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理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并于1910年完全吞并朝鲜半岛。直至1945年取得“光复”，朝鲜半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过了漫长的35年殖民统治。半岛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在这35年里交织在了一起。
一、亡国与抗争
19世纪中叶，进入暮年的朝鲜王朝开始被西方列强觊觎。1866年法国入侵引发的“丙寅洋扰”和1871年美国入侵引发的“辛未洋扰”使朝鲜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刚刚完成倒幕运动的日本也加入到进军朝鲜半岛的行列，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人既是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所谓“征韩论”的鼓吹者。1876年，日本借“云扬号”事件迫使朝鲜与日本签署《江华条约》，先于欧美列强撬开朝鲜门户。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本吞并朝鲜半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重要步骤。除了在武力上压到对手，日本在舆论和叙事上也下足了功夫。在与清王朝的博弈中，日本表面上支持朝鲜脱离中朝宗藩关系实现“自主”，但其实际意图在于将朝鲜从清王朝的保护中剥离出来，从而方便日本侵略朝鲜。在与沙皇俄国的博弈中，日本拿出了“亚洲连带论”，将日俄之间赤裸裸的殖民争霸包装为团结亚洲国家对抗欧美列强的“正义战争”。这种叙事也为日本后续以“大东亚共荣”之名侵略亚洲国家打下理论基础。
1905年11月，日本胁迫朝鲜王朝（当时已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与其缔结《日韩保护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剥夺朝鲜的外交权并设置统监府，由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朝鲜统监。1907年，日本剥夺了朝鲜王朝的司法权并解散其军队，朝鲜作为国家实体已名存实亡。此后，朝鲜半岛各地兴起抗日义兵运动。1909年10月，抗日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体现了朝鲜人民不甘成为亡国奴的决心。但这些抗争未能阻挡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步伐。1910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和朝鲜总督府的建立，朝鲜半岛进入暗无天日的“日帝统治期”。
安重根（左）与伊藤博文（右）
此后的35年，朝鲜半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歇。1919年的“三一运动”迫使日本对朝鲜的统治策略从“武断统治”转向相对温和的“文化统治”。同年成立于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为了朝鲜独立运动的海外枢纽。随着日本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朝鲜独立运动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从“三一运动”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军、朝鲜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前赴后继，其足迹从中国东北绵延至滇缅和南亚战场，为亚洲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军国主义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沦为“后勤基地”
1919年到1937年，日本慑于“三一运动”的冲击，对朝鲜半岛实施所谓“文化统治”，在盘剥半岛的资源和人力方面有所克制。这一方面是为了麻痹朝鲜人民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也是惧怕朝鲜人在被动员起来之后调转枪口对付日本。但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不得不揭下“文化统治”的幌子，强迫整个朝鲜社会为日本的对外战争服务。
为了将朝鲜半岛打造为可靠的战争后勤基地，日本一方面对朝鲜经济进行军事化改造，另一方面通过“皇国臣民化”政策抹杀朝鲜人的民族文化。从1938年起，日本殖民者禁止朝鲜人在学校教育和官方场合中使用朝鲜语。1939年，日本推出臭名昭著的“创氏改名”政策，逼迫朝鲜人将姓名改为日本式。至战争结束，有86%的朝鲜人不得不换上日本名。此外，日本在朝鲜各地的乡村和学校建立神社，迫使朝鲜家庭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试图在信仰层面同化朝鲜。
有了“皇国臣民化”政策的配合，日本开始对朝鲜的人力进行无底线的征用。1938 年 4 月，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日本本土及殖民地朝鲜的人力、物力及资金实施全面统制与强制动员。在日本殖民者的强制性措施和宣传蛊惑下，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以劳工、军人、军务员、从军慰安妇的身份被送到朝鲜半岛内外的日军占领地和战场，大量朝鲜人在战场或被劳役的工地死亡、失踪或负伤致残。在战后与日本进行复交谈判的过程中，韩国外交部提出了更为确切的调查结果，指出“被强征韩国人总计 1032684 人，其中死亡者77684人，伤残者25000人”。
