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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5年，常州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集群规上产值超过5000亿元；新能源整车产量突破80万辆。扎根常州的“理想”成为常州新能源整车制造的标签。常州动力电池已建产能突破212.9GWh，产业规模居全省第一，全国前三；全市变压器产量占全国13%；全市一年生产电缆可绕赤道95圈。在全国率先打造“发电、储能、输送、应用、网联”五个环节为主体的产业生态闭环。
本文将以常州二十年转型历程为蓝本，拆解传统工业城市应对产业变革的核心逻辑：如何历经一场漫长且充满阵痛的“知识积累之旅”，最终完成经济结构的“自我革新”与“系统重建”。将借助两大诺贝尔经济学理论视角读懂这场转型：用莫基尔的“知识进化”视角，看常州如何从“不懂新兴产业规律”走向“精准驾驭产业逻辑”；用阿吉翁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看这座城市如何敢断传统老路、耐心培育出千亿级新能源产业生态。
当2004年“铁本事件”的惊雷击碎了一个钢铁巨头的梦想，更彻底颠覆了常州依赖规模扩张和重化工产业的旧有发展认知。这座传统工业城陷入迷茫：未来的路在哪？二十年后，答案清晰地印在“中国新能源之都”的招牌上。
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新能源产业规模达10479亿元。常州的转型从不是“幸运降临”，而是一部“地方政府如何学习、试错、最终掌握新兴产业规律”的实践手册，更是一场“打破旧我、重建新我”的区域经济革命。
1998-2003年苏南浪潮中的沉寂与“铁本”惊雷：传统路径的断送
1998年的长三角，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加速冲刺期。当苏州工业园区的外资流水线昼夜不停、无锡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时，百公里外的常州却陷入了转型迷茫。这座曾以“中小城市学常州”闻名全国的工业名城，在全球化分工的浪潮中，传统产业的优势渐渐褪色。
那时的常州，国营工厂的宿舍楼密密麻麻，工人们骑着本土品牌的金狮自行车，穿梭在京杭大运河畔的老街，奔向那些承载着城市荣光的厂区：生产星球牌收录机的常州无线电厂、制造柴油机的常柴集团，还有代表中国重工业实力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厂。
但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下，这些传统制造企业的光环慢慢黯淡。一位当地经济干部后来回忆：“看着苏州、无锡高楼林立、外资扎堆来，我们心里急得慌，却找不到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2003年，一个看似能扭转困局的“大项目”，成了常州经济转型的转折点。当地企业家戴国芳的铁本钢铁公司，计划在长江边建一座年产840万吨的钢铁基地。这个规模远超当时行业常规的项目，被地方政府当成了重振工业的希望，全力支持。
但这个投资巨大的项目，致命漏洞就藏在审批环节：它没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而是分了很多个子项目在地方审批，属于违规建设。2004年4月，国家宏观调控的重拳落下，国务院专项检查组进驻常州，铁本项目被定性为“地方政府越权审批、企业违规建设的典型”。最终，戴国芳入狱，项目戛然而止，参与其中的各级干部也受到严厉处分。
“铁本事件”成了常州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时任市委书记范燕青在内部会议上痛定思痛：“靠低技术、拼规模的老路走不通了，我们必须找科技含量更高的产业方向。”这场惨痛的失败，像一盆冷水浇醒了传统发展思维，也为常州后来跳出“重化工依赖”、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埋下了伏笔。
2004-2010：迷茫中的探索：“科技长征”与认知觉醒
“铁本事件”后，常州陷入了集体迷茫：传统重化工路被彻底堵死，新的产业方向却还没眉目。就在这时，时任市委书记范燕青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科技长征”战略：既然本地高校资源少，就主动出去找智力支持。
从2005年开始，常州各级干部频繁跑北京、上海、深圳，挨家走访科研院所和高校，带着本地产业资料“上门推销”，寻求产学研合作的机会。一位参与过“科技长征”的官员回忆：“我们就像推销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落地的前沿技术项目。”
