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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愈演愈烈，跨国企业都在想办法为自己的碳排、污染买单。但“碳汇”“水汇”指标达成后，生态愿景真正实现了吗？本文作者Qieyi记录下湿地野蛮生长的情景：浮萍、水绵和来自南美洲的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打破了项目构思。当精心设计的湿地景观遇到农村生态的多变，只能不断地创造新的指标、新的话语，试图将它们囊括到项目综述里，好让企业持续扩张生产、扩大市场占有。
◉读书会预告：1月25号、2月6号，食通社将举办两次共读分享会，通过共读《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把“作物景观”作为历史视角，重新思考世界史、地方史，以及人、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2024年初，我来到以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著称的绿水村，加入了本地环境保护组织绿水自然中心。绿水自然中心早年间致力于全村饮用水水源地（一座小型水库）的水污染治理，近些年则将关注范围扩大到整村、整个小流域的水保护。考虑到农业是乡村地区的主要水污染源之一，绿水自然中心计划开展农田小微湿地项目，用于处理农业污水。
绿水自然中心的同事向我介绍，近两年，为了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绿水村大面积的苗木林、经济作物被清退还耕，恢复水稻种植。水稻种植过程中又大量施用化肥农药，而化肥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无法完全被作物吸收，随着稻田排水进入河道，造成水污染。在稻田中建湿地则能起到天然“净水器”的作用：湿地里水生植物的根茎、土壤中的微生物都能吸附氮、磷，湿地可以作为农业污水入河、湖前的预处理。
这一湿地项目由大型企业D资助。D企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水并造成水污染 【1】。为了塑造更加环保可持续的企业形象，D企业在全球推行了“水战略”，即通过积累可量化的“水汇”来弥补企业生产造成的水资源破坏。D企业购买水汇来抵消水足迹，类似于高耗能企业购买碳汇来抵消碳足迹。碳汇项目会通过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等行动让植物和土壤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形成可以核算、交易的碳汇；类似地，节水农业、污水处理、水源涵养等水保护项目都可以产生水汇。湿地水净化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一家大型国际NGO，D企业是其资助方及项目合作伙伴）认可的、可量化估值出水汇的水保护方法之一【2】。
小微湿地项目完全符合绿水村的生态保护特色，又能将D企业的活动项目、乡村文旅赋能等其他类型资源引入。因此，当地政府对湿地项目给予了较大支持。在政府、媒体宣传中，湿地项目里企业、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被描绘为国家近些年倡导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典范。
湿地项目拟采取的技术路线也是成熟可靠的。绿水自然中心最初由美国环保组织T倡议发起，也一向追随T机构科学家主推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概念【3】。 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时叫做“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主要应用于碳汇领域，获得许多大型企业的支持。其背后逻辑是：大自然本身提供吸收温室气体、自我净化、提供生物栖息地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于是当人类面临气候变化、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应该做的是将自然还归自然、依循自然之道来解决问题。具体到农田小微湿地项目，T机构曾在伊利诺伊州一家农场实施类似的实验，证实了水体中的氮、磷能通过人工湿地得到削减。此外，在国内建造人工湿地来处理水污染，也已有很多先例，例如北京翠湖人工湿地、武汉三角湖等。
