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华盛顿持续煽动外国起义——却又转身离去

1991年2月15日，“沙漠风暴”行动中联军的炸弹正如同雨点般落向伊拉克。乔治·H·W·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向伊拉克人民宣告：“停止流血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伊拉克军队和人民挺身而出，迫使萨达姆·侯赛因下台。”以此同时，联军飞机投下了大量传单，呼吁伊拉克民众“涌上街头巷尾，推翻萨达姆及其帮凶”。

数周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叛军与北部的库尔德武装相继揭竿而起。在起义的高峰期，伊拉克18个省中竟有14个脱离了萨达姆政府的控制。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布什政府不仅未提供实质性支援，更主动阻挠叛军获取缴获的伊拉克武器，甚至放任萨达姆动用武装直升机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尽管伊拉克被严禁使用固定翼飞机，联军指挥官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却默许了直升机的使用。最终，约3万至6万什叶派民众及2万库尔德人惨遭屠戮。逾150万库尔德人流离失所，数千人因暴露于恶劣环境、疾病和地雷而丧生。

事后，布什的辩解堪称厚颜无耻。“难道因为我们建议伊拉克人民自主行动——某些人还暗示美国会提供军事支持——就该让美国承担罪责？”他在数周后反问道，“这根本不是事实。我们从未暗示过。”

任何理性的解读都足以证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谎言，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迄今的行为所暗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美国外交政策长期模式的一部分。

历史的轮回：从布达佩斯到巴格达

华盛顿背叛盟友的模板早在数十年前便已确立。1956年10月，匈牙利民众走上布达佩斯街头，要求结束苏联的统治。随后数周的抵抗运动令人振奋，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美国意图的灾难性误判。

自由欧洲电台（RFE）多年来持续向匈牙利播送节目。尽管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该电台是否明确承诺过西方的军事援助，但起义期间其播音中饱含的情感基调已不留余地。事后对匈牙利难民的调查显示，近40%的受访者认为西方广播传递出了美国将为拯救匈牙利而战的信号。自由欧洲电台甚至播送了制作燃烧瓶的操作指南。正如威尔逊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总结：“西方广播显然让匈牙利人误以为美国绝不会坐视革命被镇压。”

然而，当苏联让起义者误以为胜利在望，随即派遣坦克进行残酷镇压时，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却因忙于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且不愿冒险引发核对抗，对此选择了袖手旁观。尘埃落定时，2500名匈牙利人丧生，20万匈牙利人被迫逃离家园。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言：“美国现在和过去都从未主张让毫无防备的民众公开反抗他们不可能战胜的武力。”

不到二十年后，亨利·基辛格又策划了另一场背叛。1972年，应伊朗国王请求，基辛格与尼克松总统秘密组织行动，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并支持其反抗复兴党政权的起义。此后三年间，美国输送了16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这笔资金足以维持叛乱活动，但关键在于——它不足以取胜。 正如派克委员会后来发现的：“总统、基辛格博士和外国元首都希望我们的‘客户’不会获胜。他们更希望叛乱分子持续进行足够程度的敌对行动，以消耗我们盟国邻国的资源。”

库尔德人并不知晓基辛格这种极其冷酷的算计。库尔德领袖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对美国人深信不疑，他先是送给基辛格三条名贵地毯，继而又以金项链作为其婚礼贺礼。然而，1975年，当伊朗国王与巴格达达成协议后突然切断援助，库尔德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巴尔扎尼致信基辛格：“阁下，我们认为美国对我们的人民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但这封信石沉大海，未获任何回复。最终，数千库尔德人丧生，二十万人沦为难民。

当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质询这种背叛行为时，基辛格给出了美国对那些被鼓动参与战争者奉行的现实政治的终极宣言：“秘密行动不应与传教工作相混淆。”这一回答令国会调查人员震惊不已。派克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即便在秘密行动的语境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充满了冷酷的算计。”

此类模式以令人麻木的规律持续上演。在叙利亚，奥巴马总统仅向反对派提供足以使内战持续胶着的有限支援，却在2013年化学武器“红线”被突破时出人意料地退缩。2019年10月，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后突然撤出驻叙东北部美军，实质上为土耳其进攻库尔德武装开了绿灯——尽管这些库尔德人曾是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最坚定的地面盟友。在反恐战争中损失逾1.1万名战士的库尔德人，最终只能独自面对土耳其的狂轰滥炸。当美军车队驶离时，愤怒的库尔德平民向其投掷腐烂蔬菜，路边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特朗普背叛了我们”。

