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丨杨蒋, 一九七一

杨蒋, 一九七一

文 / 朱正兴

一个姓杨，一个姓蒋，与名叫诚忠、祖全的新四军烈士一样获得宝应小官庄镇人民的永久纪念，解放后成了杨蒋村、诚忠村、祖全村的名字，五十多年前分属东风公社的三个生产大队。一九七一年尾，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又一次降临这块革命老区的土地上。

我讲“又一次”，是因为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197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布《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三份文件统称为“一打三反”，标志着运动正式启动。这种由中共中央部署并推动的运动，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和群众执行，旨在通过群众运动清除“阶级敌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在实际执行中因“左倾”思想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1963年毛主席对山西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治山治水事迹的关注之后，1964年周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将大寨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标志着运动从地方典型上升到全国性的政治任务。

直到1971年秋收之后，宝应县委、县革命委员会才把这两个运动合并执行，决定在全县推动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为此，专门抽调了各行各业各机关的大批干部组成庞大的工作队，通过短期的集中培训便分赴首批重点公社。我当时正在沿河公社劳动锻炼，同期的一批待分配的大学生均被抽调到工作队，并一起进驻东风公社。

每个生产大队配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工作队，合称东风公社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作大队，县委办的季杰同志任大队长，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好领导。我分在杨蒋大队工作队，兼任材料员，他们看中了我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出身。

杨蒋大队地处公社西北部，西与沿河公社潘桥大队隔一条涧沟河。全村好像几百年前被人规划好似的，非常整齐划一，只分两片，一南一北，由西向东，中隔里许。北片有一条东西向的沟渠，与涧沟河相接，房屋分建沟渠两侧，渠两边有较宽阔的小路。南片则南临芦氾河。一个片有几个生产队相连，一字儿排开。大队部设在北片最西头冯西生产队的地界上，也临时成了我们杨蒋工作队的队部。

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叫王治法，时任东风公社公安特派员，倒是名副其实，人呼王科长。他四十多岁，是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公安，为人正派，德高望重。我那时25岁，指导员喊我小朱，而王科长纠正道：他大学毕业了，该喊老朱。我是生平第一次被人叫作老朱，心里怪那个的，但很感谢他。

工作队的指导员叫邵春明，他可是个年轻的老革命，1934年出生，时年才37岁，泾河人，14岁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5岁入党，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闽北剿匪等。17岁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他立功数次，二等三等四等，功勋卓著。1957年从坦克部队转业，在商业物资部门当干部。如今，邵老92岁高龄了，仍精神矍铄，他的两个儿子少校、剃须，当今正活跃于宝应文坛。

工作队副队长钱文才，来自农业局，红卫兵时期曾被人呼作钱司令。

资格最老的是来自县日杂公司的岳经理，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山东老侉，南下干部，因文化程度低，只能屈居队员。队员中还有来自堤管所的一个复员军人，来自城北农场的干部陈学信、杨国富，来自农业局的小金姑娘，来自宝应发电厂的小郝，来自东风公社供销社的徐乃武，同是大学生的詹惠平等人。海安市的王贵友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我们俩是工作队的好兄弟，同在冯西生产队冯大叔家抵足而眠。

祖全等工作队还吸收了东风中学刚毕业的几个学生参与工作，一个叫徐赴前的后来当过高邮县、扬州新区党委书记，一个叫周文彰更厉害，当到海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把我们工作队的这些老干部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我们工作队还有一个编外人员，志愿军复员，在杨蒋大队部当通信员，兼做我们工作队的通信员。他姓孙，全大队的人都喊他小佬爷，大队党支书孙步洲是他亲哥，高高个子，不长胡子，无妻无子，光棍条子。小孩子都怕他，小孩一闹，大人便说：“小佬爷来了！”娃儿立即规规矩矩。

