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安史之乱中的政治宣传、权力斗争与历史迷雾

程衍樑

有种说法称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亲哥哥，甚至杨国忠的上位、斗倒李林甫成了新的相国完全是凭裙带关系，这应该是误解。

张诗坪

这个观念的形成不能怪后世的传播。在《旧唐书》中，杨国忠是和陈玄礼、王毛仲这些人一起作为玄宗朝的肱股之臣并传的，但到了《新唐书》定性就变了，把他列到了外戚传，后世就随着《新唐书》的定性把他视为外戚。

我开个脑洞，假如杨国忠进京前，杨贵妃突然脑子不正常想谋杀唐玄宗，被发现了要被灭族，这时候是灭不到杨国忠的，关系就是这么远。两人是疏远的族兄妹关系，在成年之前，双方大概率没见过面，可能小时候在哪里偶尔见过一次，但不认识。杨贵妃在哪里长大有多种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她大概12岁之后就在杨玄珪那边，杨国忠一直在四川基层。

杨贵妃一步登天之后，杨国忠听说了消息，就对他的上司说有这么一个亲戚得宠，他去长安公干的时候，想趁机套一下近乎，就去拜见了杨贵妃。杨贵妃最后帮助杨国忠进了京，但提升相当于半级，从地方八品到京官正八品，相当于借调一下，距权力中心很远。只是因为杨国忠财政上的天赋，李林甫还没有意识到威胁，特别欣赏他，皇帝也很欣赏他，他才慢慢几年时间内从正八品升到宰相级别的高官。

程衍樑

杨国忠权势的上升，更真实的可能是来自于皇帝和朝廷对他能力的认可。

张诗坪

后期杨贵妃只是皇帝的一个宠妃，是皇帝个人生活享受的一部分，在皇帝心中的重要性不如杨国忠。杨国忠既要帮他捞钱，又要帮他整人，还要帮他承担骂名。

后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叛乱爆发后半年内，叛军和唐军主力在潼关、陕州崤函道这一带对峙的时候，叛军说要砍了杨国忠，潼关唐军的几个主帅也说要清君侧砍了杨国忠，双方不约而同都亮出打倒杨国忠的旗号，包括朝廷很多人也要打倒奸臣杨国忠，但其实他们针对的是皇帝本人。

程衍樑

杨贵妃听起来挺冤枉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把自己连累而亡了。

张诗坪

到后来，杨贵妃政治上一定程度从属于杨国忠，并且是被动的绑定状态，且这种绑定没意义，对杨贵妃本人来说，她只需要把自己的荣华富贵绑定在唐玄宗身上就够了。但这也没有办法，书中提了一个假设性问题，若杨贵妃知道自己的命运，能重新选一次，还会不会提拔这位老家可能从未见过的亲戚？

程衍樑

从古人生孩子的数量来讲，杨贵妃应该有亲哥哥，但她的亲兄弟反而在玄宗朝没有当上什么大官。

张诗坪

没有关于她亲兄弟担任大官的记录，但杨玄珪她养父那边的两个小孩有任命，一个是光禄卿，是礼仪性、有待遇没实权的官职，另一个有点实权但品阶很低。如果真的是因为皇帝喜欢杨贵妃，爱屋及乌，那杨国忠都能当宰相，剩下两个关系这么近的兄弟要封王了。

灵宝之战与阿金库尔战役对比

程衍樑

哥舒翰拿出了唐朝的家底八万的西边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央军，人数是安禄山叛军的三倍以上，且这些军队不是没有战斗力的募兵、民兵，而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为什么哥舒翰还是跟安禄山正面会战失败了？

张诗坪

网络上有个错误的概念，把这次战役称为潼关之战，这是完全错误的。战场是在河南灵宝，潼关往东，古代大概130里的地方，走都要走好几天，距离潼关很远。所以这场战役应该叫灵宝之战，或者叫灵宝西原之战。

这场战役中，唐军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占绝对优势。唐军当时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是西北的边军，他们是哥舒翰、王思礼的基本盘，另一部分是唐朝廷掺进来的沙子，不能视为哥舒翰的友军，甚至从哥舒翰的排兵布阵来看，他其实防着中央军，自己带了3万人在黄河北岸，那边视野比较好。另有5万精锐的河西陇右边军交给王思礼统帅，在黄河的南岸，是唐军真正作战主力。

中央军本来统帅是李承光，整天和哥舒翰斗争，其实是站在唐玄宗这边，但李承光却没有在后面带这些杂牌军，而是跟王思礼一起去了前军。我估计双方因为互相信不过或某种原因，一起去了前面。后面这些杂牌没什么战斗力，但估计有8万、10万人甚至更多，一旦接战一触即溃，这些中央军可以忽略。哥舒翰北岸的3万军队也没有有效参战，真正参战的就大约五万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