客观来说，这场“科技长征”的直接成果并不显眼：和清华大学欧阳明高院士合作的麦科卡电动车项目，最终只停留在低速代步车（俗称“老头乐”）阶段，没能实现产业化；引进到溧阳的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当时也只是个概念性平台。但它的深层价值远超项目本身——为长期沉浸在传统制造业思维里的常州干部，打开了一扇接触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的窗户，完成了关键的“认知启蒙”。
与此同时，邻近无锡的光伏产业神话，给常州带来了新启发。2005年，海归博士施正荣创办的无锡尚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施正荣一跃成为中国新首富，光伏产业的热浪很快席卷苏南。常州招商干部通过接触光伏产业，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科技+资本”的巨大能量。
这种认知转变，在当时的地方政府中显得格外超前。当多数城市还在热衷于土地开发、靠优惠政策吸引传统企业时，常州已经悄悄开始从“行政管理者”向“产业培育者”转变，为后续布局新能源产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2011-2014：第一次豪赌：波士顿电池的兴衰与“产业学费”
2011年春天，一位曾任职武进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年轻官员（苏江华）出任溧阳市市长，凭借敏锐的产业嗅觉，成了常州新能源布局的关键推动者。当时，全球创投圈正掀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布局的热潮，金沙江创投把目光锁定在了拥有先进锂离子电池技术的美国波士顿电池（Boston Power）。这家由瑞典女化学家克里斯蒂娜·兰普·奥娜露德创办的企业，因为率先把两颗18650并列电池用在汽车动力上，被业内看作“特斯拉的潜在对手”。
借助之前招商积累的人脉，苏江华促成金沙江创投与波士顿电池合作，三方敲定把生产基地落在溧阳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当时这个决策太冒险了，”一位参与谈判的干部回忆，“2011年宁德时代刚从ATL独立出来，整个动力电池行业还处在萌芽期，常州能提前布局，魄力远超同期大多数城市。”
波士顿电池专注于能量密度高的三元电池（NMC和NCA），并精准判断：动力电池规模化生产应该放在产业链最集中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内地。2011年，金沙江创投完成对波士顿电池的收购，把总部迁到北京、生产基地落在溧阳，消息在新能源圈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但辉煌背后，危机早已埋下。金沙江创投合伙人伍伸俊自认为电池技术已经成熟，可以直接进入量产阶段，在关键节点解雇了波士顿电池的创始团队。产业专家后来评价：“这是典型的资本傲慢，低估了实验室技术到规模化生产的巨大差距，也忽视了创始团队对技术落地的核心作用。”
2013年，伍伸俊还高调宣称波士顿电池技术领先时代，计划在杭州开展换电业务，描绘“月供千元租赁电池”的蓝图，但现实却狠狠泼了冷水。
2015年，溧阳工厂实现量产后，产品的良率和性能都没达到预期，失去技术核心的企业很快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场失败虽然给常州新能源产业泼了冷水，却让当地政府摸清了动力电池产业的技术规律和市场逻辑，交了一笔“无价的产业学费”。
2015-2017：绝地求生：动力电池的“双城记”与路径突破
波士顿电池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常州布局动力电池产业的决心，反而让当地政府更清晰地认识到产业规律。这时，金坛与溧阳两个县级市，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却同样成功的产业培育路径，上演了动力电池产业的“双城记”。
金坛区领导一直密切关注着波士顿电池的进展，他的判断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巨大潜力。”2015年，金坛做出大胆决策：引进来自河南洛阳的中航锂电（后更名为中创新航）。这家企业技术底子扎实，市场开拓限于商用车。和溧阳追逐国际团队的策略不同，金坛选择了“陪伴式培育”：不追求跨越式发展，而是陪着企业一起成长。
2016年底，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大幅提高了电池能量密度要求。专注于商用车电池和磷酸铁锂路线的中创新航，瞬间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
金坛区政府内部出现了激烈争论：“是及时止损还是继续投入？”时任金坛领导在内部会议上明确表态：“动力电池是未来的核心产业，中创新航的技术底子还在，这个险值得冒。”
最终，金坛区政府注资28亿元帮企业渡过难关，还引进了职业经理人刘静瑜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绝地救赎”，成了常州新能源产业史上最成功的国资培育案例之一。
