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东北记04 | 身边Ourlife

我姥爷出生在南昌起义那年。作为东丰县城一个小地主家的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私塾，太姥爷去世后，姥爷被迫中断读书，开始了艰难求生。解放战争时，姥爷被拉到军队，但他惜命，不敢上战场，部队里管事儿的见他识字，就让他干些去镇里买纸笔的活儿。姥爷逮着机会就跑，然后再被部队抓回去，再逃跑，就这样循环往复着猫鼠游戏。

“要是最后一次不跑就好了。”姥爷常常这么感慨——那次战役后，东北彻底解放了，好多战友都有了美好的前程，而姥爷只能在50年代大建设时期应招进城到工厂当个工人。他和我姥姥先后生过8个孩子，前3个男孩都在吃不饱的年代夭折，只留下了“五朵金花”。

“人不能懒呀，不能只顾眼前的舒服，要为后代打算。”下岗潮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姥爷总是这么说。

进城后，姥爷姥姥才勉强把5个女儿养大成人。他是个“谁弱就帮谁”的大家长，我二姨的工作和婚姻、我妈高度近视技校体检不过、家里住的楼房，都是他找人解决的，就连卖猪头肉被管理人员为难，他也只用了些熟食就把问题搞定了。他从工厂退休后，把岗位留给了我四姨接班——他觉得四女儿长得不好看、脑子又笨，要是没有工作，以后就没法子生活。

可惜，我姥爷的高情商没有遗传到后代身上，我妈和几个姨们不是智商欠费就是性格差脾气大，只有和姥爷闹过矛盾的大姨在为人处世上有些肖父。孙辈里，只有冬冬姐在情商方面有些姥爷的影子，可惜她更多继承了三姨夫带着坏水的算计。

智力缺陷的二姨在姥爷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个精神病人。二姨夫棋艺极高，经常发疯，但在我们这片儿下棋无敌手。两人生下我三表哥辉辉后没多久，二姨夫就突发疾病去世了。二姨夫家的人在部队当干部，想要辉辉表哥的抚养权，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的姥爷，竟然可以去和二姨夫家对簿公堂。我妈说，姥爷在法庭上对那边家属说：“你们要是能说出来孩子的小床朝哪边放，我就不跟你们争！”

辉辉表哥出生后一直养在姥爷身边，姥爷骨子里也爱男孩，他大概把辉辉表哥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赢了官司后，姥爷直接把辉辉表哥改成了他的姓。小时候，大概是下棋的聪明基因占领着辉辉表哥的大脑高地，从小学到初一，他都是成绩优异，年年获评三好学生。但后来精神病基因攻城略地，加之低智基因助力，辉辉表哥的成绩一落千丈，最后通过他亲姑姑的帮助，勉强上了一个自费大专——我二姨夫去世后，他的姐姐依旧时不时会来看看弟弟留下的这根独苗，她每次过来都给辉辉表哥买好多东西，有手表衣服鞋子，还会留下一笔钱。

“那是因为她挣得多。”我三姨总是这么说，她觉得辉辉姑姑的行为没啥大不了，部队退休干部收入高，给亲侄子点也正常。

“人家再有钱是人家的，还能啥事都想着自己侄子，就挺不错了。”我妈总是这么回怼我三姨。

直到2022年我三姨去世，她们姐俩谁都没有说服谁，真是应了那句，你看着像哈姆雷特，我瞅着是默罕默德，谁也别想改变谁，直到黄土吞没头盖骨。

辉辉表哥读大专时又开始逃学，后来干脆跑回家了，差点儿毕不了业。我姥爷挺着一把老骨头跑到长春，亲自求了校长好久，最后辉辉表哥才拿到一个毕业证。

冬冬姐读研的事儿让三姨很有成就感，三姨没读几年小学就赶上文革，基本没怎么念书，后来以下乡青年的身份去插队，在农村和同是下乡青年的三姨夫走到一起，当时三姨夫家里被打成右派，活得艰难。夫妻俩80年代初返城，被分配到国营工厂当工人，三姨的真实文化水平勉强能过扫盲线，所以在分配车间时选了大伙口中“有爪子（手）就会干”的分析岗。

没文化的三姨却养出一个985本硕的女儿，冬冬姐在学习上从不让父母操心，全凭自觉和自学，一路都是重点学校实验班，虽然高考发挥失常只打了630多分，被调剂到了不想去的专业，但依旧是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太好了，冬冬也是咱们这片儿最有学问的孩子了。”我姥爷开心地说。

冬冬姐算是我姥爷家这边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那时我们这辈孩子里，大姨的两个儿子都是包分配的技校生；我还没有高考；四姨的孩子年纪最小，可从他一路滑到底的成绩来看，能上大专都是祖坟冒青烟，保家仙仙灵——这样看来，冬冬姐着实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在东北有出息指标排行榜上，“成绩好”绝对是top级的权重因子，女儿985本硕的title也让三姨成为车间老同事口中羡慕的对象。班组同事聚会时，三姨也能在过去的死对头Q姐那儿扬起半头了——是半个头，没错。

Q姐的女儿小野子性格暴躁（曾经因为Q姐和同事打麻将没给她准备午饭，直接当众把桌子掀了），她初中时还只是中等水平，中考时勉强过了重点高中的线，去了平行班，没想到高二分班到文科小实验班后发奋图强，成绩爬升到稳居年级前三——好吧，那段时间，小野子就是我同桌。

