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时，周人创立了分封制、宗法制、藉田制与乡遂制度这四大制度，由此而确定了周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领域的基础治理模式。可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大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后人不得不针对这些制度的发起多次重大变革。伴随着这些变革，对于周文化的反思也逐渐展开了。
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兵家等等多个学术流派就陆续诞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各式各样的反思和总结。
道家以“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主张顺其自然，崇尚“无为而治”，提出“治大国如烹小鲜”理念，甚至希望整个社会能回归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道家思想系统性地解释了宇宙万物的起源，在上迎合了统治者希望能“无为”而治理天下的心态，在下也满足了底层民众希望减少苛政的强烈渴望，因此得以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时代显学之一。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秉持“仁、义、礼、知、信”的理念，赞同社会改良，却希望人们能遵循周礼，恢复周公之治。孔子学术一方面符合社会大众人心向善的普遍需求，另一方面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又满足了人心思稳的大众愿望，所以也赢得了众多拥趸，成为另一门显学。
春秋时的法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但每一位变法者都希望变革旧制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由此而言，变法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底层民众，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遇。所以，主张变法的法家思想，注定会成为时代显学。
墨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门派，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理念，主张“尚贤”、“亲士”，否定“命定论”，并希望天下自下而上地统一思想（即“尚同”理念），直至天下人的想法都符合于“天志”，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墨家的“尚贤”、反宗法制、“非命”思想，深受底层民众的欢迎；而其“尚同”思想，又极大地维护了各国统治者的地位。由此，墨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时代显学。
进入战国时代，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旧日霸主纷纷落幕。社会巨变之下，列国统治者都更加重视自身统治的长治久安。于是，整个东周再度兴起了改革大潮。顺应时代发展，各学派的学术思想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道可道，非常道”的思想广泛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但道家学者却因其“无为”的政治主张而与当时列国统治者“有为”的实践格格不入。因此，多数道家学者事实上在列国政治中被边缘化。由此，道家学者大多活跃于社会中下层，其思想也大多转向消极，将老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的理念发展成“贵己”思想，强调“无为”、甚至消极避世。
儒家自孔子之后，发展出多个派别。到了战国中期时，孟子学派脱颖而出。孟子强调“以民为本”，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结合孔子的“仁”，提出了“仁政”学说，反对重刑罚、反对重赋税，受到广大中下层人士的欢迎。
法家在总结春秋前各国变法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陆续产生了商鞅学派、黄老之道学派等等多个流派。商鞅学派尊崇“法治”，主张重罚轻赏，强调变革旧制度，以使“富者贫、贫者富”的改革理念来打破阶层固化，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出本国人力资源的优势。黄老之道学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从道家的“静因无为”理念出发，注重“法治”，强调“术治”，主张以“循名责实”而“虚静无为”地统御天下。
到了战国晚期，秦国一家独大的格局已经形成，山东六国则先后遭遇重挫。在总结各国政治成败的基础上，百家学术也加快了对自家学术的优化，不断地吸收其它学派的精华以补强自家学术的短板。
儒家的荀子就吸收了道家思想，强调“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他也吸收了法家思想，声称“法者，治之端也”[1]，并且强烈赞同变法，认为“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2]；与此同时，他也坚定地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主张儒家的“礼”才是“法”的本源。
法家的韩非，首先接受了商鞅的法治思想，强调重刑罚、反对宗法制；其次，也吸收了申不害的黄老之道思想，主张“术治”，国君应该用“循名责实”之术来治理天下；最后，他还吸收了慎到的“势治”理论，最终形成了“因道全法”、“抱法处势”、“循名责实”的完整法治体系思想。
齐国稷下学宫学派极为重视“法治”，力主重刑重赏；但同时，稷下学宫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赞同礼义，主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此外，稷下学派也吸收了道家思想，认同“无为而治”是最完美治理模式，并将其与黄老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稷下学派独特的法治思想；在经济领域，稷下学派一方面主张“相地而衰征”来发展农业，另一方面也赞同“官山海”等等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甚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工商业来发展国家经济的观点。
或许因为长久践行“以法治国”，秦国强调重罚轻赏，所以秦人对于“法治”的弊端反而了解得更加深刻。因此，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大幅吸收了道、儒、法、墨等等各家的思想，崇尚“无为而治”，提倡“仁、义、礼、乐”，反倒是甚少提及法治。这与东周其它各国学术“重法”的潮流，显得有些背道而驰。
总而言之，到了战国晚期时各学术流派、各国文化思想都逐渐有融合的趋势。
就在此时，历史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性终点：公元前221年，信奉韩非思想的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然而，大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就轰然倒塌；其后一代枭雄刘邦问鼎中原，开创了大汉王朝。
汉初时，西汉皇室采用黄老思想来治理天下，因循秦朝旧制，与民“无为”而休生养息。直到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大力变法，实行“盐铁专营”、统一国内铸币权、施行“推恩令”等等，另一方面又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来教化天下。
就此，汉武帝开创了“外儒内法”的全新治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也自此基本定型：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采用法家的治理手段，接受了墨家的“尚同”理念，却将儒学定为“官学”，用儒家“礼教”来统一天下人的思想。整体上而言，这更接近于荀子学术思想，后人将其总结为“内圣外王”。
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明显可看出春秋及以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期；战国时代，则是对春秋及以前的各类学术思想及政治实践活动的总结期；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阶段性总结的成果；进入汉朝后，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反思与自我完善的巩固期；汉武帝执政以后，实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外儒内法”治国模式，中国传统文化自此基本定型。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创造出唐、宋等等多个辉煌文明，另一方面却再也难以培育出全新的文化理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全面成熟的骄傲，还是从此缺乏创新的悲歌？
[1] 《荀子·君道》
[2] 《荀子·儒效》
——完——
作者 |欲云：喜欢历史的理工男，现居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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