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与美联储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力边界、货币政策的摩擦屡次升级，美联储多次被推至美国政治风暴中心。1月21日上午，美国最高法院就特朗普政府解雇美联储理事莉萨·库克一案举行口头辩论；1月9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正式面临美国司法部下属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刑事调查。随着鲍威尔任期将于2026年5月届满，特朗普明确表示将很快宣布继任人选，并公开提出“必须立刻降息”的政策要求。
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持续压低利率为财政扩张创造空间，以支撑减税与国防支出，同时借助负实际利率与通胀预期缓解债务压力。在特朗普“将利率压至1%”的强硬诉求之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美联储高层洗牌等变化，既可能重塑美元利率运行节奏与全球风险偏好，也将通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外溢效应，对中国股、债、汇市场产生影响。
在IPP副研究员区富祝看来，美联储主席的更替，实质上关乎全球金融权力结构的再平衡。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的意义已超出短期外部政策冲击的应对范畴，而是直接关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金融体系自主性提升，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变的长期战略。在这一背景下，新任美联储主席对利率节奏、资产负债表管理及其与财政政策和大国竞争关系的重新界定，将进一步压缩或放大中国的政策空间，中国需警惕外部金融周期牵动内部决策，避免在全球金融博弈中陷入被动。
IPP副研究员
近期美联储主席的更替议题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因为这已不仅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常规调整，更是一场关系到全球金融权力结构的再平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储备，提升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涉及的不只是应对外部政策冲击，更触及长期战略目标，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金融体系自主性，并逐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由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塑造者转变。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新任美联储主席可能重新定义美元的利率节奏、资产负债表管理方式及与财政、大国竞争之间的政策互动，中国必须正面审视这一不确定性，防止外部周期牵动国内政策空间，避免在全球金融博弈中处于被动。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双重约束的视角出发，浅析白宫与美联储博弈下未来美联储政策的可能走向、美元霸权的可能演化趋势，并进一步从国际经济影响机制、外部风险—机遇传导链条及与国内经济相互作用关系三个层面展开情景分析。
《美联储-财政部协议》和国会设定的美联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的双重使命，曾被视为美联储主席抵御政治压力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石。图源：路透社
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其领导层变动往往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沟通框架及金融监管理念的潜在重构，市场预期随之调整，汇率、利率与资本全球流动也可能发生阶段性乃至趋势性波动。对中国而言，这一变化涉及的不只是应对外部政策冲击，更触及金融体系自主性、人民币国际化等长期战略目标。
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将于2026年5月届满，特朗普政府预计在达沃斯论坛之后正式公布新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以尽早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目前，美联储主席更替已进入实质博弈阶段，并呈现高度政治化特征。美国国内政策方向与全球金融格局可能随之迎来再定价窗口。