那次从吉大见完冬冬姐回来后，我奋发了那么几周，也可能只有几天，然后锁定了一个高考目标学校——上海外国语。比起东北的学校，我对南方，尤其是上海，有很强的滤镜。我在网上查到上外是个非常美丽的学校，但对于我们这些东北小城的孩子，录取分数就不太美丽了。

我短暂地把“530上个普通二本”的目标调回“630冲刺上外”，还细致排列了每个科目的提分幅度，以及各类型题目的拉升时间表。我参考了“可视化目标理论”，把“上外”刻在了书柜上，还在学校书桌边贴了张上外的宣传海报。我给小野子做了关于上外的科普，她听后觉得非常wonderful，于是也把目标大学定在了那儿，没事儿就和我探讨一下未来的海派生活日常。

计划很完满，但执行很凄惨，我忽略了这事儿最重要也是最无趣的部分就是落实环节，我再次演绎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还是东北撮把子那种，才刷了几套题，我就故态复萌。

可小野子和打了鸡血一样，每天只睡4小时，日日奋战到天明，最后她以620多分全区文科第一的成绩去了上外，本科快毕业时，又拿到1/6奖学金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硕士。

当听到冬冬姐要去上海读研的消息时，姥爷原本计划要庆祝一下的。家里很久都没有什么喜事了，先是大姨家庭不幸，“小集体”关停，大姨二姨相继没了工作，然后是三姨四姨被迫内退，我妈买断后又成了寡妇，我们几个外孙辈也跟被诅咒了一样，倒霉事一件接一件。

因为家里接二连三的糟心事儿，姥爷开始觉得国企化工厂不是个好归宿了，去上海，在南方扎根，以后孩子们也能换个环境，一代代努力，才不至于把日子越过越差。

但给冬冬姐摆宴席这事儿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那时姥爷已经80岁了，他的肺出了毛病，每天要吐很多痰，得在床头准备一个红色搪瓷痰盂，每天都要倒至少3次。他已经有1年多没去过市场买菜了，家里的东西都靠我大姨、三姨和四姨（主要靠三姨）轮流采买，我妈也经常去看望，但干活儿不利索。

我升入高三后，大概半年能去看一次姥爷，每次见他，都感觉他起身的动作又缓慢了一些，脸色也又憔悴了一些。姥爷这个样子看着很令人心痛，就像看着一支一辈子照亮子女、最后燃烧殆尽的蜡烛。他再也不是那个抱着我穿梭在两个房间的人了，他成了躺在床上、张着嘴大口呼吸的病人。

“姥爷身体好点儿没？”

“小晓呀，最近咋样呀，学习累不累，还有没有画画？”

“不画了，太忙了，没时间画画了。”

“那你好好努力，以后和冬冬姐一样，也上好大学，去大城市。”

姥爷说不了几句就剧烈咳嗽，他咔出一口痰，大口喘气，强撑着身体，说等以后身体好了也去南方看看，他要去参加冬冬姐的毕业典礼。

他还问我：“你毕业时让不让姥爷参加呀？”

我心里霎时溢满了愧疚和难过。

姥爷的时间不多了，但我的努力似乎依旧不见踪影，成绩还是马马虎虎。我开始喜欢去“钱柜”唱歌，面前的卷子堆得小山一样了，可我的思绪早就飘到商业街的店铺里。我已经不是小时候让姥爷骄傲的外孙女了，可能我一直都不是一株有出息的根苗。

小学时为了逃避奥数和英语，我选了美术班，为的就是能在美术班里混着玩。在爸妈对我下了“要是拿不到市里以上的奖就别画了”的最后通牒后，我被“自愿”参加各种比赛，各个级别的奖状攒了一沓子。姥爷知道后开心得不得了，买菜时总和老邻居说这事儿。其实我对画画兴趣缺缺，只是觉得跟学画画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讲鬼故事挺开心。

我那段时间总在想，如果冬冬姐早几年念研究生，姥爷准保得和邻居老头们说上一阵子。不过现在已经不行了，不只是姥爷的身体，那些老邻居们也都不在了，他们太老了，相继离开了人世，姥爷看起来也即将和老朋友们见面了。

姥爷实在喘不上来气，只能叫了救护车。检查后，医生说是肺癌晚期，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大姨听到诊断后对医生提出抗议，说我姥爷一直身体很好，怎么会得癌症——姥爷曾经确实身体极好，一辈子就没怎么看过病，职工医疗待遇和他一直无缘，他的医保基本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才用的。

我妈她们几个姐妹轮流照顾我姥爷，我妈说，姥爷的身体虽然已经支撑不住，但意识还很清醒，他反复叮嘱几个女儿，尤其是我三姨，要好好照顾我辉辉表哥。

辉辉表哥大专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没多久就开始发病，主要是磨人。姥爷像哄小孩一样每天求着他：“你快起床吧。”然后姥爷、姥姥和二姨一起帮着他穿衣服，哄着他刷牙。有时辉辉表哥故意把漱口水含在嘴里，就等着姥爷站在一边一遍遍哄：“辉宝儿，姥爷求你了，把水吐出来。”