总之，从资金保障、政府支持、科学依据等多方面来看，湿地项目都值得期待。
由于前期负责该项目的同事离职，2024年9月起我开始参与项目的推进，直到2025年4月完成结项。目前，绿水自然中心继续进行湿地的维护工作，期望在未来几年内，通过湿地的运营，持续为D企业制造水汇、并获得D企业对项目的资助。然而，无论是在项目实施的过程，还是项目产生的结果之中，都存在更复杂和值得商榷的面向，并没有被写入项目汇报书或宣传文章，也未能得到充分讨论。
建造湿地宛若搭建起一个舞台，需要在舞台上演完既定的脚本——在一年项目周期内实现项目目标。只是登台的演员——包括人类与非人类——常常超出导演的预期，使得整场表演不得不应对不断冒出的突发状况，最终的呈现也包含大量的折衷，甚至违背初衷之处。最后，尽管项目的水汇目标“实现”了，我却很难明确宣称项目许诺的生态图景也“实现”了。背后的原因既有项目具体实施中面临的资源桎梏，也涉及项目逻辑本身。
为什么向善的自然保护使命，在企业资助、环保组织执行的模式下投入运行时，却浮现出种种裂隙？下文中我将分享我在工作中产生的疑问和思考：首先，自然可以被形塑成为“解决方案”吗？可以被“利用”来解决（人类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吗？我将讨论湿地项目试图“利用”自然所带来的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结果。我认为，将自然视为可利用的工具来实现人类的目标，这种思维方式复制了造成生态问题的技术至上主义和控制自然的欲望，而忽视了自然本身超出人类计算的多元和能动性。
其次，“自然保护”可以被抽象为碳汇、水汇等单一维度的量化指标吗？湿地项目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是D企业要求的“水汇”，为此要最大化湿地净化处理的总水量和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用数据证明项目的成效。这种高度简化的模型预先指定了一个系统内什么可以被看见和不被看见，偏离了对本土环境作为的一个整体的关怀。而当环保项目成为企业布局环保可持续战略的一环，往往使得环保组织成为企业“洗绿”的共谋，遮蔽了真正需要解决的生态问题和值得实践的行动。
绿水村地处山区河谷，有天然的地形落差。一套网状的沟渠系统将上游水库、山塘的灌溉用水，输送至下游各个田块。每年的水稻种植过程会重复多次灌水、排水的过程，排出来的水同样进入沟渠，最终汇入绿水村的主要河道——绿水溪。
农田小微湿地的的设计是：依托灌溉沟渠，收集上游稻田的排水，首先流经湿地、得到净化处理，之后再排入绿水溪。因此，项目在绿水溪沿岸选择两块地势较低的稻田，改造为人工湿地。两块小微湿地占地面积分别为3亩（位于更上游的位置，下文简称一号湿地）和6亩（下文简称二号湿地），都是村集体已经流转给种粮大户的耕地，绿水自然中心每年支付每亩1300元的租金给大户。湿地的设计和建设承包给了施工方，主要是用机械挖掘若干口彼此联通的水塘，并在水塘内种植水生植物——它们是削减污染物质的主力。
水塘内种植的是苗圃采购来的水生植物苗，具体的植物选择杂糅了多方考虑。由于各地公园景观池塘、湖泊造景需要，水生植物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以观赏性植物为主导，大部分并非本土原生物种，常见的有鸢尾、美人蕉、再力花、梭鱼草等，这些“大路货”在湿地项目中都有使用。我们也种了很多沉水植物——沉水植物是指植物体沉于水下的大型水生植物，其吸附污染物质的效果很强。常用于水体净化工程的沉水植物包括伊乐藻、狐尾藻、苦草等，其中伊乐藻、狐尾藻原产美洲，属于外来物种，甚至有一定入侵性；但为了实现净水效果，我们也种植了这些外来物种。另外，为了在耕地保护问题上打擦边球，我们还种植了很多茭白、茨菰、菱角等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其实，这些俗称“水八仙”的本土水生植物可能对于乡村生态和社区有更多价值，例如调动本地农户的种植经验与生态智慧、为特定的鸟类和昆虫提供栖息地，但在施工方承包种植的工程中，这些潜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水塘四周是土堆的田埂，主要的一条路上铺了碎石子，其余地方施工方播撒了野花组合。田间播种野花条带是近些年流行的农田生态修复手段之一，据称可以吸引昆虫，从而帮助农田防治病虫害、减少杀虫剂用量，也可以提升农田生物多样性。最初我们要求施工方在田埂上种本土植物——蓬蘽、马兜龄、蒲儿根等等。但等到夏天，当田埂上的植物长了出来，我们才发现，施工方也许是图省事，播撒的还是波斯菊、格桑花一类非本土的园艺品种【4】 。当然，即使不刻意种植，田埂上本土的野草长得也十分茂密。