鲍威尔将于2026年5月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自特朗普去年上任以来，一直对鲍威尔持强烈批评态度，多次抨击他降息速度太慢。图源：Getty Images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司法部近期就美联储总部翻新项目的相关言论罕见地向现任主席鲍威尔发出传唤。鲍威尔反击称，这是对其未迅速降息的政治报复。这一事件迅速激化了矛盾，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已发出警告，在调查未决之前，任何美联储提名人都将面临最为严苛的审查。
美联储主席人选之争随即再生变数。特朗普改口暗示，他或许希望留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让其继续担任现职。1月21日，预测市场平台Kalshi的数据显示，沃什目前被提名的概率提升到了第一位（47%），而里德尔获提名的概率则大幅上升至第二位（25%），第三位是沃勒（13%）。
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曾强调下一任主席需拥护其大幅降息议程，并宣称“任何不同意我观点的人，都不会成为美联储主席”，引发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受损的深刻担忧。
根据预测平台Polymarket数据，截至1月20日，凯文·沃什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最热门人选，当选概率飙升至61%。他公开支持并呼吁美联储更大幅度、更快降息。图源：Bloomberg
在此逻辑下，华尔街倾向认为特朗普的核心考量将围绕“政治忠诚”与“政策可行性”展开权衡，人事结果或将重塑白宫与美联储关系，使货币政策面临政治化加深风险。
美联储主席提名充满不确定性、政治化特征强化、独立性争议升温，美元政策方向及全球金融风险偏好将因此进入观察期。这意味着中国外部金融环境可能更趋复杂，既包含风险暴露，也蕴含战略机会。
我们需要厘清以下问题：围绕美联储主席提名，白宫与美联储博弈的本质与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走向将怎样？此次美联储换帅，对美元霸权本身的影响多大？是结构性的还是暂时性的？结合中国国际金融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如何应对？
美联储换帅，将如何影响美元霸权？
（一）围绕美联储主席提名的博弈，将沿着国家意志方向达成新的均衡
近年来，美国的内外政策趋势表现为“美国优先”。这一政策强调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自主性。美联储的决策，尤其是在主席提名和货币政策方向上，往往会受到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特朗普时期，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不仅仅是人选问题，还涉及是否能适应“支持美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框架。因此，未来美联储在某些方面不再单纯以全球经济稳定为目标，而是更多地服务于美国国内的经济诉求，包括财政可持续性、产业回流、资产市场稳定等。
当前，美国财政利息支出攀升，长期高利率不可持续。美国债务规模已从2019年约22万亿美元上升至2024年约35万亿美元，债务/GDP自约105%升至123%。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从约8%升至约15%，预计未来仍有继续走高趋势，如表1所示。
高债务与高利率共存将带来财政脆弱性快速累积，长期维持高利率会迅速加剧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这种趋势反映了美国对其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位，这将推动美联储政策的重新调整。
表1 美国联邦债务与财政压力
数据来源：FRED、CBO、美国财政部财政数据。
重新调整并不等于美联储完全放弃其独立性，而是在更大的政治压力下寻求平衡。美联储依然受到经济数据、金融市场、政治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它的政策决策在通胀、就业等基本目标的框架下运行。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决策过程中会加以考虑美国的国内经济周期、选举周期等因素，体现出一种妥协式的均衡。
如表2所示，美国通胀虽明显从高位回落，但核心PCE物价指数[1]、服务价格等与就业和租金相关的黏性通胀仍处于高位区间，未回落至2%目标水平，近期核心PCE物价指数处于2.6%—2.8%区间，服务通胀>3%，5年通胀预期维持约2.3%—2.4%，尚未完全回归锚定状态。
与此同时，AI技术扩散带来就业结构变化。传统意义上，降息应刺激资本开支与就业，但当前形势下，企业更可能借低成本资本加速AI替代人工，这使降息的“稳就业”功能弱化，并可能增加宽松政策决策的复杂性。
表2 美国通胀关键指标（2023–2025，近似区间）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FRED。