几乎同时，毗邻的溧阳市在新任市长的主导下，走出了另一条“龙头引领”的路径。
吸取了波士顿电池的教训后，溧阳把目标锁定在行业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成了最优选择。2016年，溧阳到宁德的高铁开通，成了合作的关键契机。溧阳领导亲自带队去宁德洽谈，凭借便捷的交通区位和精准的政策服务，成功引进宁德时代，落地了年产能50GWh的江苏时代基地。
溧阳的策略不只是引进单个企业，而是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随着江苏时代落地，科达利、璞泰来等上下游企业陆续入驻，溧阳很快形成了全链条的动力电池产业集群。
至此，常州动力电池产业完成了关键布局：金坛靠国资主导实现企业救赎，溧阳靠龙头引领构建产业生态，两种路径相互补充，为后续产业爆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6-2019：惊险一跃：理想汽车的生死考验与生态完善
当西部县区在聚焦动力电池布局时，东部的武进区正在酝酿另一个关键突破：新能源整车制造。这个布局的起点，源于一次看似偶然的科技创业投资。2014年，武进区政府通过金沙江创投接触到小牛电动项目，当时这个高端电动自行车品牌并没被广泛看好，但武进区政府基于对绿色出行趋势的判断，给予了积极支持。
没想到，小牛电动后续市场表现火爆，还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早期投资的本地企业家获得了丰厚回报。这个成功案例，极大激发了武进区政府投资科技创业的热情，也为后续和理想汽车的合作积累了经验。
2016年，李想带着“车和家”项目找到武进区，当时包括李斌、贾跃亭在内的多位新造车势力创始人都曾和常州接触过。
“李想带来的PPT主要聚焦SEV小型低速电动车，没要巨额资金，只希望政府代建厂房，当时判断风险可控。”一位参与洽谈的官员回忆。基于小牛电动的成功经验，武进区政府对SEV替代“老头乐”的市场前景很认可，决定投入4亿元代建厂房，还在A轮投资了5000万元。
政策突变再次带来生死考验。2018年，工信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彻底堵死了SEV合法上路的渠道。“这个政策直接判了我们死刑，所有规划和投入都围绕SEV展开。”李想后来回忆。
理想汽车被迫紧急转向，启动理想ONE SUV研发，前期投入大多打了水漂，资金链瞬间紧绷。
武进区政府陷入了两难：继续支持可能血本无归，放弃则前功尽弃。关键时刻，政府派出专业团队深入考察，发现理想团队虽然有战略失误，但具备出色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技术专注度。
最终，武进区政府决定继续支持，这个决策成了常州新能源产业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2019年，理想ONE正式量产并成为市场爆款，常州也由此补齐了新能源整车制造的短板，形成了“电池+整车”的完整产业生态。
2019-2024：万亿之城的诞生与产业发展启示
2019年，成了常州新能源产业的里程碑之年：理想ONE量产爆红，比亚迪在新北区设立工厂，形成了“北有梦想、南有理想”的整车制造格局；中创新航焕发强劲活力，江苏时代成了宁德时代在全国的重要基地。此后几年，常州新能源产业持续高速增长，逐步奠定了“中国新能源之都”的地位。
2024年，常州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新能源产业规模突破8500亿元，整车产量近80万辆，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整车产量占江苏省总产量的60%，位居全国前列。这一年，理想汽车第100万台新能源车下线，世界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开工，常州被工信部授予“中国新能源之都”城市产业名片，“发储送用网”全链条生态加速形成，产业集聚度位居全国第三，投资热度连续三年全国第一。
回望常州二十年的转型之路，不只是一个城市的产业逆袭故事，更藏着地方培育产业的深刻启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提供了宝贵样本。
启示一：失败是产业升级的“宝贵学费”。从“铁本事件”的规模扩张教训，到波士顿电池的技术转化失利，再到理想汽车的SEV战略挫折，常州的产业之路布满荆棘。但正是这些失败，让地方政府学会了敬畏产业规律、尊重专业价值、科学谨慎决策，为后续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启示二：地方政府要完成从“管理者”到“产业合伙人”的角色转变。常州政府展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风险担当——不只是简单提供政策优惠，更用专业眼光筛选项目、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成长，通过国资注资、代建厂房等方式深度参与产业培育，真正成为了产业发展的“合伙人”。