磨人最严重的时候，辉辉表哥连去厕所大便都要姥爷求着他擦屁股。大家实在受不了，就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可能是那里面的治疗方法比较复古，我妈去看望我辉辉表哥时，他可怜兮兮地求着我妈放他出去。结果一回到家里，他又开始发病，来来回回几次，才勉强正常点。

后来社区招聘公益岗位，辉辉表哥的姑姑给他报了名，不知道找了什么门路，辉辉表哥成功聘上了，是最低收入的劳务派遣。

姥爷的晚年是在这个自己最疼爱的外孙带给他的折磨中度过的，即便如此，出于对儿子的那份执念，姥爷还是说，等他和我姥姥都走了之后，把他们所有存款、房子留给我辉辉表哥。除了我三姨和三姨夫略有不满，我妈和其余几个姨一致选择尊重姥爷的决定。

我最后一次去看姥爷时，他已经瘦得只剩骨头，像小学画室里那个人体骷髅头。他鼻子上吸着氧，说话很费力，嘴一张一合，像一只没有牙齿的鱼。为了缓解疼痛，姥爷已经在注射杜冷丁之类的止痛药，连大小便也没法正常进行。

我握住姥爷的手。小时候我总和他掰手腕，每次他都故意输给我，获胜的奖品会是一袋子果冻、酸奶、字母饼干和“奇多”，但这次，姥爷的手干枯无力，像窗外被秋风吹落的枯叶，好像轻轻一握就会碎掉。

姥爷突然让我回去，好好学习，我说想再待一会儿，他有些发脾气，让我走。我妈似乎明白了姥爷的意思，从病床下拿出尿盆，放在床上，姥爷无奈地用被子遮挡着，然后把头别了过去。

“小晓，回去吧，等姥爷好点儿再来。”姥爷挥手让我出去，我含着眼泪出了病房，在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哭了起来。我知道，即便出去买菜都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分好二八发型的姥爷，想在自己的外孙女面前留住最后的尊严。

姥爷死得不平静，那天他醒来后很精神，还说想吃小米粥和油条，大姨和四姨赶紧去买，我妈则留在姥爷身边。我妈小时候，姥爷被诊断出过肝有问题，职工医院给他开了诊断书，每天可以从工厂食堂领到几片猪肝和一根油条，他每天都只吃一半，把剩下的一半油条和猪肝带回家给我妈吃，四姨只能流着口水看着。

我妈说，那天我大姨和四姨出去没一会儿，我姥爷突然坐了起来，他望着窗户，说自己还没活够。他又问我妈，小米粥买回来了吗？我妈说快了，可没多长时间，姥爷就像泄气的皮球，躺倒在床上，嘴里喊着：“来不及了，点名了，到我了。”

姥爷到死都没有吃上小米粥，也没有闭上双眼。我妈轻轻摩挲他的眼睛，就像当初给死不瞑目的我爸闭上眼睛一样——那天我爸担心单位装置的隔油池，连晚饭都没吃就赶回了单位。我爸和我姥爷大概都死得不甘心，觉得自己活得很不值吧。

冬冬姐没有参加姥爷的葬礼。姥爷去世后的第一年春节，她给大家都买了礼物，成套的秋衣秋裤、帽子围巾，还给姥姥买了老年鞋子，人人有份。钱是她自己赚的，她在上海一家酒吧当啤酒促销，销量很好，挣得蛮多。

“啤酒促销是干啥的，是服务员吗？”我问冬冬姐。

她告诉我，“就是穿着工作服给店里的男客人推销啤酒”。工作服是小短裙和紧身短T恤，还有一双小皮靴。三姨夫说，这活儿不体面，以后少干。冬冬姐不这么想，她说在上海这种大城市，最不缺有才华有学历的年轻人，学市场营销这个专业的人，不能抹不开面子。

我想，姥爷的在天之灵要是听到冬冬姐的话，应该会很欣慰，外孙女不但有他的情商，还拥有了他没有的拓荒精神，她不会停止向前，她要成为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在冬冬姐边学习边为以后工作积攒经验的过程中，她和撅下巴哥的关系也迎来了终极考验。异地恋不是长久之计，总要有一方先妥协，但前提是得到家长的祝福。

撅下巴哥再次来到三姨夫家，他入职后发展不错，在天津收入算高的。他本以为未来的老丈人见到自己的工资条后会同意他和女朋友的终身大事，没承想，我三姨夫再次上演甩脸子的戏码。

这次撅下巴哥没有草草离开，他给足了冬冬姐面子。工作让他成熟了，这大概就是“社会铁拳专治中二少年”吧。他陪着笑脸在我三姨家过完了节，但表面的和谐之下暗藏内心的决断，那次回天津后，他就以忙为借口不接电话，不知所措的冬冬姐最后等来了分手通知。

感情受挫的冬冬姐很快迎来双重暴击——距离她毕业不到9个月的时候，美国那两个叫雷曼的兄弟破产了，一场次贷危机蔓延全球。本科毕业时，她的专业还处于经济泡沫之中，无论多么一般的学生，也总能找到几个工作选择，所以本科同学都入职了不错的企业。偏偏她硕士毕业的时候，赶上了大量外企和做外贸的民企被宏观形势波及最严重的时候。

冬冬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她甚至有了回老家国企工厂的打算。可糟糕的是，随着工厂效益上涨，工厂子弟们纷纷回巢，工厂已经从过去的“求人来”变成了现在的“挑人来”，专业不对口又没有过硬背景的冬冬姐，甚至连参加笔试的资格都没有。

