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诚丨亲属关系与变革中的浙江村
行业研习
2026-01-17 07:01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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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聚焦非正规经济体的运作逻辑，涵盖服装产业链条、家族关系改造及居住空间拓展等维度。本篇文章聚焦于书本前半部分浙江村的形成过程，重点关注了浙江村形成与内部经济改革发展和浙江村中亲属关系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传统乡土关系和浙江村中系的关系的差异，并给出了“井”的比喻，概括了浙江村特殊亲属关系的特征。
一、浙江村发展和亲属关系
浙江村的形成和亲属链接。社会之网中交往是联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桥梁。这主要有两部分，其一初始到来的过程：初始来到北京的浙江人是以整个家庭和老司的形式迁移的。以周家（书中的案例）为例子，在刚到达北京时，全家12个人。
大概的人员构成是这样的。其二是部分亲属由于发现在迁移亲属在异地有利可循，因此选择跟进，进而形成大规模的迁移热潮。那时在村里做衣服，一年吃剩用剩能有一两百就不错了。但在外的商业活动，一年的收益是留在本地的多倍。但同时也应当注意，这种由亲属产生的带动并不是以亲密关系本身为纽带的。亲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信息交流的角色，也就是亲属间产生了信息流的传递，真正驱动亲属大规模向北京流动的因素还是经济。已经进入北京的亲属由于缺少相关的劳动力，因而会通过给动员费，报销路费的方式促进亲属的流动。
亲属网络上的信息流动。
亲戚关系中可信任的信息流。在外做工只靠个人对于市场的认识是不可能及时响应市场的需求以达到赶上市场盈利的目的的。因此前往浙江村的亲属之间，就会自发地形成信息的流动。
但为什么他们不选择结交本地的朋友来获取信息：其一是来京的行为本身并不完全合法合规，很多人是没有滞留证的，通过结交当地的朋友来获取信息是困难的，浙江村和北大好像是社会的两极[1]。其二是信息的可依靠性与信任问题。在可依靠性上书中的两个细节反映了温州人对市场信息洞察的迫切与理智。所有人对于获取信息有紧迫感：“大家端着碗来回走动——根本没有地方让人坐。仅仅15分钟，包括我在内的12个人全部解决了自己的早饭。”一家家老小拥挤在出租房里说着乡音,勤快地在小作坊做服装,熟练地奔走在王府井、西单.[2]大部分人对于信息具有理性处理的能力：“我这一辈子睡了几小时觉都能算得清楚。”这两点原因让浙江村信息的流动始终建立在亲属的关系之上。除此之外，亲属之间的信息流动降低了新的用户进入北京参与商业活动的成本。“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只要问我，我都跟他们讲。”浙江村人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刻意制造的技术壁垒，他们所希望的正是一起干的状态。这降低进入的门槛于浙江村的进一步扩展有重要的意义。
亲属关系前提下代销的发明。
代销是浙江村市场进攻北京本地市场扩大重要的基础。在获得了正式店面出售的机会后，浙江村人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市场洞察能力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实现了快速销售，但规模过小限制了发展潜力。但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代销，促进了浙江村的进一步扩大。亲属通过将自己的货物供给给包台柜的亲属，提高生产效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生产的合法性。这种建立在亲属关系的代销是很有特点的，体现在利益分配关系的问题和风险承担关系的问题。
利益分配上：
供货者和出售者在实际定制出售价格上是以讨论形式进行的，这显著保证了供货者的利益，因为售价不会过高导致商品囤积，也不会出现售价和进价差异大导致的利益缩水。在亲属关系上，交流帮助了代销关系的扩大。
其次是风险承担关系：
风险在网络式的亲属关系代销上降低。由于供货者有多个亲属，因此它可以保证自己供货渠道的稳定性，同时销售者也对对应多个供货者，因此他们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货物的稳定输入。从信息的角度看，建立在亲属关系的代销也促进了信息的交流：由于供货者和销售者的利益相当的挂钩，为了自己的利益，供货者会尽量做出好的产品促进供货者的销售速度，供货者又会提供最新的市场信息来保证供货商出货的利润最大化。
边境外贸与全国性的扩张。
边境外贸的外部政治背景是苏联解体，东欧各国对于中国轻工业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全国性扩展是浙江村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的过程，这使得利益上了一个档次。在这个过程中亲属关系保证了货物的供给，信息的传递抓取了时效性的利益。亲戚关系在边境的分布降低了进行商业贸易的风险，也就是边境人身安全问题，以及货物贸易货源意外发生不稳定的问题。对于全国市场的扩大可以用一个例子很好说明。书中写到一个小伙子在背景，石家庄，兰州，西安之间来回跑，由于他的各个和表兄弟分别在北京和石家庄做。三地具有季节差异，在某个地区市场旺盛的季节，他就会到对应的地方帮忙。浙江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的流动,它是带着综合性资源的经营者的流动。[3]
