的调查新闻。上述实践共同塑造出关于特定社会议题的多元视角，显著拓宽了数字时代新闻调查的边界。
新闻专业知识体系和外部知识体系的协作，为我们展现了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带来的新闻认识论创新。但这并不足以解释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作为数字新闻交易区的核心价值——即为什么相似的新闻实践在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和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会塑造出迥异的媒介景观。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超越“专业与非专业”行动者的人类内部划分，立足于“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互动的视角作出进一步考察。
算法等技术差异在不同新闻实践景观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新闻研究者和从业者作为未经训练的外部行动者，较少掌握充分的计算机科学知识，故往往习惯性地将各种复杂技术问题解释为社会实践的产物，以实现合乎自身知识框架的理解，[22]如考察算法如何被技术人员和科技制度创造和运用等。[23]这种分析路径较好地描摹了算法作为知识文化载体的一面，却很容易忽视算法作为行动者的一面。就像“文化”概念逐渐脱离人类学家的掌控那样，各类行动者与算法间有意识的互动，[24]也已使得“算法”外扩于计算机科学家的构想，在众多创新实践中展现出自主性与能动性。[25]因此，交易区概念所聚焦的“拼贴型知识”，就为凸显算法与人类行动者所塑造的社会局部合作提供了有益启发。质言之，关注人与技术共创的“洋泾浜语”，可能发现从任一知识体系出发的先验式立场所无法揭示的细腻变革。
对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算法实践，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新闻实践话语进行初步阐释。首先是“上热搜”这一典型的“洋泾浜语”，其知识属性体现为既是指导数字新闻实践的特殊标准，又是思考算法权力与新闻可见性之间关系的概念起点。[26]源自算法机制和新闻议程设置的“热搜”术语，如今已从具体的社交媒体功能演变为对数字新闻运作一般性逻辑的指称，其基本内涵是：如何使算法推荐行动和新闻参与者的生产行动于数字信息流中达成匹配。而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自主算法，正逐步塑造独特的“上热搜”实践。以Substack为例，目前该平台主要使用“双塔架构”（the two-tower architecture）和“顺序模型”（sequential models）混合算法系统，并将逐步由前者过渡至后者。[27]双塔架构通过两个并行的神经网络，分别对“用户层”和“物品层”进行向量建构，其基本运行逻辑是将向量相似的物品推荐给用户；顺序模型则将用户过往的新闻消费视作连贯实践，在交互过程中不断更新用户画像，进而预测用户未来信息需求。这种转变意味着对创作者而言，符合用户长期阅读习惯和具备渐进模式的内容将更可能收获可见性。这为Substack赋予了和传统社交媒体极不相同的新闻“上热搜”机制——由事件触发的消息内容退场，故事性、连续性内容则成为主流。这种以故事性为生产理念的新闻实践进一步形成更具介入性和动员力的文化，[28]例如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等创作者提出的原生交叉推广（Native Cross Promotions）模式，就以集合行动者共享算法流量的方式，展现出协作式数字新闻生产的巨大潜能。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与传统社交媒体所各自遵循的注意力竞争法则，有助于启发我们认识到“上热搜”不是静止的、纯粹负面的“流量为王”逻辑，而是在人类与算法互动中被不断调整的、有可能导向积极新闻生产的特殊实践。
与独立内容创制平台高度相关的另一种“洋泾浜语”是“算法公众”。“算法公众”代表着新闻业对数字受众的技术文化想象[29]，折射出对民主进程的“算法式”理解。[30]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公众社群实践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具有相似性，二者都试图通过算法规则赋予创作者社群更广泛的自由度[31]，例如Reddit通过设置Karma值使社群内部自主评估用户参与度，Discord开发Engagerly系统用于奖励用户贡献等等。但总体而言，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社群算法系统在相当程度上是“弱算法”的，强调社群自治高于算法筛选，这实际上是对“算法公众”模式的动态调适。例如，中文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巴别塔的实验性社区Traveloggers就通过区块链技术将公众塑造为持有共同所有权和集体记忆的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每一则内容都能够作为可继承的NFT被新持有人继续书写，并能通过分叉（fork）机制不断衍生。由内容创衍所维系的虚拟社群使得公众在算法互动中获得主动性，将曾经被动的众筹、捐赠行为转化为更具行动主义色彩的集体参与，其不仅指向对平台权力的约束，更意味着算法等技术行动者不再扮演纯粹的黑箱角色。尽管这种自治社群是否能够成为可推广的实践模式还有待观察，但其对于如何调整人类与技术、个体与社群之间互动逻辑的探索，无疑为我们构思更加进步的“算法公众”理念和数字新闻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至此，我们透过交易区的理论棱镜，对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所具备的新闻实践特色和认识论创新作出了初步探索。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作为连接专业与非专业行动者、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数字新闻交易区，在促进传统新闻知识体系跨边界协作与创新的同时，更扮演着反拨平台技术规则、重塑新闻社会交往范式的实验性角色。“数字新闻交易区”不仅表征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包孕多元新闻文化的运作逻辑，更折射出其为新闻知识生产与传承模式所带来的变革。在更广泛的社会尺度下，交易区应当成为未来数字新闻生态着重建设的协作空间。