绿水村的一位观鸟爱好者认为，绿水自然中心建湿地后，鸟都走了。这种说法或许也有一定依据：湿地项目中使用了大量外来的观赏性植物，这类植物具有速生、适应性强、花色美丽的特点，且相对容易买到、价格便宜，是对以水净化为目的的人工湿地项目来说“好用”的植物，但鸟儿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看上去的绿草鲜花和净水，未必意味着整全的生态。
随着转年春夏气温升高，我们期待植物可以生长起来、发挥净水作用。不过，问题开始一波波出现。
两个湿地里首先爆发了水绵（丝状藻），这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指证。这可能是因为施工、种植时的低泥翻动，释放了其中的营养物质。之后，二号湿地屡次爆发浮萍，同样与水体富营养化有关，可能是因为上游有一家养鸡场和一座鱼塘，动物粪便中的氮、磷浓度都很高。最初选址时，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上游的禽畜养殖情况，但当时我们认为更多类型的污染源并不是劣势，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讲述项目故事：小微湿地不仅处理粮食种植带来的污染，还处理禽畜养殖的污水。
浮萍（本文所有照片来自作者）
湿地建设就是为了处理氮、磷等污染问题的，但氮、磷浓度太高，超出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却带来问题。水体富营养化使得水绵、浮萍滋生，大面积覆盖水面、遮蔽阳光，会导致水下缺氧，有净水能力的沉水植物无法正常生长。为了治理湿地水面，我们请来村民师傅用网打捞，但跟不上它们四处漂浮、繁殖的速度。只要遗留下一点，第二天又会覆盖整口水塘。下水作业十分辛苦，哪怕工钱不低（一天250-300元），前后请来的两三个村民师傅都不愿继续。
为了彻底治理水面，我们施用了几次商品名为“青苔净”、“浮萍净”的除草剂，它们是颜色橙黄或鲜黄、味道刺鼻的粘稠液体。兑水喷洒之后，大片的水绵、浮萍由绿色转为枯黄焦黑，再人工打捞上来，同时水中残留的药剂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抑制它们生长。除草剂大多具有一定的毒性，虽然声称专杀特定的植物物种，不危害高等植物、鱼虾等动物，但也有观点认为其长期残留、累积会对土壤、水生态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间接危害人体健康。如此，建设湿地本是为了处理化肥带来的水污染，却又成为了施用农药的污染源。
据说治理浮萍也可以用生物方法——鸭子或者草鱼都吃浮萍，但操作起来有难度。养鸭需要每天早晨赶鸭下水，傍晚再唤回鸭棚，费人力，也是个技术活，鸭粪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水污染。养鱼则担心会被村民捉走。一号湿地里有不少从上游顺着水流进入的鱼，于是就有村民去放鱼笼，我们也很难劝退：放一夜鱼笼，第二天收获的杂鱼就能去市场上卖几百块钱，是可观的收入来源。绿水溪里也常见到夜间用电瓶电鱼的人，这并不合法，但在乡村很难管控。
由于二号湿地的浮萍仍旧不断复发，在几次人工打捞之余，我们最近又请水产养殖专家制定了一份养鱼方案，计划启动用食草性鱼类控制浮萍的实验。
打捞浮萍
另一位不请自来的角色是来自南美洲的外来入侵生物福寿螺。福寿螺最早作为食物引进国内，后来随着景观工程、水产养殖等人类活动，附着在水生动植物上，广为扩散。近几年，福寿螺也开始出现在绿水溪。由于一号湿地从绿水溪直接引了一股水，福寿螺也跟着大规模进入湿地，大块朵颐施工方种下的水生植物幼苗，还爬上茭白、鸢尾等植物挺出水面的茎杆，产下红色的卵块，极其迅速地广泛繁殖。这使得一号湿地里新种的水生植物——尤其是叶子较软的沉水植物——几乎没能生长起来，水塘显得颇为空荡。
缺乏植物一来让项目看上去不那么美观，二来也不利于实现水质净化的目标。我们请来另一家施工方，对水生植物进行整体改造并补种。施工方建议选择叶子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和茎杆细的植物，放弃沉水植物，也少种茎杆高大的植物——茎干要是有一定宽度，就方便了福寿螺产卵。然而，新种下的一塘黄花荇菜，福寿螺依旧吃得嘎嘎香，几天就仅留一口空塘。睡莲看上去叶子很硬，不是那么好吃，但后来福寿螺没别的东西可吃，竟然也开始啃食，施工方说在其他湿地项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情景。
福寿螺卵块（附着在植物茎秆上）
本地水稻种植户也受到福寿螺困扰——毕竟水稻田也是人工湿地，水稻是先民驯化的本土水生植物。处于秧苗期的水稻茎叶幼嫩，是福寿螺的好食物，有的种植户甚至遭遇过育秧田全被吃光。种植户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在关键期施用化学药剂。好在水稻拔节茁壮之后，福寿螺难以啃食，对后续生长和收成影响较小。