启示三：差异化竞争是避免“内卷”的关键。当苏州、无锡聚焦零部件体系时，常州主攻整车与电池制造；当金坛选择救赎本土企业时，溧阳引进行业龙头——这种差异化布局形成了良性互补，构建起了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
启示四：产业崛起需要时代机遇与决策者魄力的同频共振。从范燕青的“科技长征”启蒙，到苏江华的前沿布局尝试，再到武进区对理想汽车的坚定支持，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离不开决策者的远见和魄力。
如今，“常州有理想”的城市标语已经和新能源产业深度绑定，体育热情与产业活力实现了同频共振。这座从传统工业城市转型而来的“新能源之都”，正以全链条的产业生态、领先的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国新能源赛道，它的转型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理论透镜：读懂常州转型的底层逻辑
（一）莫基尔透镜：一座城市的“产业知识”进化史
核心逻辑：常州转型成功的本质，是地方政府作为核心经济主体，完成了一次“产业知识”的全面升级。从基于传统制造业和规模扩张的“旧知识”，升级为基于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和生态运营的“新知识”。这个过程充满试错，每一次失败，都是为获取新的有用知识支付的“学费”。
1. 知识匮乏与认知启蒙期：“铁本”教训与“科技长征”
旧知识的局限：“铁本事件”是传统知识范式的巅峰，也是终结。这种旧知识的核心是“拼规模、轻规则、崇拜固定资产投资”。它证明，在新时代，只靠胆量和地方保护，根本培育不出健康的产业。
新知识的启蒙：“科技长征”标志着常州获取知识的方式彻底改变。从被动等待技术上门，到主动出去找智力支持；从钻研政策文件，到钻研技术原理。常州干部开始积累“高新技术”“产学研合作”“风险投资”等方面的基础认知。虽然麦科卡、中关村产业园等项目没直接成功，但沉淀下了“怎么跟科学家、投资人打交道”的实操经验，以及“绿色科技是未来”的方向判断。而无锡尚德的成功，更像一堂生动的现场课，让常州直观懂了“科技+资本”的巨大能量。
2. 知识试错与深度理解期：波士顿电池的“昂贵学费”
知识的傲慢与鸿沟：引进波士顿电池，是常州第一次超前应用新技术知识。但金沙江资本解雇创始团队的决策，暴露了“资本思维”对“产业实操知识”的忽视。按莫基尔的理论，技术知识分两种：一种是“原理性知识”（比如电池的工作原理），另一种是“实操性工艺知识”（比如怎么把实验室技术变成稳定量产的产品）。资本方以为收购了前者就够了，却丢掉了深嵌在创始团队里的“实操工艺知识”，这正是实验室技术走向量产的关键。
“学费”的价值：这次失败，给常州买来了三条关键的“产业规律知识”：一是动力电池从技术到产品，中间有巨大的落地鸿沟；二是核心技术团队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三是技术路线选择要贴合市场阶段（当时三元电池路线不符合国内市场需求）。后来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消化吸收这些“痛苦知识”的基础上，失败成了最深刻的老师。
3. 知识分化与应用突破期：“双城记”中的知识路径选择
金坛路径：“陪伴式培育”的知识融合。金坛选择中创新航，体现的是“基于本土禀赋和耐心资本的产业知识”。当补贴政策突变导致企业濒死时，政府注资28亿并引进刘静瑜，靠的是对“企业技术底子（现有知识）价值”和“职业经理人改革能力（新管理知识）”的精准判断：这要求政府必须具备“企业诊断能力”和“危机干预能力”。
溧阳路径：“生态构建”的知识整合。溧阳引进宁德时代，是“借力外部顶尖知识”的典范。不再从零开始培育，而是通过招引龙头企业，直接把全球最前沿的电池制造、管理知识体系导入本地。更关键的是，“构建产业生态”的策略，体现了常州对“产业链逻辑”和“产业集群协同”的深刻理解：引进一个宁德时代，就能自动吸引其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和技术团队，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
4. 知识整合与系统创新期：理想汽车的“风险投资知识”考验
从“小牛”到“理想”：风险投资知识的升级。投资小牛电动的成功，让武进区政府初步掌握了“早期科技项目怎么投、怎么退出”的知识，这为后续支持李想奠定了基础。面对理想汽车的SEV战略危机，政府专业团队展现的是“企业价值评估知识”。穿透战略失误的表象，看到团队在成本控制、技术专注上的核心能力（也就是企业的“知识资产”）。
决策的智慧：继续支持理想的决策，不是靠感情用事，也不是被“沉没成本”绑架，而是基于知识的风险判断。这意味着，常州政府已经掌握了“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为有潜力的企业续航”的高端风险投资知识。
（二）阿吉翁透镜：一场区域经济的“创造性破坏”攻坚战