三姨夫口中“回工厂”的后路没有了，冬冬姐只能背水一战开始“聘海”战术。她凭着能折腾的性格，入职了日企东芝，按照上海对硕士的落户政策，把户口也落到了上海。她租了间一室一厅，正式开启“我在上海外企当白领”的奋斗剧本。

那个时间段，我一如既往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在辽宁锦州的一所二本里混着，偶尔想想去南方的事。

一天，我在学姐口中得知了学校有个联读的项目，简而言之，就是花1万块钱到那些名牌大学读1年书镀个金，和那些真正的985优等生同住同吃同上课。我大方的母上大人同意了，还给我出了钱。这是她自打我出生后养成的“恶习”——她休产假时，每月工资80块，她就能给我买60块钱的电动玩具，被我拆了也不心疼不生气。随着我长大，这“恶习”一直没改，还日渐加重。

2009年秋天，我正式开始了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镀金之旅。我在火车上就开始畅想，要借着地理优势体验一下所谓的“北漂生活”，上课的同时要在北京找点副业干干，休息时和同学逛游北京城，感受文化与经济的脉动——就是一种低配版的卫东哥南下简史、冬冬姐沪漂日常——啊，首都的天是蓝蓝的天，我的内心好欢喜，《北京欢迎你》已经作为BGM奏起。

可真的入学后，时间就像被拉长的皮筋儿，漫长而痛苦，我身体条件反射了小时候去我爸那边亲戚家聚会的痛苦感觉。

初到北京时，学校没那么快给我们安排寝室，我只能辗转好几个地方落脚，试图在距离和通勤时间之间找到最优解。

我先是和一个同来的女生在前门大街的宾馆租了一间120元的标间，那屋里装修极其复古，红色楼梯掉漆起皮，走上去有嘎吱嘎吱声，有种重回我爷爷老房子的感觉——嗯，以前东北老家的职工住房就是红色的木地板。

在宾馆住了没两天，学校开课了，赶上有早课，我俩早上6点就得爬起来往学校赶。后来我们经人介绍，去了中传附近的内蒙古饭店，可除了距离近，费用和屋内环境都欠奉。

最后，我们两个女生和一个同来的男生合租在学校对面的宾馆。那是处半开放的小院子，看着像自建房，主体建筑是两层小楼，周边有很多平房，院里有一个公厕。我们以每天100块出头的价格租下了一个小套间，按周付钱。那屋子纱窗全是窟窿，要不是那男生肤白血甜吸引了蚊子的大部分火力，我们两个女生绝对被咬成猪头。

我和几个在北京读书的初高中同学说了自己到中传的事儿，委婉地向他们转达了“要饭的小飞棍儿要来了”。在海淀区的她们纷纷和我约定时间，我去找她们时，还拎着折叠蛇皮小袋袋，想着一会儿参观她们寝室时顺便拿点儿日用品——到了新地方什么都要花钱，我估摸在北京的同学“家大业大”，应该有不少不用的旧物。可一下地铁我就后悔了，怎么还有那么远的路程？又要倒公交又要步行（2009年地铁6号线还没通车，16号线也没开工），我走在路上，心里盘算，只担心东西太多不好拿。

我带着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和一个同学见面了，她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念书，那学校校园不大，但去操场还得穿运动鞋，否则会被监督大爷追着屁股撵。她请我去食堂吃了非常优惠的自助小火锅，除了定量的2盘荤菜，麻酱小料蔬菜豆制品管够，一份好像是13元或者16元，但只能刷本校的饭卡——后来等我真正住进中传的寝室时，把这事儿和寝室的同学们说了，我们几个校外人员又借了饭卡到那儿吃了一顿，肚子撑到要扶墙才肯出来。

那天吃完，同学带我去她寝室，我和她室友们简单打了招呼，她就开始翻箱倒柜：旧护眼台灯（我用了很久，上班后还用了2年）、垃圾桶、小水桶、床上用的隔断帘子、迷你小鞋架、衣服挂钩……蛇皮小袋袋装得满满登登。

我扛着袋子往朝阳区最东边回去的时候，颇有在工地干活儿的feel。我脑中的小剧场开始picture自己蹲地上喝着凉开水啃馒头的画面——这和原来设想的都市剧不一样啊，怎么从《奋斗》跑到《生存之民工》了？

没多久，从锦州寄来的被子、垫子和杂七杂八都到了。当时的快递不比现在，两个超大号包裹被寄到了地铁2号线北京站再往前一站的某个地点，我拉着两个大麻袋连滚带爬地从崇文门辗转回到定福庄，路上袋子里的锡银首饰盒还被安检员单独拎出来了一次。中传的寝室还没有协调好，东西只能放在我们暂住的宾馆。

我们终于有了寝室。

在宾馆小套间的最后一晚，我们两女一男在屋里看《加油！东方天使》，他们俩开始为曲尼次仁还是巴哈古丽谁好看而争论，我被折磨得四肢瘫软。第二天搬东西，我们雇了辆三轮车运行李。我不知道北京很多路是单行道，必须要兜很大一圈才能到马路对面，我们把行李抬上车后，三轮车夫一脚油门启动了自己加装小马达，我见他往右边拐了，以为他要抢走我们的行李，吓得拔腿在后面狂追。车夫也没理我，他大概觉得我是个短跑发烧友吧。