此外，银行与房地产风险尚存，要求“稳利率、托流动性”。2025年美国银行体系仍存在未实现亏损（约3371亿美元）与期限错配压力[2]，虽较2022峰值下降，但风险未出清。同时，美国商业地产办公空置率在12%—14%高位运行[3]，再融资周期集中叠加高利率环境，使违约风险具有潜在放大性。
企业缩减办公面积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办公地产空置率于2024年二季度升至约20%的历史高位，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并在科技城市集中上升。图源：Statista
在美国国家意志主导下，美联储会更多关注如何确保经济稳定，特别是面对长期的财政赤字、制造业空心化、债务上升等问题。此时，美联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部分，可能会逐步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寻求应对财政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平衡。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通胀和就业目标，还会考虑如何支持美国的国内经济动能，例如通过促进产业回流、刺激消费和投资等。
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调整利率、控制通胀、稳定就业的过程中，也将适度回应政治因素与市场预期，从而在多重压力下调整政策路径，最终实现一个适应美国国家意志的新均衡。
美联储政策的转向也将影响全球资本流动与美元的信用基础，尤其是在美元依赖度较高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美国国内政策的倾斜和美联储决策的改变，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产生波动。此时，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可能会通过一种不对称的“新均衡”。
美国跨党派公共政策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周四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美国国家债务已达到一个危险的里程碑——触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这正使美国陷入可能引发六种不同类型财政危机的轨道。
（二）美元霸权的可能演化趋势
美联储主席更替背后实际牵动的是美元霸权制度的韧性。当货币政策逐渐嵌入政治逻辑，美元全球信用定价机制将面临新周期的重构。美元国际地位仍具强基础，但“稳霸权—弱信用—高波动”的特征正隐约浮现。
1. “信用弱化—需求惯性仍强”或将成为美元霸权的新常态
美元的霸权主要依托三根支柱：全球贸易与能源结算体系、流动性强的美债市场、全球范围的美国资产偏好。当前这些基础尚未动摇，因此美元霸权短期不会根本性逆转。然而，政策政治化、财政赤字长期化推高未来通胀预期，将导致“储备弱分散化 + 地位强惯性化”的并存格局。即美元信用边际走弱，但短期难被替代；美债仍是全球资产配置“不得不买”的品种；储备货币多元化趋势增强但节奏缓慢。
2. 财政与货币边界模糊化可能削弱全球信任锚
未来宽松若更多由政治周期触发而非经济指标，美元将面临“降息换流动，债务换时间”的结构性风险。一是美债规模扩张使得对宽松依赖增强；二是货币逐渐成为财政融资工具；三是市场长期要求更高风险溢价来承接美债。此过程不会突然爆发，但信用侵蚀将呈现缓慢—持续—不可逆的特征。美元霸权或从稳固型霸权迈向波动型霸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否认欧洲人抛售美债资产是为报复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说法，称这是“完全错误的叙事”。图源：路透社
3. 全球储备体系或从“美元主导”走向“美元+组合化”
各经济体在风险管理逻辑下将更强调资产结构安全性，多极化趋势强化。黄金、大宗资产持有比重可能上升。人民币、欧元、日元等替代品在区域内使用提高。更多央行可能建立“美元+非美元”双轨储备体系。美元不会被取代，但单极化秩序松动，国际货币格局将更趋网状化与碎片化。
4. 若美联储独立性弱化，美元风险波动可能外溢全球
货币政治化加剧将带来多层影响。短期内，降息将提高流动性，美元走弱、商品走强，新兴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中期范围内，若财政主导强化，美债利率上行压力持续，美元或将出现双向大幅波动。长期来看，美元信用稳定性将下降，储备多元化使美元全球定价权逐步减弱。
未来，美元或不再是“强度恒强”的霸权，而是周期性震荡中维持主导，但缺乏过去那种一锤定音的稳定感。
对中国有何影响？
（一）中国国际金融政策长期战略视角下的影响
从中国国际金融政策的长期战略目标来看，美联储主席更替构成以下重要外部影响：
首先，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看，未来中国力求增强人民币跨境定价与结算功能，与美元主导的全球结算体系形成差异化与可替代体系；而新任美联储主席如倾向强势美元或主动压降利率以刺激经济，将改变全球货币利差与资金配置偏好，直接影响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与跨境使用空间，人民币国际化需更加注重策略节奏与制度支撑强化。