四、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技术批判与文化反思
网络媒体与数字新闻研究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曾不无浪漫地将虚拟社群称作“无奴隶的雅典”（Athens without slaves）。[32]此类被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批判性地称作“技术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的话语修辞几乎贯穿整个大众媒体发展史。[33]从电报、电视，再到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Web2.0时代，技术民主理念不仅并未彻底解决各类紧迫的社会危机，反而遭遇概念僵化与现实挫折，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而这无疑提示我们对各种类型的技术乐观主义保持审慎的态度。应当认识到的是，对数字社群的进步式构想和批判观点并不必然相互对立，研究者完全可以立足辩证思维，对技术的潜能与限度展开同步考量。因此，对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作出技术批判与文化反思，是数字新闻学想象并规制其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交易区架构既为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带来了机制上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也不可避免地令其呈现出结构上的脆弱性。立足于更加宏观的时空尺度考察数字新闻交易区，我们不难发现其构想中始终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交易区是否应当被制度化。在现有社会条件下，纯粹天然的、去制度化的交易区空间基本无法长期维系；而倘若出于保护和发展交易区的目的将其制度化，又可能导致这类强调行动者自主性的协作空间被资本权力控制。因此，如何平衡上述矛盾，将决定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未来走向。对于平台这类数字化交易区而言，制度化建设关乎建构稳定且可持续的运转模式。当前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基本采取“强用户、弱平台”的“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创作者享有内容自主权，将粉丝的直接打赏、付费订阅作为主要营收来源，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摆脱了广告商对内容生态的主导，通过版权激励塑造出创作者对积累个人影响力的期望，使其并不完全出于盈利逻辑展开行动。[34]但创作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也在于此，其高度个体化的营收模式极可能造成“赢家”和“输家”之间的不平等。[35]尽管平台声称创作者能够依托稳定的粉丝社群实现盈利，但这种以小规模粉丝经济为基础的运转模式，始终难以形成真正面向大众的社会参与。因此，创作者经济虽然能够以赋予行动者自主性的方式推动民主实践，但其本身所具备的民主潜力并不必然能够支撑新闻这一庞大的公共信息事业。
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未来仍需建设更具韧性与社会性的运转模式，其中关键在于准确锚定新闻机构的生态位。当前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具备显著的去机构化特征，个体行动者成为塑造其新闻亚生态的主要节点，传统媒体尚难涉足其中。但应当注意到的是，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新闻实践依旧从双重维度体现着机构逻辑：一方面新闻媒体需要自上而下地打造“新闻网红”等混合职业群体，使其角色身份贴合平台传播生态；另一方面部分个体行动者也通过平台资助自下而上地组建新型新闻媒体，并以机构形式运作。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由此达成对专业机构影响力的削减，以及从单纯的技术架构转变为投入“新闻资本”的建设方。平台获得近似传统新闻组织的新闻生态影响力，却无需承担相应新闻规范和监督责任，这显然无益于建设新闻公共性。实际上，独立内容创制平台与传统新闻机构有可能、也有必要形成生态性合作。创作者模式缺乏稳定且可持续的新闻生产组织形式，更由于规范不健全、实践弥散等特征存在着使新闻信息降格为内容产品、导致社会参与异化的风险。传统新闻机构的体制与资源优势能够有效缓解纯粹市场和受众逻辑对新闻内容的宰制，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则能够为新闻机构深度转型、寻求更为细腻的公共连接提供场域。因此，理想中的数字新闻交易区应当在微观层面促进专业行动者和非专业行动者协作，在中观层面调和新闻组织逻辑和独立平台逻辑，并秉持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并重的后人类认识论。