等我踩着短靴子呼哧带喘追到路口时，才明白车夫只是过个马路，也只能跟着他的屁股后面坚持跑到寝室楼下。那两个已经从天桥上过了马路、在门口等待的同学问我为什么要跑，我说我喜欢运动——是的，北京的交通让我被迫热爱运动。

新的寝室里有个沉默寡言但出语惊人的女生，她曾经这么形容过梦想这事儿：“梦想再美丽，现实朝你扔几次砖头后也就不美丽了。”她说这话时盘腿坐在床上，穿着她最爱的红色套头卫衣，口吻像《乡村爱情》里坐在炕头上数落刘能的刘英她妈。刚开始我不太信这话，那时的我还不能体会命运捉弄小人物的剧情——在你山穷水尽时给点儿希望，在你梦想成真后朝你扔粑粑。但事后回想，北京的交通，不就是现实朝我扔来的第一块板砖？不过，已经有寝室了，我脑袋上被这块大板砖砸出的大包也算结痂了。

以前我很羡慕坐地铁的人，觉得乘坐地铁通勤是一件很炫酷的事情，所以一到北京就着实被现实上了一课：中传在北京东五环以外，我去任何目的地都是八通线倒一号线再倒二号线起步，然后是更烦琐的查找位置和计算交通路线。那些比我脑沟回还绕的地下路线，赶上距离长的换乘站通道，比800米体测也不遑多让。那时iPhone 4还没问世，滑盖手机和直板手机余晖尚存，找路除了看地图就是靠嘴。地图上好几百条公交线路快把我的小脑勒成台式小烤肠，有时问路，赶上不太友好的京爷、京奶们，总给我这个“东北银”指反路。

以前看电视剧，地铁里人流稀疏，男女主在地铁车厢门处偶遇，可现实里的地铁，上车口挤满了一脸苦相的上班族，像目光呆滞的行尸走肉，地铁车厢门一开，人群迅速变身超市里抢鸡蛋的老太太，有排队的也有插队的，有几次我被人流挤到角落，几番努力都没下去车，硬是多坐了几站等人少了才倒回去——多亏北京地铁那时候还是2块钱随便坐。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做过《开往春天的地铁》那种剧情的梦，我甚至开始联想上海的交通如何，冬冬姐每天通勤也要忍受这种折磨吗？她可是个比我还不爱运动的人。三姨说冬冬姐租住在距离公司1小时通勤的地方，那每天来回就是2小时？原来，真实的2小时通勤是拥挤疲乏的——糟糕，脑子里传来梦碎了一片的声音。

我曾天真地嘲笑冬冬姐守着上海十里洋场竟然不去看灯光秀，也不去外白渡桥看落日，那可是依萍和书桓看夕阳的地方，再配上一曲《好想好想》，简直是影视剧的现实再现。可我妈说，那是因为我不懂上班的辛苦：“天天上班，哪有力气动弹？”

我对此不屑一顾，为了不浪费我妈花在我身上的真金白银，也为了体验一把北漂生活，我把白领们的工作量换算成课程，能选的课都选上了，就连没有选的课也去旁听。

随后，现实朝我扔出的第二块板砖也随之而来，砸碎的是我休息日体验北漂生活的梦。

我是这样度过了在中传的第一个学期的：早上7点起床，7点半在西门杭州小笼包铺点半份包子和一碗蛋花汤，8点前赶到教室上课，上满4节课，12点再到食堂点一份蛋包饭，或者去西街吃一份加卤蛋的板面，吃完再赶回寝室洗个澡——卫生间浴室24小时有水，但热水是按时段供应的，为了避免和室友撞车，我通常选择中午而不是晚上洗澡；下午1点半之前，准时坐在教室，一直听课到快5点时下课，再到西门买点儿梅干肉饼、肉夹馍或紫菜包饭之类的东西，回到教室边吃边等晚课；晚课通常上到晚上8点50，偶尔也会再多上一节课，到将近晚上10点才回寝室。

做笔记，睡觉，循环往复。这种满负荷连轴转的结果是，我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学分（按规定，可以用中传学分顶我们本校的），副作用是，完全没有力气去五环以内逛游。休息日一到，我就只想躺在床上，最多就是去西街市场买个盒饭（那时没有外卖业务，只有极少数小吃店有送货服务）。我的室友们有3个和我一样是从锦州来北京联读的，还有2个是高中毕业后就来联读的，她们对逛北京的热情很高，可能和她们只选修了很少的课有关。

“到北京要是不去看升旗就白来了。”

“到北京要是不去国贸就白来了。”

“到北京要是不去故宫就白来了。”

……

这些话几乎每个休息日我都要听几遍，甚至，这话最后变成了“到北京要是不去海淀黄庄就白来了”。

那时北京去各个地方不用手机电脑提前预约，到地儿了排队就行。有时一大早我还在床上挣扎的时候，某个室友突发奇想说了个地方，大伙儿一拍大腿就定了——去！她们边嚷嚷“走吧，到北京要是不去……就白来了”边拽我被子，就这样，我硬是咬着牙陪着她们也逛游了好多地方，从名胜古迹到各类博物馆，再到商场购物，就连欢乐谷也没落下。我还特意去了卫东哥念念不忘的地坛公园逛了逛，并没有想象中惊艳。可能北京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即便是狭窄的前门胡同也能感受到老北京的文化气息，前门大街那时刚刚做了风貌修缮，给我这个“臭外地的”带来了不小震撼。

