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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6年，对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政府的预算、政策取向和施政节奏，第一次完全由他本人主导，而不是延续前任佐科时期的安排。能不能把“竞选时说的”变成“老百姓真能感受到的”，2026年会给出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
2026年的印尼：普拉博沃真正开始“自己干”的一年
作者 | Yanuar Nugroho,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访问高级研究员，印度尼西亚雅加达Driyarkara哲学学院高级讲师
译者 | 邵宗源，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来源 | https://fulcrum.sg/indonesia-in-2026-prabowos-first-real-year-of-ambition-and-why-we-should-care/
一、在政策层面，普拉博沃政府即将迎来怎样的一年？
印度尼西亚2026年国家预算是真正意义上属于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的第一份预算：该预算由其政府亲自起草并在国会中加以辩护，而非继承自前任总统佐科·维多多。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预算就像总统任期的“运行指南”，它显示了普拉博沃政府优先推进或暂缓的事务，同时也明确了政策调整带来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普拉博沃对印度尼西亚的雄心被完整投射进2026年预算之中。从账面上看，这是一份强调稳定与掌控力的预算：预计财政收入为3,153.6万亿印尼盾（约1900亿美元），支出为3,842.7万亿印尼盾（约2300亿美元），财政赤字约为6,891.5万亿印尼盾（约410亿美元），占GDP的2.68%。预算假设全年经济增长率为5.4%，通胀率为2.5%。这说明政府会在财政上适度加力但不走极端：一方面有能力支持重点项目、稳定物价并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又会控制节奏，避免引发市场不安。
然而，鉴于印尼2025年的财政赤字已接近GDP的2.9%，2026年的政策容错空间十分有限。一旦政府未能实现关键收入目标、出现支出超支，或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印尼财政赤字就可能突破法律规定的3%上限。
此外，这份预算的“精确测算”建立在一系列并无保障的前提之上。截至2025年11月，财政部记录的税收收入仅为1,634.43万亿印尼盾（约970亿美元），仅完成全年目标的78.7%。净税收同比下降，主要疲软集中在最能反映真实经济活动的税种上，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说明市场交易活跃度下降、消费更为谨慎，企业经营压力加大。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新税收系统上线带来的技术或合规问题，虽然相关调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因此，2026年与其说是一个“兑现承诺之年”，不如说是一场真正的“压力测试”。如果财政收入低于预期，而支出却不断增加，政府的承诺和民众实际得到的政策收益之间就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压力。在国会审议过程中，赤字水平被锁定在约占GDP的2.68%，这清楚表明，围绕政策项目扩张的压力将贯穿全年，并深刻塑造印尼2026年的政策走向。
二、2026年将检验印尼国家主导发展模式在财政压力下能否撑得住
对普通民众而言，当政府财政收入趋紧、通过举债已难以进一步拓展财政空间时，国家财政支出取舍所带来的后果将变得更加直观可见。普拉博沃已明确表示，将继续优先保障“免费营养餐”（MBG）等旗舰项目。该项目在2025财年支出达5150亿印尼盾（约30.5亿美元），完成了年度目标的72.5%。和2025年1月那次大幅调整预算、集中保住重点项目、却拖慢基建和地方公共服务不同，2026年未必会出现同样剧烈的削减，但财政吃紧的状态还会持续。
因此，印尼社会需要密切关注普拉博沃政府在2026年有关社会保障与民生的政策走向。当预算削减不可避免时，预计规模将达3000—3300万亿印尼盾、并可能成为印尼历史上最大单一社会项目的MBG，将在政治上获得高度保护。这意味着，其他政策项目将被更“低调”地调整。总统已经明确表态，今后将更加注重效率，收紧福利发放门槛，并把资金投向更明确的对象。
政府将此类调整解释为以数据驱动治理为导向的效率提升，推动建立所谓的“单一真实来源”，即启用已运行一年的国家社会经济统一数据库DTSEN。DTSEN在设计思路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精准投向”往往意味着能享受政策的人变少。处在贫困线边缘的群体由此面临更高风险，而收入不稳定的劳动者和家庭，比如非正规就业者和小商贩，也更容易受到物价上涨、疾病或失业的冲击。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国家对这些群体的支持反而在收紧。
劳动力市场前景同样不容乐观。尽管政府设定了降低失业率、贫困率和不平等的目标，但2025年的财政收入数据值得注意：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出现下降，说明交易活动减少，企业利润承受压力，通常这会导致招聘减少、工资增长缓慢，企业扩张的积极性也不高。2026年，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以及与政府支出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或将较快复苏，而依赖国内需求的服务业、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非正规部门则可能持续停滞。
这些社会与经济压力并非政治中性的。围绕生活成本和精英特权的预算选择及不平等感知，已在2025年8月下旬引发公众抗议和不满情绪。类似的政治压力在2026年可能依然存在。随着低收入群体对社会救助排斥的不满、对物价上涨的担忧，以及对国家“到底优先保护谁”的疑问不断加深，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突出。
由此浮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风险。普拉博沃的2026年议程承诺塑造一个强势且具有保护性的国家，在社会政策中积极干预，并在战略领域，包括通过Danantara强化对资源开发和国有企业的控制中行使主导权，但这一切是在严格财政约束下展开的。如果民众将这种治理视为“对部分群体的保护与偏好”，以及“对另一部分群体的剥离与损失”，政府的公信力可能会受到削弱。
对民众而言，具体信号尤为重要。税收征管走势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它是判断经济复苏是否广泛而稳固的早期指标。社会救助规则和执行方式的变化，包括哪些人被排除在外，政府如何处理申诉，以及政策是逐步调整还是突然改变，都会直接影响社会的情绪反应。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变化，以及央地关系，特别是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将率先在地方层面暴露财政压力。政府对批评和抗议的回应方式，同样将影响整体稳定。
2026年将检验，在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印尼以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运转，也将考验普拉博沃及其团队能否切实提升行政能力与政策执行力、应对外部冲击并巩固执政合法性。雄心固然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但能力与政策公平同样不可或缺。印尼民众能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感受到国家依然站在他们一边，将成为决定普拉博沃执政第二年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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