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
最近一次去她的小屋，是乙巳三九后第三天的上午。天并不冷，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老式的写字桌、五斗橱、大衣柜、书柜和电视柜都安静地摆放在原处，黑红的漆皮泛着柔软的光泽，泛着往昔的静谧与安宁。
本来只是无目的地在这里翻翻、瞧瞧，待一会儿。可很快，我发现了“目标”——先是书柜上层拐角处的一个信封，好沉，打开一看，竟是一堆钥匙；接着又从写字台抽屉里几个大小不一的纸盒中，又捡出不少；还有吗？果然，床头柜的手袋里也有几串，里面还附着一块电子表和一个皮夹。表是母亲台湾表哥早年寄来的，皮夹是我很久以前出差带回来的纪念品，母亲一直很喜欢，也是她入院前每次出门走亲戚的标配。
眼下，写字桌的玻璃板上，各色各样用绳或钥匙扣串起的钥匙堆成了一座小山。我望着它们，发呆良久，也愈发好奇。屋里很静，我仿佛还能听见那一串串钥匙贴着母亲或蓝或灰布衫时发出的窸窣声，轻轻的不是很响，却沉甸甸地压着岁月的重量。
最先打开记忆的，是母亲曾经给过我的那把铜质小钥匙。那是六十年前了吧，我跟随母亲在她执教的歙县大梅口小学读书。学校在村口，里外铺着厚实的石板路，教室在回廊两边，每一间都很高，印象中有根古色古香的冬瓜梁，特别粗壮，柱础、雀替也很精美。教师宿舍很小，每间大约六七个平米，挤在教室后边，食堂在最边上，靠近小溪。溪上有座木桥，通往大操场和男女厕所。据村里老支书胡梅生后来回忆，学校是由水口亭和水口庙改建的，亭边有座小石桥，不远处还有一株千年古樟，至今仍茂盛得很。
那时的我只有五六岁，脖颈上挂着那把铜钥匙，跑起来一晃一晃的。白天学校热闹，母亲的宿舍也不用上锁，乡间的风、学生的打闹、鸡鸣狗吠与村民的嘈杂声，都可径直穿堂入室。最怕的是夜晚，尤其起初晚饭是吃派饭，有时要从村口走到村尾，有好几里地。遇上母亲家访或去祠堂政治学习，我得独自回校，心里好害怕，常常在村里越走越快，最后甚至小跑起来，然后摸索着开锁，点起煤油灯或蜡烛。至于母亲什么时候回来，我全然不知，早已沉入“八觉”（歙县方言，指熟睡）里去了。难怪如今只要看见玻璃罩的煤油灯，我都情不自禁要去拨弄一番，包括熟练地抽出灯芯，用剪刀剪去一截，让它更亮——这大概是那段岁月留下的本领吧。
母亲是学师范的，且终身为教。先后在歙县问政山、鲍坑、北岸小学当老师，但在大梅口小学待的最久，长达15年，村里的老人小孩，无不交口称赞！多少年后，母亲当年的学生，合肥的朱志武先生仍然深情回忆：“您母亲姚士玉是位善良、有同情心、了不起的乡村教师。我年幼，由于母亲外婆家成分高，父亲又参加过国军（抗战期间为国而战的远征军），母亲的脑子被运动吓出问题，但仍然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争工分，都是苦差事，年幼没有人带我，由哥哥胡志林背着我上学堂（哥哥七岁，我四岁，一直跟班到七岁）您母亲还是班主任，菩萨心肠，仁慈，从不歧视孩子。那年月，我们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暖和，数九严寒，姚老师就让我一个四岁孩子，坐到教室后面，不要发声，还送我米汤喝，这样可以避些寒冷，补充点能量。严格来说，您母亲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更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影响我一生的为人、处事、立业。”
后来，母亲回城里任教了。我胸前那把小铜钥匙也换成了好几把。现在的府衙，过去叫“人委会”，县里生产指挥组的头头脑脑都在这里办公。那时大院分前、中、后三进，还保持着府衙的模样，大门、照壁、仪门基本如旧，尤其那威严的正堂与两边长长的回廊一直未拆，成了大院孩子们玩耍的乐园。一放学，拍烟盒、打铜板、弹弹珠、滚铁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我们家先住在前院的“移委会”后边，只有两个单人间，门前的内走廊上支个煤炉。后来搬到正堂后院，虽说多了一间房，也有小厨房，但两间正房位于一幢老建筑里，楼上楼下各一间，邻居有七八户人家，很不方便。再后来我去西南当兵，又在家中办婚礼，新房就设在那老式建筑的楼上。而我离家时那串钥匙，母亲一直留着，我结婚后只在钥匙扣上系了一根腈纶编织的手枪带，长长的，一圈一圈，不经意间透出几分时尚。