工作队作了分工，一个人包一个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队部几乎每天要开碰头会，先由邵指导员带领大家学《毛选》，读《毛主席语录》，学习中央有关文件，通读报章社论进行形势教育。王队长则布置具体工作，要求每个队员分头去落实。有时则由各人汇报工作情况，上交调查统计表。我则按时整理材料，有关的调查统计表隔几天要送到大队部。大队部的材料员叫白炳大，后曾任宝应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我们在各自分工的生产队物色培养几个积极分子，确定需要审查、教育的重点对象。常常是利用晚上组织社员学习文件，学习《毛选》，通读报纸。“9.13”林彪叛逃事件后，我们也在各生产队召开批判会，还请杨蒋小学师生作批林大游行。思想教育的中心工作是带领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几乎每天都要统计会背“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人数，能够通读毛主席著作的人数，做好人好事的人数。至于这些上报的数据是否真实准确，谁也不会去深究。学习的目的是激励大家自觉投身到当前的运动中去。

然而，“一打”的成果几乎为零。过去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在“文革”开始时已经普遍被斗过，老揪住不放没有必要。现行反革命呢？没有发现。我分管的东风生产队（戏称小东风）有个年轻人，姓王，宝应中师停办后回乡务农，干活比不上别人，房仅半间，兄弟光棍，因此常发些牢骚，有人举报了他。我跟他核实后并未发现有什么反动的内容，仅对他进行了多番教育，没有上纲上线。从全公社来看，我们工作队还是讲政策通情理的，未听说出什么豁子，没有弄出什么冤假错案。

“三反”倒是实打实的。在每个生产队，我们对确定的运动对象都要利用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排查揭发，调查核实，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有问题的人。通过批评教育，让问题干部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在大队干部中当时确定了一个重点是团支书，群众揭发了他生活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后来王队长、邵指导员都对他进行了耐心反复的教育。本着追责从严处理从宽教育为主的原则，后来这个小伙子被作为改正错误的典型恢复了职务，不久还接班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同样，我们培养的积极分子也相继受到了重用。东风生产队的郭某是我培养出来的小年轻，数年后也当上了大队支书。

再说说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我们入驻不久，正摊上全县水利建设“五纵五横”工程全面开花的阶段，杨蒋的民工负责小官庄镇北边的南北走向的芦东河的一段施工任务。这是贯彻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契机。我们工作队所有队员都随民工上场，配合当地干部，大力宣传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精神，号召大家以大寨为榜样，大干快上，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施工任务，为本乡为全县的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生命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那时，我们工作队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公社沈会计家，他家就在新开的河边上。社员拿工分，我们作义务劳动，吃饭也自掏腰包。天寒地冻，但一想到大寨，大家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提到吃饭，我这里要赘述一下我们当时生活状况。工作队有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接受干部群众的吃请（我坦白：曾在小官庄吃过后来当副县长的陈寿英的喜酒，因为她老公公是副县长，算是对我们工作队的犒劳）。大队安排剃头的刘师傅为我们烧饭，吃一顿记一顿，几天算一次账，按人头摊，该交多少粮票、钞票就交多少。遵纪守法，苍天可鉴。邵春明同志在过去艰苦战争环境中弄出了胃病，疼起来汗珠子直滚，但他在生活上从未特殊过。几个月中吃得最过瘾的一回是不知谁弄来了一只狗，配上黑菜，让我们大快朵颐。我因贪吃，上床后恶心泛泛，肚火中烧，欲吐却吐不出，难受极了。后来再吃狗肉还是如此，方知俺狗肉过敏，再也不碰。

共处三个月，工作队未给杨蒋人留下什么怨恨，当然也说不上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我倒是交了好几个农民朋友，东风生产队的李金铎多次对我说：“想不到这辈子能跟朱老师交上朋友。”

我是1972年春节后分到氾水中学的，提前告别了工作队，告别了亲密相处过的队友们，告别了尚未摆脱贫困的具有革命传统的杨蒋村，但我把这块宝地深深地刻印在脑子里了。后来，王治法科长曾专程光临氾水中学看望过我，我也曾专程到县煤石公司拜访过邵春明经理，还有老岳、老陈、老杨等老大哥之间我们也常走动，他们是我踏足宝应结交的第一批老资格朋友，我常与他们共同缅怀小官庄镇杨蒋村难忘的一九七一年。

注：以上图片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