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如果从奥斯曼主导的那场“推倒一切”的巴黎重建算起，到罗伯特·摩西推动纽约“大规模公共开发”的时代，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几乎可被视为一部理性与秩序的演进史。这种以几何理性为核心的规划理念奠定了现代规划学科的基础，也确立了一套“以科学与专业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它强调空间的可测量与可控制，却也往往忽视城市所蕴含的经济社会复杂性与地方经验的多样性。然而，这种被视为“客观”的规划知识，并非“天生”的真理，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制度结构与权力关系中被不断建构、强化与维系的产物。唯有打破“理性客观”的规划神话，将规划知识重新放回社会语境之中，使其与“非知识领域”展开对话，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规划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工程，更是一个充满博弈、协商与政治性的社会过程。
本专题将向大家推荐11篇研究文章，其覆盖从理论到实证、从发展历史到制度设计等不同层面，意在激发学者对规划学和社会学进行交叉探索的可能性。选文前3篇从规划学的学科内部切入，窥探其基于知识论、工具论和实践论视角对规划知识“科学性”所做出的反思。选文4-7篇则从政治视角切入，分别探讨规划过程同国家制度、组织制度、叙事安排和空间技术的紧密结合。选文8-9篇引入了对专家系统（专家身份）的探讨，讲述规划领域的技术专家在政治、市场及社会因素下争取“规划权”的过程。最后两篇文章则试图探讨专业知识同地方知识在区域规划过程中开展对话的可能性。
综合来看，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和层次展现出规划知识同“非知识领域”（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些“非知识领域”理解为其它类型的知识范畴）的互动场景，为社会学研究跨入规划学领域提供参考。从社科视角理解，这些论文都指涉了同一主题，即规划的合意性如何达成；这种合意性并非规划者的独立创造，而是隶属于更加复杂的社会世界，并为不同制度结构及行动主体所约束。
鸣谢
专题策划人：
滑哲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文献列表
“规划是否是一门学科”这一问题并不能回答规划的身份认同或其核心本质。其背后的关键问题在于规划能否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在这种理解中，跨学科性是规划作为一门科学的特征，而非如当今规划文献中常被讨论的那样，是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特征。
空间规划研究的科学立场不同于许多其他学科，其关键区别在于它直接参与实践。这种鲜明的实践取向，并不等同于将其简单理解为一门应用科学。事实上，正是对实践经验的关注，使空间规划研究在科学阐释与理论拓展方面变得更加成熟而富有洞见。它使规划研究者学会识别并应对社会现实的难以把握性和多重阐释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们不再仅依赖那些被预设为确定无疑的认知性知识，而是转而寻找能够从根本上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策略。
领土治理（territorial governance）相关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控制空间这一政治需求。这个概念是否意味着无法在规划技术与归于政治领域的知识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本文的答案是，尽管有时有些反直觉，但是两个领域之间是可以也应当作出区分的。
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末，中国城乡规划界就引进了治理（governance）理念并进行持续的研究探索，在此期间，中国城乡规划的基本属性亦完成了从“空间营建的技术工具”向调控资源、指导发展、维护公平、保障安全与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的转变历程。明确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预示着在法理层面上中国城乡规划已基本完成了呼应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然而当前规划界在理念、实践等诸多方面仍然囿于传统的体系，与国家提出的治理现代化目标之间仍有较大落差。
规划在中国远远超出一个政策文本或一个封闭的政策过程，而是中央和地方多层次、多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互动模式，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调整政策的循环过程。通过规划机制，各个层级不同领域的政策主体相互链接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输出不计其数的政策文本，引导或干预经济主体的活动，塑造或制约各级政府的行为。规划在中国政治的运作过程中，是确定政策优先顺序的推动力，是政策调整的界限，是授予机构权力的依据，是决定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规划已经成为治理各种问题的核心机制。
由于地方身份意味着发展的权力与资源，B镇运用规划及其四个特征进行身份叙事，获得了上级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认同，进而突破国家对建设用地的控制、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农民对征地的抗议等诸多困境，成功实现了城市化。以身份叙事为特征的规划也因此成为基层政府谋求发展的权力工具。
规划是一项双刃剑活动，其原则和工具既可用于倒退，亦可用于进步。这一观点源于将规划与国家机器相联结，后者为规划供给合法性与权力。现代国家常常推进社会精英和统治阶层的利益，而以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与传统认知相反，城市与区域规划不仅仅是政府有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工具，其更是植根于常常压迫弱势群体的结构之中。
在决策者对研究积极时，专家采取焦点转移的方式，即在合适的机会呈现已经基本确定的研究问题，表现为问题前置、问题后置、问题突出、问题淡化、问题软化等形式。在政策流中，政策企业家尝试识别政策原汤中的关键问题并与决策者形成科学共识，扩大自身的影响至问题流和政治流，能够提高专家群体的影响。反之，在决策者对研究持有消极态度时，专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将问题输送给决策者，淡化学术色彩、利用同行人“抬轿子”提供可灵活处置的应变空间、在细节上建构一致的政策叙事等，是缝隙介入式的专家策略。
一方面，多主体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的不平衡限制了政府知识、村民知识进入知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规划师未能有效应对这种限制，使得规划过程缺少充分且优质的知识原料；另一方面，现有规划知识体系对不同类型规划中的知识进行区分，而规划师基于学科规训和职业规训认同这种知识等级，并将其隐含的权力关系带入规划过程，不自觉地减弱了探究村庄特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确立新知的内在动力。在上述两种抑制机制下，权力关系内在地影响规划师的创造性，而规划师的创造性低落就导致了村庄规划的低质量。
同样是村庄附近的北清河，同样是本地政府出台的空间规划，从水源保护区到生态经济带，前后两项规划对萍村的意义迥然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一致逻辑在于，城市周边农村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被编织进了城市整体的发展轨迹中，而作为空间规划实施地的郊区农村却难以获得表达自身利益的话语权。研究发现，在新旧空间规划的改换与衔接方面，空间规划基于其未来导向属性，在特定城乡社会结构性情境下还演绎出了与之相关的第三种社会机制，即规划确定性在城乡之间的不对称分布。
当代的知识方式远比常被引用的专业-地方知识二分法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并且表明知识类型不再能够仅仅与特定的行动者挂钩，有时甚至会融合与结合，创造出新的混合形式。
〇封面图为城市规划示意图。[图源：builderspace.com]
〇专题策划人：滑哲
〇编辑 / 排版：海翼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