独立内容创制平台未来会走向成功还是消亡？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但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将答案从单纯的“是或否”转变为“技术—文化配置如何演进”的开放性命题。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并不是纯粹的新现象，而是与部分技术先例一脉相承，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早期数字新闻实践及其民主理想的再激活。千禧年初兴起的博客、维基、参与式新闻项目等实践形式都与当前的独立内容创制平台颇为相似，其共同的价值追求包括开放知识共建、自主新闻生产，以及呼吁公共行动等。博客等早期独立媒体所采取的简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在分发算法系统冲击下逐渐式微，其技术栈（tech stack）搭建等需求更塑造出较高的实践门槛，最终导致大众转投规模更加庞大、传播架构更加完善的社交媒体平台，塑造出繁荣的数字化大众传播景观。而在当前社交媒体算法逐渐异化，虚假信息、社会仇恨泛滥的环境下，世界范围内愈发兴盛的媒介尚古主义又回溯传统数字交往理念，并将其与新型技术架构相结合，使得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等去中心化实践成为想象数字平等的崭新起点。从Web1.0到Web3.0，数字媒体生态当中的公共性理念与追求几乎未曾改变，各类技术架构实际上也愈加丰富，而非相互倾轧、非此即彼。既然我们从未真正经历超越式的历史变革，想必也不应当把数字新闻与公共社群构想寄托于线性的技术文化发展观。技术民主或数字民主，实际上是对人类信息交往行动和技术架构进行调配的动态过程；跨边界的集体协作乃至数字化生存，也将始终依赖于技术与社会的共同生产。
五、结语
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涌现，为我们重思平台模式与数字新闻实践的关系提供了崭新样本。独立内容创制平台在认识论层面发挥着交易区的作用，勾连起专业记者与草根群体、人类创作者与技术架构等行动者类型，为新闻知识的混合生产以及新闻实践的跨边界协作提供了自主场域。在未来，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等数字新闻交易区应当成为数字媒体生态当中必不可少的局部配置，在同新闻组织更加密切的协作之中不断生发创新实践。
在临摹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运作逻辑之外，本文更期望数字新闻交易区的理论概念能够启发一种更具“对称性”（symmetrical）的数字新闻认识论。对称性意味着新闻研究者与从业者应当以更加均衡的视角拆解新闻实践，以更加务实、谦逊的方式开展新闻协作。一直以来，数字时代的新闻从业者与研究者都对外部行动者实践抱有极大热情，这与新闻业的文化理想紧密相关；但我们往往出于保护自主性等目的，在实践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不必要的他者化，实际上始终未曾超越传统新闻认识论的框架。交易区所秉持的理论视角，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外部知识体系反思新闻业固有的专业性基因及其当代演化。最为关键的是，交易区所强调的各类拼凑而成的局部语言，实际反映了协作中的多元新闻行动者如何克服种种困难、锚定那些至关重要的“交流点”的流动过程，这些行动者对某种形式的专业性共识的追求往往能够成为促进新闻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基架逻辑。如果说数字新闻学研究对于“对称性认识论”的探索始于“走出编辑室”，那么“走进交易区”或许应当成为下一个重要阶段，新闻学有望在这一阶段释放更多理论潜能。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联2025年度“三类基地”专项课题（批准号：25JDZX02）成果】
参考文献：
[1] Pew Research Center. Social Media and News Fact Sheet[EB/OL]. （2025-09-25）[2025-11-12].https://www.pewresearch.org/journalism/fact-sheet/social-media-and-news-fact-sheet/.
[2] The Hollywood Reporter. Substack Surges Past 5M Paid Subscriptions[EB/OL].(2025-03-11)[2025-11-12].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business/business-news/substack-number-subscribers-video-trump-1236158048/.
[3] Stream Charts. Political livestream content sees 56% spike in yearly viewership[EB/OL].(2025-05-06) [2025-11-12]. https://streamscharts.com/news/political-livestream-content-2022-2025.
[4] Perreault G P, Nelson J L.Aspirational meta journalism: What nieman journalism lab predictions reveal About platform and audience imaginaries[J].Digital Journalism,2025:1-19.
[5] Ask K, Spilker H S,Hansen M. The politics of user-platform relationships: Co-scripting live-streaming on Twitch. tv[J]. First Monday,2019:24(7).