其次，从构建金融自主性与安全屏障的角度看，中国长期目标之一是提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抵御外溢冲击能力，而美联储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会强化外部变量对我国金融稳定的牵引效应。
例如，若美联储未来出现政治化倾向并加速货币周期反转，全球资金流向可能剧烈波动，倒逼新兴经济体防御性加息或资本管控。这就要求我国加快构建多层次金融稳定机制，巩固外汇储备安全体系与跨境流动调节能力。
最后，从参与并塑造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战略角度看，作为全球金融规则核心制定者，美联储的政策理念与国际沟通方式，会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议程设置。
中国长期目标是从体系参与者迈向规则塑造者，而美联储主席更替可能改变国际金融沟通结构与联盟格局。如若美方输出更具政治色彩的利率与流动性政策，全球治理可能呈现“美元优先化”强化趋势，中国推进多边金融合作、推动区域清算体系建设及货币互换网络扩展的难度与策略空间将随之变化。
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是在资本自由进出之后实现国际化的，而中国是在资本流动仍受管控的情况下，尝试让人民币走向国际使用。图源：路透社
（二）分情景下的影响分析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特朗普行政风格与人事安排可能强化政治因素参与的背景下，市场波动性与预期敏感度或显著上升，制度稳定与政治扰动将并行存在。
我们可能面临以下三种情景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一是低扰动情景，即制度压倒政治、政策方向延续基准趋势；二是中扰动情景，这一情景最可能出现，即政治影响存在但未突破制度底线；三是高扰动情景，即尾部风险，金融政治化显性上升。
1. 低扰动情景（制度压倒政治、政策方向延续基准趋势）
在该情景下，新任美联储主席虽更替，但货币政策仍以技术判断与制度约束为主，政治干预相对克制，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内部形成稳定多数，市场对政策预期可控，美元信用未受明显挑战。此时，美联储政策延续当前趋势——通胀回落背景下利率高位缓降、节奏按数据推进，不出现方向性激烈转折。
此情景适合中国利用外部温和期推进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以稳为主、以改为先。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外部金融环境边际缓和，汇率压力减轻但难以形成持续升值动力。人民币双向波动更具稳定性，贬值压力弱化但不转为单边强势。
第二，资本流动与资产定价压力下降，市场预期可控。外资波动性减弱，有利于国内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第三，出口与对外需求节奏趋于平缓，外部拖累有所减弱但无法形成强刺激。全球利率回落有助需求斜率放缓，而非呈现明显反转。
第四，总体影响偏“托底”而非“拉升”。外部环境改善为国内政策操作争取窗口，但外部利好难直接转化为增长动能。
2. 中扰动情景（现实中最可能，政治影响存在但未突破制度底线）
政治因素频繁介入话术层面，美联储政策路径仍以数据与制度为基本约束，但沟通风格与预期可能更具波动性。特朗普公开施压降息、提名亲近主席候选人，但最终仍需FOMC内部形成多数。市场将更多关注言论与提名信号，预期波动提升、价格反应提前化。
此情景是最应重点准备的主情景，中国需强化预期管理与资本流动监测，防止短期波动向实体经济传导。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汇率与跨境资本波动扩大。短期资本更敏感，人民币可能阶段性承压，但趋势依赖中美利差与基本面而非单向变动。
第二，金融市场风险溢价提升。全球资产可能进入高频震荡，A股、债市、汇市对外部消息反应增强，需警惕情绪化行情。
第三，资本流动呈“短快敏”的结构性状态。长期配置资金保持观望，短期套利资金活跃，需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第四，政策沟通成为关键变量。若外部扰动传导叠加国内预期不稳，可能影响居民与机构风险偏好。
第五，对中国出口、融资、外债成本的影响方向不变，但波动放大。即趋势稳定但“抖动幅度变大”。
美联储换人可能重塑全球流动性与风险偏好预期，而中国股市因对外资流向和美元金融周期高度敏感，往往成为这一变化中最先承压的市场之一。图源：新华社
3. 高扰动情景（尾部风险，金融政治化显性上升）
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明显侵蚀，货币政策出现政治化倾向。若极端宽松或降息时间点脱离数据基础，可能压制美元信用，引发美债期限溢价抬升甚至阶段性抛售。美联储若以政治目标优先执行降息，被市场解读为牺牲长期通胀治理，可能引发美元霸权层面的信心动摇，全球避险升温。
