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的春节前，我在家乡南通海门的草木书店做了一场电影放映。
那天放映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三位女性海门籍导演的作品。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场“关于海门”的放映。三部影片的内容都发生在别处，我们也都并未真正把镜头对准这座城市本身。
我生于海门，在海门长到 18 岁，后来便一直在外漂动。我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思乡者。更多时候，家乡于我而言，像是一个模糊的坐标：你知道春节会回去，父母在那里，如此而已。而且我们太习惯谈论城市了。北上广深，成都、杭州——它们被反复分析、归纳、性格化。而我们的故乡，往往只被统称为“乡”。于是，在那场放映之前，我心里其实非常清楚：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海门，但我仍然决定做这件事。
*读者在店内，抬头就是玲珑湖
我当然承认我是有私心的。于我父母，于我的老家而言，我大概一直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走向失败的人。从小到大成绩不错的乖乖女，怎么去了北京之后，就走上了一条既不稳定、也无法被轻易理解的路？那时我刚刚发现草木书店的存在 —— 一个在海门、在非一线城市里，认真做书、做放映、做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于是我突然很想在家乡搞点事情。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成功，而是想让家里人、让一些乡亲知道：原来我在外面做的那些事，也可以回到这里落地一次。于是就有了那场放映。
电影放映本身是昙花一现的。灯亮起，人散去，一切好像又恢复了原状。但好像这几年里海门并没有停在原地。草木书店、东布洲，甚至苏超，以及越来越多自发生长的文化与艺术活动，让这座城市出现了一些微小但持续的变化。包括后来我参与的几十名艺术家齐聚东布洲的「末端试验」，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发生的。
当然我也很清楚，无论是放映还是拍片，我们始终和海门本地的更广泛人群存在某种割裂。
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始终没有真正突破“同温层”。但也还是陈松老师的一句话，让我突然释怀了很多事：他说，“他找到了海门的那一百来号人”。因为做电影也是如此。我们总是想触达“更多的人”“更广的受众”，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多”，而是“如何触达”。如果内容是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找到了那一百来号人，然后再慢慢找到另一百来号人。还是用张謇先生的话说：一点一点改变。或许这就是小镇书店的意义，也是我们这些做小众内容的人的宿命。
认识家乡，可能不是靠一次放映，而是靠一次次真实的往返、对话与停留。我也不再仅仅是通过一条清蒸黄鱼来确认故乡的存在。我开始认真了解洋扁豆、芋艿、芦稷，这些妈妈口中真正的“海门味道”。我也开始更清晰地看见，故乡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仅供回望的地理坐标。它因为有了草木书店这样的空间，有了愿意停留、创造、对话的人，正在生长出新的肌理。
这部拍摄草木书店的短片，是我对那列“开往故乡的列车”简单的一次回望，也是对海门正在萌发的新可能的记录。
老板陈松想对观众说的话：
感谢故乡的包容，给了一家小书店迭代成长的空间，给了我们相遇的可能。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的发生。
*草木书店出品的“断章”书签
*草木书店出品的“临江仙境”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