我们咨询的各方专家都说没有防治福寿螺的好办法，人工捡拾福寿螺和卵块也再次输给了福寿螺繁殖的速度。最后我们也用了几次化学药剂“杀螺胺”，这种农药可以杀死福寿螺，但同时会杀死水中的鱼虾、螺蚌。整个夏天，化学药剂配合人工捡拾，一号湿地里的植物生长状态不算太好，但总算不是特别空旷。
二号湿地因为不直接从绿水溪引水、上游水路较长，初始进入的福寿螺相对较少，但因其繁殖速度奇快，逐渐也成规模。由于植物此时已经生长起来，被福寿螺团灭的情况没有发生。
湿地维护工作量很大且密集，除了打捞浮萍和水绵、用药剂和人工方式除螺，夏秋水生植物生长茂盛以及冬季枯黄时，需要加以割除，从而移除植物自身吸收的氮、磷物质。绿水自然中心雇佣了两名村民师傅，分别负责两个湿地的日常维护工作。
捡拾的福寿螺
浮萍与福寿螺在说什么？
面对湿地里层出不穷的事件，项目团队想尽各种办法，追加资金和人力投入做出修补和调整，试图让每个角色井井有条、各司其职。然而湿地项目映射出自然的多元和能动性，远远超出人类的规划、计算。这让我想起Timothy Mitchell的专著Rule of Experts (2002)中著名的第一章”Can the Mosquito Speak”【5】。他讲述了1942年，一种外来入侵的蚊子，借助以阿斯旺大坝为首的一系列改造尼罗河的水利工程，进入埃及南部，使得疟疾肆虐，十多万人死亡。另一例是何其亮在《人民的西湖》一书中对20世纪50年代西湖疏浚工程的回顾。这项工程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代价实现了增加湖深的目标，但也带来了微生物消失、自净能力变差、赤潮爆发的问题。这两个故事里没有单一的因果链条，而是无数角色的行动汇聚在一起，复杂交织而产生的一波波震荡，其中蚊子、淤泥、微生物等非人类角色的能动性不可忽略，而且“正是人类的辛勤努力，激活了非人类的能动性”【6】；是人类相信并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工程化的治理，导致一连串不可预见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境后果、影响人类自身的疾病和灾害。
农田小微湿地项目的规模远远小于阿斯旺大坝和西湖疏浚，然而过程中同样显现出来的是自然的不顺从。被邀请和不被邀请的角色都被重塑自然的工程激活，展开它们各自的行动；所有的角色相遇、互相影响，引发新的行动，又进一步互相作用……这些行动不会全部按照项目预先的设计来发展。比如，湿地项目设计当然没有“为福寿螺提供栖息地”的目标，然而，近些年一轮轮的建设工程、产业开发、环境美化将外来入侵生物带进乡村，福寿螺又“恰好”在湿地找到了大批食物和适宜产卵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最终多次使用化学药剂去解决福寿螺和浮萍，可能给这片水土引入了新的污染；在之后补种水生植物时，我们为了保证存活率，也并未坚持选种本土原生物种。
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湿地项目试图模仿天然湿地的生态功能、借助水生植物的力量净化水。然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概念本身就暗含了自然的工具化，自然被简化成“生态系统服务”、“绿色基础设施”，“服务”的对象是人类和社会经济【7】。虽然强调用自然手段取代人工手段（灰色基础设施，例如污水处理厂），自然仍仅仅被视作工具，通过人类工程的改造和模块化的安置，来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
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虽说这些乡村田间、用于处理污染的湿地是“基于自然”的改造，但看起来与城市公园供人欣赏游乐的人工水体差不多：两者都是为了美化景观、净化水质等目的，经历工程设计后被全盘改造而成的地景。在这里，人类玩弄起“神的把戏（god's trick）”，试图将自然规划地井井有条、为之所用。然而，自然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系统，工具化地去理解“自然”忽视了其更加整全、复杂、无法被分割的面向。如果说正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利用导致了无数环境破坏的问题，那么可能正如俗语所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
