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各地区的内外矛盾正相互叠加、彼此放大，呈现出“共振”的态势。其中，部分发达国家正积极重塑全球化格局，试图在维持垄断优势的同时，通过对外施压与规则重构，将国内分配失衡与社会矛盾向外转移。相较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更为迫切地需要拓展市场空间，并通过推动产业转型来缓解由此引发的政治与社会挑战。由此形成的张力，既向外投射，也向内回流：一方面，通过关税、制裁和地缘政治冲突等方式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则在资本流动、产业链调整以及民意撕裂中持续发酵。

郑永年指出，世界正加速进入新一轮“大变局”，类似欧洲自1848年革命至1945年二战结束、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动荡时期。彼时，不平等这一问题先后催动了欧洲内部的革命与国家间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当今世界似乎趋向于革命与战争相互交织的局面，因而更为复杂，也更具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正通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逐步形成应对变局的战略定力：以内部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争取空间，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保持自身的发展节奏，也为世界注入稳定性。

郑永年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内容选自郑永年教授新作《变局与定力》。

历史回望：不平等带来革命与战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今天的世界都在快步进入一个大变局时代。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可比的历史阶段，或许人们很快就会想到欧洲从1848年革命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那段历史。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什么呢？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内部革命和同样漫长的外部战争。

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出版的那一年，欧洲开启了一个很长周期的内部革命。从187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是欧洲的黄金时期，欧洲经历了差不多30年的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当时的很多人，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相信，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1899、1907年的海牙会议，体现了十九世纪末欧洲精英试图用制度和法律来约束战争的努力，但这些制度性安排最终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但是，尽管各国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量的利益，但并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914年至1945年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30来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里，欧洲只有30来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那么，为什么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欧洲仍会爆发内部革命？为什么全球化仍避免不了国家之间的战争？

简单地说，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主要是由两个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当然不是革命和战争的起源，却是革命和战争的社会基础。

在欧洲各国内部，尽管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出现了大问题，一部分人富裕了，另一部分人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反而更加贫困了。这就是各国内部民粹主义的基础，而民粹主义的崛起则为革命奠定了基础。

同样，欧洲的全球化为欧洲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一些国家变得极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反而变得更穷了。这就是各国间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民族主义的崛起为国家间的战争奠定了社会基础。

实际上，比较而言，今天的国际局面较之当时的欧洲似乎更为糟糕。欧洲是先内部革命，后国家间的战争，但当今世界似乎趋向于革命和战争互相交织的局面。

法国在贫富差距加剧背景下，草根激进抗议网络发起了全国性抗议行动，要求对富人征税，并且反对不公平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图源：新华社

动荡的当今：冲突与革命交织

就外部战争而言，尽管还没有发生人们所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如果把今天所有卷入各个区域冲突的国家包括在内，也可以算是“大战”的规模了。只不过，现在的冲突和战争是局部的，没有连接起来罢了。

俄乌冲突已持续多年，目前战场态势仍然胶着，多方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尽管各方都说想结束这场冲突，但至今仍未看到停止的有效动作。在中东，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局部冲突把中东很多国家都卷入其中，尽管现在冲突暂时缓解了，但人们不知它是否会随时再次发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等也得到了暂时的管控，但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与此同时，全球其他地区的武装冲突也在持续进行，包括缅甸、苏丹、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等等。

就内部革命而言，尽管当今主要国家并没有发生类似1848年革命那样程度的事件，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只是一个革命的程度问题和革命的不同表达形式问题。

美国右翼活动家查理·柯克遇刺后，右翼阵营迅速以悼念与集会活动凝聚支持，将其塑造为“自由殉道者”，以此强化对“激进左翼”的对抗叙事。共和党各州领导层继续推动“强治安、反移民、反觉醒议程”，试图以“法与秩序”框架稳固群众基础。

与右翼相对，美国左翼在年轻族群与进步阵营中重新获得动员势能。围绕巴以冲突、气候政策与劳工权益，左翼政治人物及基层组织利用社交媒体与社会抗议双轨并进，推动体制内改革。

马姆达尼等地方政客崛起、奥卡西奥—科泰兹（AOC）等进步派的长期动员，使“从街头到体制”的政治路径逐渐成形。左翼的一系列行动把“人权、平等、财政再分配”嵌入立法议程，并通过抗议与罢工持续施压。

马姆达尼公开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及逮捕马杜罗，称这是“战争行为与对国际法的严重侵犯”，并警告这会影响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 图源：路透社

尽管美国政界和媒体竭力淡化刺杀案，但各种说辞并不能掩盖美国社会内部严重的阶级对立。实际上，美国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到了需要一场革命或者激进的改革才能缓解或者解决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美国的主张与做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柯克的刺杀案也引发了英国右翼的大规模游行。近代以来，英国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走在欧洲的前列，社会主义思想比较深入。但自20世纪80年代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以来，英国每况愈下，前些年更是脱离欧盟。