对面崔乾佑的可能精兵只有一万多人，同罗人的六千人作为预备队在山谷里待机，还有在黄河北岸最底部狭窄地带严阵以待的五千陌刀兵。其他散兵，譬如在山上用木石削弱唐军，或者弓箭手、前面接触战的部队，战斗力都不太高。唐军5万精锐打叛军不超过3万人，其中可能就1万多精锐，还是优势很大的。

唐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几个。一是地形特别狭窄，战场在秦代函谷关旧址附近，黄河沿岸堆积出的一条道路，虽然比秦代函谷关的路要宽，但仍然非常狭窄。从卫星图上可以看到，路很狭窄，唐军人数很难施展。

第二是唐军的套路被看穿，他们会用车在狭窄的地形上作为一种一边能挡箭，一边能强行突破的工具。但安禄山的军中也有很多在西北服役过的精锐老兵，知己知彼，对唐军可能的招数早有预案。

第三，在王思礼看来，中央军统帅李承光在自己军中，好歹有8万、10万的中央军，怎么也能挡一会儿。但事实上，叛军埋伏的6000人，可能只有2000骑兵，这8万或者10万中央军和他们一打照面就直接溃散了，完全没怎么打。王思礼觉得自己后方有人，但打下来约等于没人，导致背后提前暴露了。

在战场视野不一样，地形极度不利，双方又知己知彼的情况下，王思礼5万人面对叛军不到3万人，质量和数量上的优势都没能体现出来，剩下这些中央军是帮倒忙的，北岸哥舒翰的军队本来也算精锐，但没打，看到南岸这些军队被打得这么惨，士气崩溃也就撤退了。

从战役学上说，灵宝战役和1415年亨利五世统帅的英格兰军队和法国军队主力在阿金库尔的战役很像。首先都有一种传统的误读，认为远程兵力，譬如说叛军用雷木、滚石弓箭特别厉害。但其实不是，这只是一种迟滞和削弱，关键还是靠双方近战。还有一点是地形，数量和质量的优势方没办法发挥，最后等到了亨利五世的预备队，等到了叛军的同罗人预备队。

张巡守睢阳的千古悬案

张诗坪

张巡有个黑料，说他把全城的百姓都吃尽了。

程衍樑

说他杀了小妾，分给将士吃。

张诗坪

对，都是说食人的事情。这两个口径中，第一个口径这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读，那时人们很愚昧，觉得活人能治传染病。当时城内瘟疫大规模流行，史书记载守军内部传染病已经蔓延开了，城市的沦陷也是说守军“病不能战”，而不是“饥不能战”，因为传染病而不能打了。

在城市沦陷之前，城内粮食一度是很缺的，但后来南霁云借到3000援兵，只有1000人进了城内，他们在城外和叛军打了一仗，且从叛军手里抢到几百头牛，再加上援军还有至少几十匹战马，这些牛马在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守军总共也就1000来人了，按照古代牛的出肉率，是足够保证最后两个月粮食充足的。守军可能一度经历了断粮危机，但从牛肉供给量来看是够的，和“病不能战”而不是“饥不能战”的记载对上了。

再说张巡杀爱妾，许远杀书童这两件事，在现代人看来是非常没人性且愚昧的。当时人觉得活杀的人是可以治疗传染病的，《孝友列传》记载大量孝子从自己腿上砍一块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好了。现代看来就是自愈，但古代人看来就是孝感天动地，而且起码好了。

程衍樑

从隋唐到唐末五代的战争中，食人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隋末天下大乱的朱灿，还有黄巢，唐末天下大乱一直到宋金战争当中，大量发生这样的事，可能中古时代大家的看法跟现代人是截然不同的，既有迷信因素，也有忠奸之辩远远大过食人禁忌的观念。

张诗坪

在唐代或宋代，吃人不是要紧的事情，失节了、投降了、叛贼了才是要紧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叙事越来越诡异、妖异化，成了鬼故事。但就像我书里说的，张巡在古代成了一个榜样，有一个观点说的很对，你要杀害侍妾，许远杀害书童，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腿上砍肉呢？越到近现代人文主义开化之后，对这种野蛮行为肯定越反感。

但另一方面，睢阳城内虽然存在广泛的人相食，但从军队数量和牛马配额来看，军队到后期是不需要食人的，最后是输给了传染病。但传染病应该也传染了攻城的军队，沦陷后三天，当时一个宰相用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部队就收复了睢阳，估计攻城的军队也被瘟疫折磨地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