二、浙江村亲戚关系和乡土关系的差异
项飙认为最核心的关系是系。系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不同关系的组合。
在“浙江村”，一个系包含两个“亚系”。一边以亲友关系为主。“亲友圈”主要包含三种关系。一是一般的亲戚；二是同村的同龄群或者同学关系；三是“文革”中的同一派系的战友。另一边以合作关系为主，叫作“生意圈”。
“生意圈”里的是客户。
客户是熟人，但还到不了亲友这一层。两个亚系有重叠的部分，即既是亲友，又在生意上合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可以表示为图2：
而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关系，费孝通先生在解释差序格局时打了个同心水波纹的比方，每个人作为一颗被丢进水里的石头，由他会发散出一圈一圈的波纹，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会有不同的波纹，而这些波纹由近及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自我”为圆心。那么对应到社会中的具体则是，
我们自己作为中心，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体系，通过亲属关系发散出去，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很明显的区别是，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存在一定的交集，以及生意关系的意义被提高到了和亲友关系相平等的程度。这间接反映了在浙江村系的关系中，外层的亲戚关系类似于外层的生意关系，是较为平等和低的。而对于核心系中，却是极其紧密的。给予一个比喻便是一口井。在浙江村的亲属关系中，个体是中心的一口井，核心系于这口井关系极为密切，以至于这个井里流动就是核心系的成员，他们由强烈的血缘和利益关系，近乎无私的分享和信任。进而产生打拼出一个北京的"浙江村"的故事[4]再向外是不那么密切的井，也就是边缘的亲友和生意关系，他们通过地下河和中心的井相关联。与亲友联系的水流是血缘关系，而和生意对象联系的水流就是利益关系和信息传递。这种内部强劲有力而外部相对平等独立的关系使得温州，湖州，台州等地亲属在前往浙江村时能有强力的内生长与顽强的属性，在向外又有灵活扩张的市场和信息属性，这确保了个体能站稳脚跟同时向外扩展，最终形成浙江村在概念。
这里用两个例子来进一步诠释:1“浙江村人”认为合作中出现矛盾是必然的，这也是他们“能分就分”的行为的心理基础。“对于边缘的关系，由于联系相对不那么密切，所以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断开。2”“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浙江村几乎无法实现公司上下级的管理的关系，是因为无论是远层的亲友还是生意伙伴都是相对平等的，这就不允许管理的等级高下之分。这就是‘有温州农民进城更特殊的规律作用。’”[5]
结论
以亲属关系的视角关照浙江村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特殊的亲属关系对于浙江村的形成，发展，全国性扩张都有显著的影响。
在这种亲属关系上更形成了引领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诸如代销，包干，劳动市场等特殊的经济场景。再借以费孝通乡土社会的观点关照浙江村中特殊的亲属关系，可以看到亲属关系不再是某种连续的随关系边缘下降的简单关系，而是一种中心紧密团结，外部相对平等且内容超越亲友的关系网络。在这一基础上给出了“井”的比喻，强调了个人与亲属和生意伙伴联系方式的差异，以及核心系中难以断裂的联系纽带，并加以例证。未来还可对现代的浙江关系和浙江村关系进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对比，以丰富亲属关系网与浙江村改革发展的联系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敬一丹. 如果有一天,不再分城里人乡下人[J]. 农村·农业·农民B,2015(6):36-37.
[2]项飚. 从"浙江村"到中关村[J]. 中国青年,2000(12):24-26.
[3]骆国骏,方立新,涂铭,等. 北京"浙江村"变迁[J]. 文史精华,2019(16):38-42.
[4]庹旋. 跨越边界之走进"浙江村"[J]. 群文天地,2010(10):101-102.
[5]胡兆量. 北京"浙江村"[J]. 城市规划汇刊,1997(3):28-30.
[6]李琼英. 从并存到同化:一个中国移民村的变迁之路——以北京“浙江村”为例[J]. 江淮论坛,2013(2):136-141. DOI:10.3969/j.issn.1001-862X.2013.02.022.
[7]胡兆量. 北京"浙江村"[J]. 城市规划汇刊,1997(3):28-30.
[8]骆国骏,方立新,涂铭,等. 北京"浙江村"变迁[J]. 文史精华,2019(16):38-42.
本期作者：
沈家诚，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计算机与电子通信专业本科生
本期编辑：
刘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