在这个大院住过的人，恐怕都有过“惊悚”的记忆：那个靠北城墙而建的大厕所，离地七八上十米高，恐怕城里绝无仅有。逼仄的空间里，蹲坑起初是木板的，脚下是令人眩晕的虚空，里面黑黢黢的望不到底，风从板缝间尖厉地钻进来。每次进去，都要先深吸一口气。当然，好处也有——高高在上，空气新鲜。可一到冬天就遭殃了，冷飕飕的寒风直吹后背，加上我人小，总是胆战心惊，生怕掉下去。人倒没听说掉下去过，但谁谁的钥匙、铜板、手电等小物件，却常在那里“失踪”。有一次下午放学，我在胜利台打完篮球回大院，一身汗，加上内急，就直奔城墙厕所。手忙脚乱、落荒而逃之际，竟把一串刚配好的家里钥匙——上面好像还挂着学校轮值打扫卫生的教室钥匙牌——全都滑落下去。不仅招来父母一顿训斥，还耽误了第二天的早读，真是懊恼不已！
想到这些，我竟独自偷偷笑了起来。是啊，与父母共度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又那么悠长。下意识地，我又把目光投向五斗橱，那上面叠放着两只樟木箱。从小到大，记忆中家里被郑重锁起的，就只有五斗橱和这两只箱子。保安牌的铜锁已是暗沉的旧黄色，从前母亲开箱时，总要先用手帕擦擦锁身。而箱盖掀开的刹那，一股清冽的樟脑味混着岁月的暖意扑面而来。
如今，钥匙还在吗？樟木箱里装着什么？我立刻起身，从那堆钥匙里找出两把保安牌钥匙，一试，“咔嚓”一声，小锁开了。里面没有贵重物品，也没有什么秘密，整整齐齐码放着的，是一家大小的手织毛衣——父亲的、我的、还有孙女的，每件都按季节和大小叠好。最底下，用一块素色包袱皮裹着的是什么？我好奇地打开一看，竟然是我出生时的“包袱衣”，软软的，小小的，洗得发白。突然间，我鼻子一酸，热泪盈眶。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锁住一箱寒衣，便是锁住了一个家全部的温暖与呼吸。
紧接着，我又精准地找到五斗橱抽屉的钥匙。依次打开，上层放着许多花花绿绿的物什，仔细一看，原来是台湾那位舅舅寄来的信函、年历，最多的是他周游世界的照片和风景纪念册。据母亲说，她与这位表哥从小亲近，他结婚时母亲还当过伴娘。可惜解放初期他去台湾做生意，从此天各一方，再未回来。母亲却总念叨，很是想念。锁，在这里成了一个句读，隔开了滔滔的时光与无法投递的惦念，却也把那份绵长的牵挂，牢牢封存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几年前我赴台访问，母亲一再叮嘱要设法与表舅的亲戚联系。后来在台北和台南，我真见到了几位亲戚。回来后，母亲问得很仔细，反复多次，看得出，她是真心高兴。
手机响了，我本要合上橱门，却发现第二层抽屉塞得满满的。有些书本，有些备课稿笺，一个讲义夹里忽然掉出几张报纸——我捡起一看，霎时明白了：那都是女儿二十多年前发表的习作和有关报道。原来母亲一直收藏着孙女的童年！我随即拍照，把这个夹子和报纸发给了女儿。女儿很意外，立刻回复：“想念奶奶了！”
最后几年，因为屯溪珠塘巷拆迁，母亲住进了一楼带院子的小区房。房子老了，钥匙却多了，串起来沉甸甸的：防盗门、单元门、院门、信箱门……每一把都锃亮、冷硬。她有时会站在院中，望着那串钥匙发愣。阳光很好，照得钥匙闪闪发光，像一串冰凉的果实。她却常常忘了哪把开哪扇门，总要试上好几次；有时连钥匙放哪儿也忘了，找得很辛苦，我只好悄悄再去配几把。
可我总在想，母亲真正想锁住的，或许从来不是哪一扇门、哪一个抽屉。她锁住的，是大梅口小学宿舍里独自批改作业的清寂夜晚，是“人委会”楼上儿子新婚房门那串系着手枪带的时尚喜欢，是樟木箱里为家人抵御寒冬的浓浓暖意，也是灯前摩挲台湾家书时那片刻无声的眺望。
钥匙一串串静静地躺在桌上，它串起一串串悠远的历史记忆，更串起我内心深处对母亲对亲人的无尽的思念……
注：本文配图由胡宁提供，挽联书法/倪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