D企业之所以对湿地项目提供赞助支持，是因为建设湿地可以解决乡村水污染问题，产生“水汇”，弥补D企业在生产中造成的水资源破坏。对于D企业而言，最终衡量湿地项目成效的就是“水汇”，这一数据也成为了项目建设与维护湿地时最受关注的指标。水汇的计算公式是：
水汇=湿地处理的总水量×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
因此，我们工作的重心往往围绕着计算公式中的两个元素——湿地处理的总水量、污染物削减率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湿地水净化”显得坚实可靠，水汇的核算采用类似科学实验的方法：设立基线或对照组，进行各项指标的监测，来量化项目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通过监测“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获取污染物的削减系数。
首先要有足够多的水流进湿地，流动的水对于湿地自身的健康也较为重要。我们在两个湿地入水口安装了太阳能流量计，每天都十分关注上面显示的瞬时流量数字。流量计有时也会不准——当设备探头下面有杂草等杂物，数字会忽然从几十升高到几百。
流量计
湿地设计、建造的出发点是通过灌溉沟渠系统，收集、净化上游稻田排水，但沟渠里并非始终有水。一号湿地在沟渠之外还直接从绿水溪中引来一股水（就是上文提到的带来了大量福寿螺的水流），因此进水量不成问题。二号湿地只从沟渠引水，上游稻田在春夏季会有几次灌水期，农户将上游沟渠拦住，引水淹泡稻田，那几天湿地几乎完全没有进水量。8月底进入旱季，连绿水溪里的水都变得很少，沟渠更是见底，我们只能用柴油水泵从绿水溪把水泵进沟渠，使得二号湿地不至于完全断流。
湿地的水量需要被保障和维护，但是这种需求有时又会与社区生计的用水、排水需求产生矛盾。这导致引水设施常常会被改动或破坏。比如在8月缺水的日子里，有一天，我们发现二号湿地有一整个水塘干了，同时岸边草丛有水管压过的痕迹，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缺水的村民抽走了整塘的水。
水塘被抽干
又比如，引水沟渠进入一号湿地前先经过一片竹林，我们在竹林旁设置了一块闸板，将水分成环绕竹林的两股，流入湿地。这块闸板也屡次被扔掉、砸掉，因为竹林主人认为分出来的一股水流进竹林，会导致竹笋减产。而没了闸板，一号湿地有一口水塘基本处于不流动、不与其他塘联通的死水状态。很难简单地将这样的举动定性为“破坏”。环保工程凭借着测绘图纸去改造土地，但作为不从事种植的外来者，我们离土地的距离很远，忽视了家家户户地块的细微差异与照顾土地的巨大努力。目前，我们只能用购买竹笋的方式暂时性地弥补竹林主人的损失。
除了对引水设施的扰动，沟渠还经常被垃圾堵住——上游工程施工或者开荒种菜时清除杂草杂木，有时就直接丢进沟里，堵在沟渠拐弯的地方。因此，机构需要雇佣村民师傅进行湿地维护，而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巡护引水沟渠、闸板，确保水流通畅。
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
水汇的另一个因子是“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这个数字的计算公式并不是直觉上的削减率（削减率=(处理后浓度-处理前浓度)➗处理前浓度），而是：
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处理后浓度-处理前浓度)➗(处理前浓度-目标浓度)
如果有不止一个主要污染物，则要进行加总平均再得出削减系数。围绕着这一计算公式，选择哪些污染物来计算、以及如何设定目标浓度，变成了获得更佳“污染物削减系数”的重要策略。而这两个参数，事实上往往是由项目执行方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有很大的变通空间。在这次的项目中，D企业建议我们设定一个更保守的目标浓度，这样才能更容易实现目标浓度、最大化污染物削减系数。
因为湿地项目的初衷是处理化肥带来的水污染，而化肥的主要成分是氮、磷，我们在绿水溪多个点位测量了几次与水体中氮、磷含量相关的总氮、氨氮、总磷、溶解氧这4个指标，来了解水污染的情况和后续的净化效果。几个采样点的总氮浓度都比较高，根据国家地表水质量标准，属于最差的五类到劣五类，但总磷、氨氮、溶解氧都在二类至四类之间，由于并非饮用水，谈不上严重污染。于是，我们将总氮设置为主要污染物，目标浓度设定在比五类提升一类的四类。
每个月，我会从两块湿地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分别取一瓶水，送去做水质检测，分别代表湿地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污染物浓度。无论是在一号还是二号湿地，水质检测获得的数据都没有什么规律，出水口的总氮始终没有削减到目标浓度，徘徊在五类到劣五类。有些月份出水口的总氮浓度低于进水口，意味着有所削减，有些月份则比进水口还要高，意味着污染反而更重了。总氮之外的其他3个指标也存在类似的波动现象，始终无法明确证明湿地的水质净化作用。