这次柯克刺杀案所引发的大游行很显然表明英国的情况依然严峻。英国社会在反移民浪潮中陷入街头暴力与舆论撕裂，政府高层与主流媒体在“言论自由”与“治安维护”之间分裂对立。右翼借民族认同和社会治理议题强化自身影响，传统政治调节机制对极端情绪已难以约束。

欧洲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主要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相继陷入社会动荡与政治撕裂，呈现从选对抗向社会全面分化扩展的趋势。

柯刻刺杀案发生后，美国多州迅速出现以悼念为名、以政治表态为实的右翼集会，随后英国等欧洲国家出现声援性游行。图源：路透社

日本政治则右倾化显著，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党首和日本首相，象征着保守民族主义与修宪议程的再次抬头，其对外强硬立场可能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并与美国“印太战略”形成联动，共同放大地缘对抗风险。

更需要重视的是，内部暴力冲突也发生在亚非部分国家。近年来，这些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局势陡然升温，并在近期达到小高潮。自2021年以来，社会抗议运动在多个亚非国家不断爆发。

2025年下半年以来，社会抗议爆发的频率有所增加，组织规模增大，涉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达加斯加等国。其中，部分抗议运动推翻了现有政权。相较于以往，本轮亚非国家社会抗议运动呈现以“Z世代”为主导、借助社交媒体动员、缺乏严密组织但波及范围广、去意识形态化等新特征。

2025年下半年，印尼爆发了一系列由青年、大学生、外卖骑手和普通民众主导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这波运动迅速扩散到全国多个城市。图源：路透社

中国的定力与作为

如此国际格局并非短期形成，而是各国内外部发展长期积累所致。如果把中国这些年的变迁置于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人们就可以理解中国所展现的定力及其定力之上的作为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有效的公共政策都必须促成国家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应付随不断变化的时局而出现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就此而言，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显然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迁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堪称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尽管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但是经过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具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我们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所需要的只是思考如何把潜力转化为增长的现实。如何转化？唯有深化改革和开放。

近期，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振兴经济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这次的经济振兴方案可以概括为“一制三策”。“一制”指的是以法律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三策”包括宽松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规（放松监管）政策。

熟悉中国经济的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先生认为，这次行动将“载入史册”。他认为，这次行动已经重新点燃了中国市场的“动物精神”。如果决策层能够兑现“远超”承诺的举措，本轮刺激经济的举措将成为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转折点。

达利欧近日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可以控制的”。他指出，中国正在努力实现良性去杠杆化，这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力。图源：Getty Imagies

不仅如此，中国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把自身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同时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贡献着最大份额，直到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维持在30%左右。

全球范围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开放政策都已经成为塑造未来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变量。中国保持对开放的高度政治承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推进自由贸易体系；在自由贸易领域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不搞意识形态、文明对立；践行“走出去”政策，加速出海；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开始践行单边开放政策。事实上，西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全球化。

中国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当今世上，中国希望和平与追求和平的愿望是其他所有大国所不能比拟的。中国也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追求和平，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是对联合国维和部队贡献最大份额的国家。中国更有维护周边和平的能力。尽管中日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上显现出自己的定力。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亦然。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约80公里的钱凯港是中秘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图源：新华社

内部追求发展，外部追求和平，两者相辅相成。如果没有内部可持续的发展就很难对世界做贡献，同样，如果没有外部的和平，内部的发展也会受到消极甚至是致命的影响。其实，这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做到了。

这是中国过去的经验，也是中国未来所追求的。在国际层面，中国已经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倡议不仅是中国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未来发展方案。在内部层面，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便是中国的行动方案。

长期以来，面对国际变局，中国显现出了“我自岿然不动”的战略定力，不仅借此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不断追求进步；在自己进步的同时也为世界进步做贡献。可以说，与世界共同进步便是对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注解。

变局与定力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2月05日

【内容简介】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郑永年近年来对国际时局大趋势研究的回归之作。帮助读者读懂时局、趋势、中国发展机遇与挑战。

全球局势动荡不安，大国博弈日益激烈。

当代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应对；

中国如何与美国打交道？

如何回应和管理西方的“对华恐惧”；

中国如何走出经济内卷？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向何处？

……

著作在嘈杂的时局变化下，厘清大国博弈的核心逻辑，剖析中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选择与发展路径，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对于凝聚共识，激发信心，启发理性认知。同时整本书内容丰富、视角多元，对于理解当下全球变局、中国的发展路径以及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无论是对国际关系、经济领域还是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关注者来说，都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深度分析之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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