跟室友出去，起初我得喝雀巢提神，后来我要靠着东北神药去痛片坚持，整个过程没有享受，只有忍受。啊，糟糕的各类公园，啊，糟糕的鼓楼大街，啊，糟糕的大摆锤，糟糕的我的梦想又糟糕地碎了一片。

现实扔向我的第三块板砖，虽迟但到。

在中传的第二学期，我班里的同学就开始为前途忙碌起来，这个说哪个电视台有可能要人、那个说既要准备考研又得面试……一到大三，大家就突然就变成了大人，和小组同学做作业时，他们说话的样子就跟电视剧里的面试官一模一样，和工作后的冬冬姐也很像。

我还没有找工作的打算。我之前尝试过副业，险些被骗了钱。我选修的课里有一门教人写剧本的，老师告诉我们要亲自去片场感受一下才能学好。我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本想着当个兼职编剧，结果到了面试的地儿，竟然让我先交200块拍照钱，说是给副导演介绍群演用的专业照。那个招聘的人向我展示了一大本厚厚的相册，里面都是怀抱着演艺梦照了相的演员。

“你把钱交了，照了相就可以接戏了。”他可能想打消我的疑虑，又补充说，“我看你长得挺文静的，就适合演个护士什么的。”

我说我出去想想。那公司在一个商业写字楼里，一共没几间屋子，最外面的房间放着一个大白板，上面写着计划要拍摄的项目和几个明星的名字。房间角落里还摆了一面大竖镜，我站在镜子前端详自己，心头一惊：骗子，绝对是骗子！怎么可能让我当演员？然后我悄咪咪地溜了，心中感叹：北京确实大，连骗子的套路也多。

我尚未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或者说能做什么。看着身边优秀的中传同学，我还是不太明白工作的意义。我渴望南方，羡慕去上海工作的卫东哥和冬冬姐，可我真的喜欢工作吗？还是把工作当成一个实现“南方梦”的载体？

“你都到北京了，也找找工作看看呗。”冬冬姐在QQ上这样和我说道。

她工作后有次回东北，到姥姥家时背了一个包，那logo我在瑞丽上看过，是GUCCI。我喜欢那些时尚杂志，心里盘算着，找个工作没准儿能挣点儿钱，自己也买个小包，顺便给我妈换一个手机，或许干好了还能留在北京。

于是我决定参加一些正规的招聘。我在招聘网上找了些能百度到的公司，投了很多简历，可只有一家公司让我去面试，叫“第一视频”，招的是剪辑助理。我准备了一堆杂七杂八的资格认证书，应该还带了些我写的东西——我当时给一家叫《新故事》的杂志社投稿，都是些3000字以内的故事，每篇能挣800块稿费。

我没有正式的西装，只能管下铺的内蒙女生借了一套，那女孩不到1米65，体重至少160斤，我穿着不合身的褐色西服，倒了好几趟车才找到地方。那时我还不懂什么西二旗、后厂村的，只觉得这地方距离市中心好远。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北京的市中心应该是地铁1号线大望路到西单那段。

“第一视频”所在的大楼外墙面是蓝绿色的玻璃，很符合千禧年末电视剧里公司的形象。进楼前我有些担心，怕会不会又是一家骗子公司？我环顾四周，发现周围有很多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大牌子，其中一个楼顶上写着“百度”。我壮着胆子走进大楼，进去前还给同学发了信息，告诉她我的位置，嘱咐她，如果我1个小时后没回信息就报警。

接待我的前台是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很瘦，但个子不高。她笑呵呵地把我带到另一层办公楼——这家不太出名的视频网站，竟然有至少两层办公区！一进办公区，我的防备指数瞬间下跌，这看着真的像一家正规单位：一个开阔的办公区里摆放着好多格子间，员工们有条不紊地做着手里的事情，我用余光扫到几个人在电脑上剪辑视频。

就在我已经幻想起入职后在格子间里摆点儿啥的时候，前台喊我去面试。办公区的侧边有几间单独的玻璃隔断房，面试官是个穿着很休闲的中年男人，他一面看着我的简历和各种资料一面向我提问。这家伙说话很牛气，面无表情，眼皮都不抬一下，真让人不爽。

“索贝是电视台用的，EDIUS不是电台用的嘛。”他对我的专业技术提出质疑，很不屑地把我的资格认证书扔到一边。

“如果我没看错，你们剪辑用的是Premiere，我也会些，但是不熟练，给我一周时间就能适应。”我说。

（注：索贝、EDIUS和Premiere都是编辑视频的软件。）

我说完话，那家伙终于抬头看了看我，依旧半抬着眼皮。他把身体往椅子上一靠，又继续问我的学历：“你是来中传进修的，自费那种？渤海大学是个什么地方，在山东吗？”

我又向他介绍了我的学校在辽宁锦州，前身是锦州师范学院，合并后改名了。他听后笑了笑，不怀好意的那种笑。他又拿起我发表过的稿件，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我会写些故事，这样在干视频剪辑时能兼顾到内容上的东西。

“这东西也太土了吧——我就直说了吧，你这样的审美能力，太土了，不适合我们的视频风格。”