污染物没有明显削减有很多可能原因：湿地建成不久，植物系统还没有稳定形成，一号湿地的水生植物甚至被福寿螺吃光了；村民在水塘四周田埂上开荒种菜，施用的化肥流入湿地产生了二度污染；由于湿地就在水稻田中央，种粮大户用无人机喷洒化肥、农药，也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就种菜导致的化肥流入问题，我们一方面想办法找到种菜的村民，尽力劝退；一方面将田埂全部铺成碎石子路，以绝后患。同时，我们也联系种粮大户，请操作无人机喷洒的工人尽量避开湿地区域。
最终，结项报告分别选择了两块湿地污染物削减系数数据最大的一个月，而不是取各个月份的平均值，来计算水汇。虽然主要污染物的削减系数没有达到100%（没有实现四类水这一“目标浓度”），但在乘以湿地处理的总水量后，最后得出的水汇也达到了立项时的目标。报告不需要附上第三方认证的全部原始数据，对于“选择了数据最好的一个月”这件事也就语焉不详。这份报告提交给了D企业委托的咨询公司进行核查，咨询公司询问了我们为何只选择总氮这一项指标作为主要污染物，但并没有对具体数据提出问题，随后通过了核查。
湿地项目并不处于真空的环境，受条件所限，数据被干扰、波动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假设湿地能够充分运转——按照过往研究综述，可以将水体中的氮、磷削减大约30-40%——因其面积较小，对于绿水溪这条乡村河道的整体水质影响也很微小。
绿水自然中心的负责人认为环保组织的角色正是在于探索试点，并且在探索中积累经验和方法，从而影响政府政策或促进进一步推广。然而，两块湿地总占地9亩，理想情况下收集了约300亩水稻田的排水；整条绿水溪沿岸有3000多亩水稻田，按3%的占地比例，需要有总共90多亩的农田改造为湿地，才能将化肥对一条乡村小溪产生的水污染削减30-40%。无论从高昂的建设维护成本还是占用农田的角度，“退耕还湿地”的可推广性都很成疑（尽管是很有生态愿景的畅想）。
考虑到项目自身的实际效益和可推广性都有限，大费周章建造湿地、安装设备监测流量、定期取水送去实验室检测水质、雇佣村民时常维护，似乎都只为了产生D企业需要的水汇。
量化的水汇指标看上去很严谨、可追踪问责，水保护的事业于是仿佛完全可以设计、控制和衡量。也因为高度抽象，这一方法和核算公式可以在全球任意地点移植，帮助跨国企业将水消耗、水污染转移到水汇成本更低的地方。然而，对技术工程工具、实验模型的迷恋，意味着过滤掉与计算公式无关的细节。建成的人工湿地是有益于本地生态和社区的吗？现代农业带来的无数生态问题能用一个一个的湿地及其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逐个击破吗？这些问题反而鲜少得到讨论。
新自由主义保护模式的局限
学界对于时下环保组织的新自由主义保护模式（neoliberal conservation）已有诸多批判：环保组织的资金大量来自于大型企业，特别是化石能源、矿产开采、大型农业集团等，然而这些企业的生产和商品的全球流通严重依赖自然资源，正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生态危机的最大推手。面对激烈的筹资竞争，环保组织纷纷兜售“解决方案”——具有普遍性、可复制或全球推广的工具箱或方法论，声称这些简洁优美的思路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增长以自然为代价可能毁灭自身”【8】这一深刻的矛盾。然而，“灵丹妙药”往往意味着对具体地区实际情况的简化，掩盖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和边缘人群的声音，也经常进一步带来（并策略性地忽略或隐瞒）不可预测的、负面的副作用【9】。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提法听起来绿色、健康，却遮蔽了“Cui bono——谁真正受益？”【10】的问题。欧洲活动家Jutta Kill认为，碳汇、水汇这类生态补偿工具被大型企业利用来维持现状，从而逃避真正需要采取的行动。例如，面对气候变化，比起种树，更应该做的是停止开采、减少使用化石能源；然而，购买碳汇的大型企业往往持续扩张经营，能源消耗不降反增。还有不少企业在资助碳汇项目的同时，继续扩大单一作物大规模种植（导致毁林）、继续进行化石能源及矿产采掘。由此，生态补偿成为企业利润链条上的一环，帮助企业“洗绿”、提高市场声望，并从而得以进一步扩大生产、实现增长【11】。2024年一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文章更指出，大量大企业买单的生态补偿项目质量堪忧，未能达到所宣称的减排效果【12】。