[6] Acosta Meneses M Y, Gómez-Escalonilla G. Substack, the new “home” for cultural journalism[J]. Journalism and Media, 2025, 6(3):128.
[7] Barnhurst K G.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news[J].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2014:111-141.
[8] Hurcombe E.Conceptualising the “newsfluencer”: Intersecting trajectories in online content creation and platformatised journalism[J].Digital Journalism,2024:1-12.
[9] Aldave-Carranza M J,Palomino-Flores P. Streamers as emerging journalistic Figures: A study on their influence and informative quality[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 and Applied Technologies 2024(ICOMTA 2024). Atlantis Press, 2024:574-585.
[10]王晓培.作为行动者的新闻网红：数字新闻的介入性文化与行动主义逻辑[J].新闻界，2025(09):15-25.
[11]仇筠茜.新闻策展：“微媒体”环境下突发新闻报道及伦理分析——以美国马拉松爆炸案报道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3,35(9):123-130.
[12] El Sanyoura L,Anderson A. Quantifying the creator economy: A large-scale analysis of patreon[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2022, 16: 829-840.
[13]常江，郭愉昂.理解“新闻网红”：边界工作视域下的新闻职业身份重构[J].青年记者，2025(07):62-68.
[14] Galison P. Image and Logic: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803.
[15] Villagrán Sánchez ?, López Pan F. Journalism,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 studies: A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ism, 2025: 14648849251358911.
[16] Lewis S C, Usher N. Code, Collabo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Hacks/Hackers Global Network[M].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In an Age of Digital Media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 Routledge, 2017: 129-139.
[17] Lewis S C, Usher N. Trading zones, boundary objects, and the pursuit of news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journalists and programmers[J]. Convergence, 2016, 22(5): 543-560.
[18] Dodds T, Reséndez V,von Nordheim G, et al. Collaborative coding cultures: How journalists use GitHub as a trading zone[J]. Digital Journalism, 2024, 12(7):1030-1051.
[19] Galison P. Trading with the enemy[M]. Gorman M E, ed. Trading zones and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Creating new kinds of collabor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52.
[20] Galison P. Image and logic: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51.
[21] Nieman Lab. How Bellingcat gets 15,000 people on Discord to talk about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EB/OL]. (2023-3-13)[2025-11-12]. https://www.niemanlab.org/2023/03/how-bellingcat-gets-15000-people-on-discord-to-talk-about-investigative-journalism/.
[22] Linden T C G. Algorithms for journalism: The future of news work[J].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2017, 4(1): 60-76.
[23] Gillespie T.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J].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2014,167(2014): 167.
[24] Cotter K. 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 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J]. New Media & Society, 2019, 21(4): 895-913.
[25] Seaver N. Algorithms as culture: Some tactics for the ethnography of algorithmic systems[J]. Big Data & Society, 2017, 4(2): 2053951717738104.
[26]皇甫博媛.“送你上热搜”：算法权力、算法抵抗与用户战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 31(5): 34-46+126-127.
[27] Substack. How the Substack feed is learning to understand your reading journey[EB\OL]. (2025-11-01)[2025-11-12]. https://mrkcohen.substack.com/p/how-the-substack-feed-is-learning.
[28]常江，王雅韵.作为故事的新闻：观念、实践与数字化[J].新闻大学，2023(01):16-27+118-119.
[29]李红涛，杨蕊馨.受众难驯？——中国数字新闻业的受众建构与算法公众想象[J].新闻大学，2024(01): 16-32+119-120.
[30] Anderson C. Deliberative, agonistic, and algorithmic audiences: Journalism's vision of its public in an age of audience transparen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5: 529-547.
[31] Alexander Bleier, Beth L. Fossen, Michal Shapira. On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the creator econom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024,3(41): 411-426.
[32]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298.
[33] Carey J W. Historical pragmatism and the internet[J]. New Media & Society,2005,7(4): 443-455.
[34] Tushnet R. Economies of desire: Fair use and marketplace assumptions[J].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009, 51(2): 513-547.
[35] Duffy B E, Pinch A, Sannon S, et al. The nested precarities of creative labor on social media[J]. Social Media+ Society，2021,7(2):20563051211021368.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常江，郭愉昂.数字新闻交易区：独立内容创制平台的兴起与反思[J].青年记者，2026(01):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