这一情景发生的概率较低，但需预先储备应对工具和制度韧性。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更具复杂性和系统性：
第一，全球避险情绪上行，资本可能快速回流或撤出新兴市场形成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显著放大，央行需强化稳预期措施。
第二，跨境资本管控面临更高要求，短端资金流动性敏感度提高，中国需加强外汇储备调度与逆周期调节工具使用。
第三，国际结算体系与美元金融基础设施出现结构性不确定，将倒逼中国加快多元结算体系建设和人民币跨境使用。
第四，全球金融周期剧烈震荡时，国内资产价格会更易放大外部冲击，股债汇联动风险上升。
第五，长期视角下，这反而形成人民币国际化与制度型开放的倒逼机遇，但必须以风险安全为优先前提。
中国应如何应对？
中国的应对策略需从“外部趋势+政治扰动”双维考虑，区别低扰动、扰动放大、高扰动三类情景，形成分层式政策储备。确保国内政策具有稳预期、稳风险、稳增长的自主空间，实现外部冲击下的韧性抵御。在低扰动情景下应侧重稳政策、促改革、托底预期；中扰动情景下则强调稳波动、稳资本、稳金融传导；高扰动情景下要着力稳底线、固韧性、强体系自主。
（一）低扰动情景下的对策
这一情景下，外部趋稳、扰动有限、窗口期可利用，因此政策取向可以稳为主，借机推进改革，利用外部压力缓和期提升内部经济修复能力。政策目标应包括对冲外部摩擦、托底预期、换取改革时间等。
一是坚持货币政策以国内目标为锚，不跟随美联储节奏。以国内通胀、就业、信用扩张为主要依据，减少对外部利率变化的短期反应；淡化单纯总量宽松或紧缩的周期性争论，加强精准滴灌、结构性支持。
二是利用国际利率高位回落阶段推进结构性改革。将外部环境阶段性缓和视为“低成本改革窗口”。重点推进房地产风险出清、地方财政体制重建、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完善等中长期任务。
三是提升资本市场中长期资金占比。完善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入市机制，形成“稳资金结构、稳估值基础”的市场底盘，减少对短线跨境资金敏感度。
四是稳住汇率预期，强化双向波动常态化认知。通过明确政策沟通与逆周期因子应用，避免市场形成单边预期，提高汇率政策的稳定锚定作用。
（二）中度扰动情景下的对策
这一情景在未来最可能发生，也就是政治言论频繁、波动放大。对此，政策取向要稳预期优先、防止波动向金融体系传导，增强逆周期调控灵活性。政策目标应包括稳波动、稳信心、防外部波动向内放大，是当前最重要策略方向等。
一是强化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与逆周期管理。完善跨境资金预警系统，重点关注期限错配与杠杆资金。通过宏观审慎工具“削峰填谷”而非一刀切收紧。必要时动态调整跨境融资杠杆、外债风险准备金等参数。
二是加强政策沟通一致性与前瞻指引。外部噪声大时减少模糊表述，保持政策信号清晰。提前公布利率、汇率、资本管理的边界与底线。对市场误读及时纠偏，降低情绪与舆情放大效应。
三是开展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联动压力测试。针对短期冲击路径与金融脆弱环节开展高频压力测试，为可能出现的快速资金流动、汇市波动预留应急操作空间。
四是稳信用稳融资，防止市场波动传导到实体经济。通过政策性工具保障中小企业与科技创新融资不断档，避免外部扰动形成内部信用收缩。
（三）高扰动情景下的对策
这一情景存在高尾部风险，金融政治化导致金融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相应的对策取向应以金融安全为底线，在极端波动下确保系统韧性与战略自主。政策目标则是守底线、防系统性风险、为人民币国际化与自主空间赢得战略主动。
一是将金融安全置于宏观政策优先级首位。高波动阶段应以稳体系、稳资金链为首要任务，适度提高对短期波动的容忍度，防止过度顺周期应对导致风险内生化。
二是加快外汇储备与国际结算体系多元化布局。优化储备资产结构与币种配置。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与本币结算网络。强化自主金融基础设施安全性与可替代性。
三是完善极端情景下财政–货币–监管三方协同机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缩短决策链条，在极端情况下可采取临时政策组合以维护金融稳定。
四是为潜在美元信用波动准备长期制度性应对方案。包括能源、原材料、战略产业链进口支付体系备份机制，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双边本币互换网络拓展，培育人民币定价能力。
参考文献：
[1]该指标通过剔除食品（占比约8%）和能源（约5%）价格的波动影响，反映个人消费支出的基础通胀趋势。
[2]数据来源：FDIC，《Quarterly Banking Profile Q3 2025》。
[3]数据来源：CoStar，《CBRE Q3-2025 Commercial Property Reports》。
区富祝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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