绿水自然中心的湿地项目也是如此，它并未帮助D企业的供应链实现实质有效的节水或水污染削减，而是在D企业预先设定的水汇框架下腾挪。项目以实现水汇为优先目标，疏于评估这些手段可能对本地社区以及生态产生的其他综合影响。而且，尽管项目声称要削减农业造成的水污染（D企业的原材料大量来自农业部门），却并不介入本地农业对农药、化肥、激素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未发起或支持替代性的尝试，而是以“修修补补”的心态，只在“水汇”这一单向度上做文章。
小结
环保项目的迷思
在过去，无论是北方旱地还是南方稻田之中，都会留出若干坑塘。例如北方田间有“涝池”，用于储水、灌溉等人类生活所需，同时也提供多重生态效益。尽管那时人们不会阐述“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会测算水质、生物多样性指数，乡村居民自身拥有与土地、水共生的知识，也通过日常生活劳作，适度让自然“为我所用”。20世纪中叶以来高强度的开垦造田、70年代之后化学农业的席卷替换了曾经的乡村景象，人与土地愈发割裂，来自外部环保组织反过来以“农田小微湿地”的科学话语试图重塑田园。
如果说“农田小微湿地”让人怀旧地联想起旧日的俗民生态智慧，当它以项目的形式重新在田间“恢复”，却已经有了不同的内核。我意识到“自然作为解决方案”的逻辑本身与“人类征服自然”叙事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崇拜同构，其背后是一种机械论、还原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类似机器，由独立部件组成，任何部件可以单独拎出来被人类利用，出现任何问题也可以隔离出来修理。这一设想中，具备全知（omniscience）的人类可以通过生态学的计算最优化地分配资源，建构人类与非人类间中立客观、高效、井井有条的关系，并通过自然资源金融化、商品化的计算来让企业或政府买单。
于是，作为具体的执行者，环保组织通过一个一个的项目试图修理自然这台伤痕累累的“机器”。我们的每个项目都需要立项、结项，理论上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订目标-实现目标的过程，通过细分的目标、产出，来验证解决方案的成就、铺垫下一步的复制推广。但是，当项目的内容涉及更广泛的人和非人类，这个看似一环扣一环的结构和抽象的量化指标完全无法容纳复杂的行动主体及其超出预测且彼此影响的行动方向。现存问题、项目目标和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并不存在清晰的因果或线性关系，这一串看似顺畅的逻辑关系更多是环保组织熟练运用的叙事框架。而且，为了符合基金会或企业资助方的目标（例如产生碳汇、水汇），环保组织更倾向于回避生态危机和气候议题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专注某一特定手段可以实现的效果，忽视了自然是不能被“分而治之”的整体。
围绕湿地项目产生的种种“回响”可能是一个提示：当关注的主体是自然，用理性计算和技术官僚化的手段去试图治理是高度傲慢也极有可能失效的。生态的复杂性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人类无法掌控的地带，需要长期细致地关注整体、具体地方性和复杂性。套用通用的简化模型或片面追求单一的目标往往导致预料之外的后果。而当环保组织必须通过项目可量化的成效来说服利益相关方，以自然保护为初衷的项目反而演变成了对于项目计划书的强制展演。
但我提出疑问和反思，并不是为了鼓吹做多错多，不如什么也不做。有很多环保项目实现了栖息地恢复、环境教育等积极的影响。面对宏大的生态危机，局部的、小而美的改变仍然是鼓舞人心的，困难和错误也在所难免。但值得警惕的是展演成就的同时模糊掉矛盾、冲突，将生态危机简单导向技术化的解决工具（techno-fixes）。批判（critique）不等同于负面评价，而是试图拆解惯常叙事的拼装和矫饰，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我们需要更多反思和批判，也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行动、新的叙事，在人类活动造成环境退化的当下探索替代性存在方式的可能性。
水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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