我不得不承认《新故事》设计很接地气，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会》，那杂志是深圳女报旗下做下沉市场的。我试图向他解释，这种土气的东西可能更有利于视频传播，我还想引用“脑白金”的广告案例，但那家伙剪断了我的话：“我们采访请的都是李敖，你说的那些都是什么！”

我问他李敖是谁？他有些不淡定了，从背椅上坐起来，提高语调说：“你连李敖都不知道？现在的小孩真是无话可说，怪不得都说是‘垮掉的一代’。”

我告诉他我看韩寒和郭敬明的书，也看海岩的。也不知道这里面哪个名字刺激到了他，他听后情绪一下上头，继续批评我审美能力不足。他问我，看访谈节目吗？知道《锵锵三人行》吗？我那时真的不知道，我平时只看《康熙来了》，台湾的综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一顿输出后，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也可能是赶时间，压了压情绪，说：“你不太适合我们这职位。”

我抬起屁股准备出门前，他又补充了一句：“现在的小孩儿真应该都长长见识，连李敖都不知道。”

我回去后百度了一下李敖，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他的书，翻了几页，完全看不下去。我真的是个既没有审美又没有文学细菌的人，像我这种脱离了一切高级趣味的人，还是适合看TVB职场剧和台湾综艺。不过鉴于李敖后来也上了《康熙来了》，说不定他老先生也觉得这节目不错吧。

与这份月薪1500元的剪辑助理工作无缘后，我决定暂时不找工作了。我对我妈表明了我的意愿，她说行，顺便让我把该考的证书和毕业论文弄弄好。

被第三块砖头拍脸之后，我也意识到自己不是个适合在大城市打拼的主儿——还是冬冬姐厉害，在就业形势那么不明朗的时期，她还能入职一家待遇颇丰的日企，我不知道她在面试时经历过哪些不愉快，她也从未提起，三姨和三姨夫也没说过，他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正宗东北“好面儿人”——在外地的东北人可以过得不好，但你不能和老家的人说你混得不行，牛X全靠吹，身份自己给，欧耶！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我收到在海淀区那边读书的高中同学的消息，说又有几个同学来北京，有来提前面试工作的，也有来旅游的，大伙儿说要组个局聚聚。

聚会那天，老师心情不错，下午四点半就下课了，我坐上地铁就往大西边赶。聚会定在某个很出名的非全聚德的烤鸭店，那天应该来了十一二个高中文科班同学，席间除了常规八卦高中老师以及对没到场同学的小道消息，我们也就毕业后回东北还是去大城市产生了一场大讨论。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去与留的讨论一直存在于一代代东北人的底色里，90年代的辩题是“耗在国企工厂还是南下求生”，到千禧年改成了“振兴东北还是去南方奋斗”，这都跨过2010年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讨论依旧继续着。

以小野子为代表的一派，受各路网络大V思潮冲击，认为“微博元年”之后中国一定会进入全新的时代，而东北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我们这代东北孩子注定要离家闯荡；而以歌歌为首的一派，则认为东北家乡会越来越好，依靠老工业基地的底蕴和国家扶持，早晚会再次腾飞。

她们说得都很有道理，但已经被现实拍了三块砖头的我选择骑墙吃饭。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定那家饭店，菜的味道一般，烤鸭一般，连鸭架子汤都一般，没有一道菜能让我记住，都不如中传西街市场南头的烤肉串让人念念不忘，还好小野子和歌歌的辩论很精彩，才让这桌饭菜有了些味道。

小野子高中时经常开玩笑说，长大后周杰伦会开直升机来向她求婚，我们知道这是说着玩的，但她想见周杰伦的心是真的。我们高三那年，百事在长春办了一场拼盘演唱会，作为代言人的周杰伦会去现场唱几首歌，百事按照配额，把门票放在抽奖券里，买两瓶或是三瓶的百事饮料，用外包装可以换一次抽奖。我们高中门口的超市有三张门票份额，小野子在前两张门票被抽走后，拿出了自己所有零用钱买饮料，直到把最后一张演唱会门票抽到为止。她最后真的去了长春，用望远镜看了周杰伦。我们都很佩服她的执行力，只是我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不去直接买门票，或者从抽中的人手中买票？

实战派小野子在执行了我的高考计划后，就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科比，说要和那个美国篮球巨星握手。然后，她凭借英语优势，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最后真的被分配到美国篮球“梦八队”自定的酒店门口当安检员。她不但和科比握手了，还用金属探测器给科比前后都扫了。

歌歌是我高中文科班时另一个同桌（我们当时座位实行轮换制），她高中时就智商欠费，学习极差，但家里有点儿背景，给她送进了文科“小实验班”——我们“小实验班”原定按成绩招收30人，结果成军时43人，有13个走后门来的。

歌歌高考分数连二本线都没过，也是她爸妈找人让她在北京念了一个三本。北京奥运会期间，她凭借长相端正、身高170以上的优势参加了开幕式表演，运动员入场后，穿着白裙子白靴子在鸟巢的跑道边上当气氛组。