双轨体系：修辞与战略的断层

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复上演的背叛模式？宽容的解释是这不过是一系列独立的误判：历任总统在危机迷雾中犯下的战术失误。但这种模式跨越数十年、历经数届不同立场的政府仍持续存在，表明这背后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存在两条鲜少交汇的轨道。一条是修辞轨道，聚焦于自由、自决及与反抗暴政者团结，这主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并反映了美国国家认同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承诺。另一条则是战略轨道，它基于政治利益、风险评估及国家实力的硬性限制。总统们往往在修辞轨道上发声，却在战略轨道上行动。那些认真对待美国言论的人——有时比美国人自己更当真——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跌入这两条轨道之间的巨大断层。

在敌对国家煽动异议的成本极低：既无需耗费巨额资金，也不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既能给地缘政治对手制造麻烦，又能让美国政客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实际支持这些运动的代价却往往是毁灭性的。这种不对称导致了一套扭曲的激励机制：领导人习惯于说大话、做小事。而当关键时刻来临，他们总能突然发现各种“迫切理由”，宣称终究无法支持这场特定的起义。

基辛格当年的言论甚至暗含了一种更为冷酷的可能性——被镇压的起义仍能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它可以削弱对手的实力、侵蚀敌对政权的合法性、制造出一批悲剧性的烈士。按照这种逻辑，美国承诺的落空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大战略本身的一环。

特朗普与伊朗：双轨体系的崩塌？

这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伊朗。当抗议活动在过去几周蔓延全国时，特朗普再次采取了他一贯的强硬言辞。“如果伊朗开枪并暴力杀害和平抗议者——这正是他们的惯用伎俩——美利坚合众国将出手相救，”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宣称。

“我们已全副武装，随时待命。”数日后，当死亡人数攀升至数千时，他进一步敦促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夺取你们的机构！！”并信誓旦旦地宣称“援助正在路上”。

相比之下，奥巴马在2009年伊朗“绿色运动”期间曾因顾虑而按兵不动，认为美国的支持只会给政权镇压提供口实（他后来承认此举“是个错误”）。特朗普则毫无顾忌，但其做法本身也引发了深刻质疑。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标志着上述“双轨体系”的崩塌：他的激进言论渗透进了战略决策，或者至少二者之间已无明显界限。他直抒胸臆，往往不顾后果或国家长远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更可靠，可能只是意味着“先鼓动后抛弃”的旧套路将以更快、更混乱的方式重演。

分析人士已指出，任何美国军事行动更可能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或军事基础设施，而非实际援助街头的抗议者。正如一位伊朗问题专家所言，打击核设施将“有助于美国实现战略目标或满足以色列等盟友需求，但无助于抗议运动本身”。

特朗普的行事逻辑另有玄机。艾森豪威尔、基辛格和布什的算计性背叛源于过度的谨慎——他们精准把握底线，因惧怕核战或地区动荡而拒绝越界。特朗普当前对伊朗处置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言辞与战略轨迹的融合，更在于战略轨迹可能根本不存在。 倘若特朗普背弃承诺，那绝非出于基辛格式的冷酷算计，而是源于一时兴起、注意力转移或交易策略的突然转变。对受害者而言，结果并无二致；但对美国政策观察者来说，失败的机制截然不同：前者是冷酷无情的专业能力，后者则是混乱不堪的无能表现。

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应停止支持反抗威权政权的斗争。但它确实提醒美国决策者：必须坦诚面对言行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对于那些听闻美国承诺的人，应当对所获承诺的实质保持深刻的怀疑。库尔德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无数次领悟了这个血淋淋的教训。

至于1991年的受害者，他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答案。曾任海湾战争时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在1996年出版回忆录时承认，布什当年的言论“可能给了叛军鼓舞”。但他同时揭露了美国战略决策者当时的真实意图：真正的目的，他说，是“让巴格达保留足够实力，继续作为对伊朗的威胁——这个国家始终对美国怀有刻骨仇恨”。

鲍威尔的坦率表态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那些轻信布什言论者的自由从来不是美国的核心诉求。美国对自由的鼓吹不过是冷酷地缘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告诫库尔德人与伊朗人保持警惕，更警示美国民众别再轻易被总统的道德说教所蒙蔽。

今日聆听特朗普讲话的伊朗民众，早已听惯了美国的承诺。特朗普究竟是真正打破了这种背叛的模式，还是仅仅成为其最新且最不稳定的延续者，仍有待历史的观察。

作者简介：

塞瓦·古尼茨基，多伦多大学乔治·伊格纳季耶夫和平与冲突研究讲席教授。著有《余震：20世纪大国与国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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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A Long History of Betray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