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蓁（重庆大学）
“一个餐饮协会，竟然有89名副会长？”近日，宁夏餐饮饭店协会的换届名单曝光后，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时间线显示，该协会于2025年4月换届，先选出28名副会长，随后两次增补，先增加42人，今年1月又增加9人，层层叠加，最终形成了89位副会长的阵容。
面对舆论质疑，协会回应称是数据有误，第三方运营账号未剔除卸任人员，还将不实际参与会务的“特邀副会长”一并计入，实际负责人为53人。但按照宁夏当地民政厅的相关规定，行业协会负责人原则上不得超过40人。无论从哪个口径计算，数量都已明显越线。
对此，协会秘书长李龙解释称，此前执行的是旧版民间组织管理文件，负责人按照会员基数的三分之一比例产生；由于未能及时获取2022年颁布的新规，加之换届时文件资料遗失，才沿用旧规操作。目前正与商务厅、民政厅协商整改方案，按照新规至少需要“劝退”18名副会长。
但这一说法并未获得公众理解。对一个登记在册、承担行业规范与对接职能的协会而言，“没看到新规”“资料遗失”这样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规则不是事后才被想起的补充说明。多轮增补叠加、长期突破红线，反映的与其说是技术性疏漏，不如说是对制度边界的持续模糊。
问题的关键，也并不只在数字本身。要理解副会长为何会越选越多，首先需要理清行业协会的性质与定位。按照制度设计，行业协会属于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原则上应当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但在现实中，它们又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换届选举、负责人名单需要备案，必要时还会接受联合调查和行政纠偏。宁夏餐协此次被直接认定选举无效，恰恰说明行业协会并非“完全自治”，而是反映了一种特定结构：并非纯粹民间自治组织，而是受到官方加持与规制的“民间组织”。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协会内部的运作逻辑显得尤为关键。多数行业协会实行会员制，不同层级的会员往往对应不同的会费标准和参与程度：普通会员、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等级分明。
头衔不仅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资格，也逐渐被赋予代表行业地位和资源网络的象征意义。久而久之，副会长不再只是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岗位，而演变为可以被配置、被扩展的身份资源。
当协会需要经费、需要资源、需要有分量的成员站台时，增设头衔成为一种低成本、见效快的选择。协会乐此不疲地“批发”副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务，实际上可能是将职衔当作筹码，换取企业会费、赞助或支持。
这种畸形的头衔经济，让原本用于治理的职位逐渐滑向身份交换的工具，协会也因此被质疑正在变成“官帽批发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宁夏餐饮饭店协会成立于2014年8月，注册资金3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包括行业交流、自律规范、维权服务、行业调查、技术推广、组织比赛等6项内容。
从职能定位看，这样的协会本应精干高效，而不是管理层级不断膨胀。副会长人数接近百人，职责如何划分、责任如何落实，反而变得难以回答。
类似的头衔膨胀现象并不陌生。一方面，一些人将协会职务视为身份象征和资源筹码，想方设法给自己戴上高帽；另一方面，协会内部治理混乱，领导职位被当作人情工具，用于拉拢关系；再加上个别主管部门管理流于形式，对换届选举、负责人备案把关不严，最终形成职位泛滥的空间。
行业协会连接政府、市场与企业，一旦头衔设置失序、身份功能异化，极易演变为资源交换的中介平台，滋生不正当的利益交换。从这个意义上看，副会长数量异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信号。这一点，恰恰印证了有关部门迅速亮剑、责令该协会立即整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这起事件的讨论，无需急于上升到宏大价值判断。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协会负责人究竟该如何产生，会员制收费与职务配置是否需要更清晰的边界，监管部门如何在尊重自治与防止失序之间找到平衡。
清理超额头衔只是第一步，把运作逻辑置于阳光下，让职位重新回到履职和责任本身，才是避免类似情况重演的关键。
一个协会需要多少副会长，不是算术题，应该是治理题。头衔如果只是装饰，越多越廉价；规则如果只是摆设，迟早会被突破。宁夏餐协这次被按下暂停键，未必是坏事。它至少让行业协会中长期被忽视的头衔膨胀与治理失序问题，真正被推到了必须正视和回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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