实际上，她们两个人对于“去留东北”的主张，更像是家庭背景的一种显现。小野子的爸妈都是工人，Q姐也买断了，听说后来还和小野子她爸离了婚。之后她每天打麻将，对女儿的学习也不大放心上，小野子是自学成才的文科状元。而歌歌是标准的干部子女，她爸是大学教授，她妈在国企总部的大楼当领导，两口子来学校开过家长会，即便穿着貂儿，感觉也像村支书信耶稣。她的姑姑也是厉害的人，还提前布局了海外，嫁给了英国人。可惜歌歌拥有了她爸妈都没有的外貌，却没有继承她爸妈的脑子，“IQ100”都是恭维她了。

可能小野子也知道，即便她想回老家进工厂，也根本实现不了，她学的是中文，歌歌学的是设计，都不符合老家国企的专业需求，但最后歌歌还是进了老家的国企，她爸妈甚至都没舍得让女儿去工厂，而是直接安排女儿去了国企矿区下面的电视台，出了一段时间外勤记者就去办公室干行政管理了，后来嫁给和她家世背景相当的男孩。

可能有人会以为，换个工科专业就能留在东北老家了，可以我们那届为例——企业都是公开校招，需要笔试和面试，但那些985毕业的高材生们怎么也考不过某些二本专业的学生（有个别名牌大学的学生），无一例外，他们都有个在单位里当领导的亲戚。我的初中同学小邹，是老家本地的二本，校招之前就扬言自己一定能考上，即便她连英语四级都没过（英语四级证书是企业招聘时最低的硬性要求，报名时需要检验）。而且，她真的做到了，笔试和面试后，一路学渣的她把那些高考分数高她将近100分的人都甩掉了。不知道是不是她太招摇，培训入厂后，有人直接把这事举报到了北京总部，一顿彻查后，她和另几个孩子都因为英语四级证书造假被开除了。

或许，对卫东哥来说，去与留还是时代大浪潮下思想碰撞后的各自选择，而此时对我们来说，去与留，只是出身固化后的无奈之选。

那次高中同学大聚完，来北京面试的一个女同学专门和我又搞了一次聚后小聚。

她自称美人鱼（mermaid），但看起来像驴（donkey），所以我给她起了外号merdonkey，并将她的故事收录在《文科外传》里。那是一本我们高中文科同学们内部出品的小书，内容从爆笑段子到师生擦边并许多狗血故事。多年过去，我依旧不得不感慨，班里的人好能整活儿，和她们一比，我都略显羞涩。

美人驴和我聊了她之后要去宇宙行香港一个分行实习的计划。她舅舅当年在天津一个名牌大学当领导，大概是副校长级别，她本以为高考只要过了重本线就能去天津读书，结果未遂，只好去了长春税务学院，学院有个什么计划，她被选中了，可以去香港——不过据另一个和美人驴一个专业的同学说，他们学校也没考试，就直接把这优差定给了几个人。

我和美人驴受聚会时一个高中女同学所托，要提前看看北京的租房行情，那女孩着急回学校，就把去看房子这事儿交给了我们。她要租房的地点在北二环六铺炕的一个小宾馆，那房子一眼让我感觉回到了东北的职工家属楼。我惊讶，北京也有这种地方呀？一问才知道，这是石油系统的宿舍。房间是半地下室，准确地说，是多半在地下，有个小窗户在墙顶端。屋里也就4平米，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卫生间在楼里的公共区域。说真的，我感觉进房间就和进了坟墓一样。

之前，“兔斯基”的作者王卯卯回中传做讲座——那学校总搞名人讲座，我们寝室有两个女生是她漫画的粉丝，所以我也被拽到现场——王卯卯说，之前连轴转搞创作时，她曾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地下室，住在里面，白天和黑夜的分隔是很模糊的。我想我现在大概知道了她说的那种感觉。即便这屋子里有个小气窗，我依旧有种陷在泥土里的错觉。这么简陋的一间房，女房东竟然敢要850块一个月！

我给那个高中同学打了电话，信号很差，她在火车上，大概到了河北高碑店。我说了房租价格，她觉得可以接受，我很惊讶。女房东有点儿不屑，吐槽我们：“还嫌贵，这儿在我们北京就算好地儿了。”

虽然她很努力地学着说北京话，但是她的山东口音真的太好识别了，一下就被我身上那1/4的山东基因识别出来了。很奇怪，我在北京时从不掩饰自己的东北口音，小组作业时同学经常提醒要我控制口音。我一个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人都不硬性要求自己，反而一些并无口音需求的外地人会特意学京片子。冬冬姐曾和我提起，她有些安徽同事热衷于苦练上海话，还好冬冬姐没学，她心思也不在那上面，除了本职工作，她那时正与男房东斗智斗勇。

“来北京就得做好受苦的准备。”美人驴竟然附和起了那个贴“京标”的山东女房东。

想想那间阴暗潮湿、每天最多能见半米阳光的房间，再想想那通往地下厕所迷宫一样的走廊，又一块板砖砸在了我的鼻子上，还是带着一股子下水道味道的砖头，没准儿那上面还长了蘑菇。

地下室最大的好处是适合创作，王卯卯真有先见之明，怪不得能成名。南有《天水围的日与夜》，北有“地下室的白与黑”，创作时的BGM就用汪峰的《北京北京》。

短暂体验了大城市日常后，我的“不和执念掰手腕”和“哪里崴脚哪里绕道”基因再次启动，我羡慕他们在大城市的生活，可我知道自己的屁股不够大，撑不起《杜拉拉升职记》那么大的裤衩子，有些梦想，还是留在梦里比较好。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