核心逻辑：常州的转型，是一场典型的“区域性创造性破坏”。“破坏”的是陈旧低效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创造”的是全新的、以绿色科技为主导的创新型经济体系。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两个关键角色：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的“关键破坏者”，以及搭建新产业生态的“建筑师”。
1. 第一次破坏：“铁本事件”强行终止旧范式
这不是主动选择的破坏，却是历史性的“被迫转型”。它用最惨烈的方式，彻底断绝了常州在钢铁工业赛道继续走下去的可能，也打破了对规模扩张的心理依赖，为接纳新产业、新范式清理了“战场”，这是创造性破坏中“破”的痛苦开端。
2. 第二次破坏：摒弃“短平快”的传统招商思维
“科技长征”和拥抱光伏、新能源概念，意味着常州主动放弃了改革开放初期“靠低价土地、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传统招商模式，开始走更难、更长期的“培育新兴产业”之路。这是对自身传统行为模式的主动破坏。
3. 第三次破坏：破除“技术迷信”与“资本迷信”
波士顿电池的失败，帮常州打破了两个误区：一是对“海外高端技术”的盲目崇拜，二是对“明星资本”的过度信赖。它让常州明白，真正的产业竞争力，来自技术的扎实落地和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而不是华丽的海外标签、明星资本背书。这为后来务实选择中创新航（本土深耕）和宁德时代（产业生态）扫清了认知障碍。
4. 第四次破坏：用耐心资本颠覆“急功近利”的政绩观
金坛注资28亿拯救中创新航、武进区在理想汽车濒死时持续支持，这两件事都是对“政府投资必须短期见效、规避风险”的传统政绩观的颠覆。政府以“耐心资本”和“战略合伙人”的身份，承担了私人资本不愿承担的早期高风险，让新能源这个“新物种”得以存活、壮大，加速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5. 系统性创造：“新能源之都”生态的形成
所有的“破坏”，最终都是为了“创造”：在常州这片土地上，系统性地搭建起一个“发储送用网”全链条的新能源产业生态。中创新航、宁德时代、理想、比亚迪等企业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形成了相互支撑、技术共享、成本共摊的创新网络。这标志着新的价值体系已经成型，并且具备了自我生长的能力。
（三）双透镜融合：常州模式的精髓——“学习型政府”引领的“韧性转型”
常州二十年的转型，是莫基尔“知识进化”与阿吉翁“创造性破坏”理论在区域层面的生动演绎，核心是“学习型政府”引领的“韧性转型”，其中有三个关键逻辑：
第一，知识积累是创造性破坏的“导航仪”和“缓冲垫”。如果没有从“科技长征”到失败试错积累的知识，常州的“破坏”很可能是盲目且毁灭性的，大概率会在多次碰壁后退回传统老路。正是靠着“怎么辨识产业”“怎么评估企业”“怎么管控风险”这些知识，常州政府才能在关键十字路口（救不救中创新航？续不续投理想？）做出正确选择，把“破坏”引向“创造”，还降低了转型的社会成本。
第二，创造性破坏的压力是知识升级的“催化剂”。如果没有“铁本事件”带来的生存压力，没有在苏南板块掉队的危机感，常州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的动力去走痛苦的“科技长征”、做认知革新。危机（也就是“破坏”的威胁），逼着地方政府以超常速度学习、积累新知识。
第三，“有为政府”的核心角色：知识系统的构建者、破坏-创造过程的管理者。常州政府既不是只守底线的“守夜人”，也不是追求短期回报的纯粹投资人，更像“区域学习系统的组织者”和“产业耐心的提供者”。它通过自身的知识升级，去识别、引导甚至适度参与市场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最终把转型的阵痛，变成了区域发展的新动能。
最后：韧性与智慧是穿越周期的城市密码
常州的转型突围，为所有面临产业变革压力的传统城市提供了一个核心启示：真正的升级，始于认知的升级；真正的重生，源于打破旧我的勇气。
从莫基尔的理论看，它证明了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城市最大的资产不是厂房、设备，也不是当下的GDP，而是学习新知识、适应新范式的能力。常州把每一次失败都变成了知识储备，最终完成了从“产业迷茫者”到“产业懂行人”的惊险一跃。
从阿吉翁的理论看，它给出了一条后发地区的追赶路径：通过主动引导一场面向未来的“区域性创造性破坏”，就能实现对先进地区的追赶甚至超越。关键在于，能否有长远的战略定力，承受住破坏的阵痛，坚定地投资新价值的创造。
“常州有理想”，这句口号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历经二十年“知识苦旅”后，对“产业选择”和“发展路径”的清晰认知。它的故事告诉我们：城市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学习速度”和“运用知识能力”的竞争，是“敢于自我革新”和“善于创造新价值”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