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提出解决强征劳工问题的“第三方代赔”方案，引起韩国民众强烈抗议
征兵方面，日本通过1938年的“志愿兵制度”和1943年的“征兵制度”，把至少20万朝鲜青年拉入日本军队。他们在各大战场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一部分朝鲜士兵甚至被动员到“神风”“回天”等自杀特攻队。劳务方面，根据战后日本提供的数据，1939-1945年间至少有72万朝鲜人被征用到朝鲜半岛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本土、萨哈林岛和东南亚。他们在劳役地点接受军事化管理，奴隶般地从事高强度劳动，相当一部分人还以防止军事机密泄露为借口惨遭屠杀。
时过境迁之后，日本不仅没有充分忏悔这些罪行，反而试图通过美化和包装为己谋利。2015 年，日本将包括臭名昭著的“军舰岛”在内的23 处工业遗址打包为“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韩方认为，这些遗址中包含 7 处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设施，近6万朝鲜半岛劳工二战期间被迫在这些厂矿内从事非人劳作，不少人甚至被虐致死。2022年2月，日本政府故伎重施，不顾韩方屡次警告，正式决定推荐位于新泻县佐渡市的佐渡金山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韩媒披露，日本二战期间为了确保战争物资供应，强征约 1200 名朝鲜半岛劳工在这座金矿从事残酷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为了“安抚”韩国，日本承诺将采取后续措施向世人说明强征劳工的史实，最终申遗成功。然而，日本的这一承诺至今也没有兑现。
三、“慰安妇”之痛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和军队有计划、有组织实施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直到现在为止，还没出现反映“慰安妇”动员规模的系统资料，但毫无疑问的是，朝鲜半岛是强征“慰安妇”的重灾区。根据韩国政府的推算，日本在1931-1945年间可能动员了8-20万朝鲜“慰安妇”。日本学者吉见义明认为，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占“慰安妇”总数的50%到80%之间。
日军主要通过就业欺诈、恐吓和暴力、拐骗等三种形式动员“慰安妇”，其中通过就业欺诈的动员人数最多。日本当局选定“慰安所”的经营者，日军和警察直接参与“慰安妇”的动员过程，他们以就业为诱饵招集女性，在此过程中伴随恐吓和暴力手段，甚至肆意进行绑架。被强制动员的朝鲜人“慰安妇”中，大多数人未能回到故乡，很多女性不堪忍耐“慰安所”的暴力和虐待而死亡，有的则被即将战败的日军遗弃或屠杀。
“慰安妇”经历对于受害者而言无疑是难以启齿的往事，因此该群体的遭遇长久以来被忽视和淡忘。直到1991年，韩国的金学顺老人主动站出来，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的一名“慰安妇”。作为1924年生于中国东北的朝鲜人，金学顺幼年时期在平壤度过，17岁时再度前往中国谋生，却在北京的一家餐馆被日军掳走，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慰安妇”生活。金学顺的经历不仅反映了朝鲜“慰安妇”的苦难，也是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践踏的广大亚洲女性的真实写照。
韩国民间团体在日本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前竖立的“慰安妇”受害者少女像
1991年12月，金学顺等“慰安妇”幸存者代表正式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负责，正式道歉赔偿。此后，韩国、朝鲜、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有“慰安妇”幸存者站出来，诉说自己当年被日军蹂躏的
不幸遭遇。韩国政府则开始登记“慰安妇”幸存者，一大批曾经的“慰安妇”公开身份，控诉日军当年的罪行。据统计，韩国政府管理的“慰安妇”受害者一度达到246人，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越来越少，至2025年年底仅剩6人。
长达35年的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给朝鲜半岛留下了破碎的山河和不计其数的受害者。然而，日本对自身罪行的深刻反省却迟迟没有到来。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纵容下以“低成本”重回国际社会，没有为发动战争付出应有代价，更未彻底反思错误，反而不断漠视自身给受害国带来的严重伤害。当下的日本社会仍充斥着各种扭曲的右翼历史论调，具有代表性的“殖民统治合法论”主张朝鲜、台湾地区等地均是通过国际法、国际惯例认同的方式取得的，否认了殖民统治的非法性。“殖民地近代化论”则试图论证日本殖民统治给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被占领地区打下了现代化基础。这些谬论的存在说明，广大亚洲受害国家仍要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等错误历史观进行长期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