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那么创新是否有“配方”呢？这也是经济史的核心命题：长久以来驱动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什么，又如何维系创新与经济增长。近日，供职于牛津大学的瑞典经济史家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在新著《进步如何终结：技术、创新与国家命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从熊彼特与曼瑟·奥尔森的学术传统出发，对这一问题作出当代解析。
弗雷纵览了从早期文明直至现代的全球各国技术进步与停滞，通过对加洛林王朝、宋代中国、荷兰共和国等多个特定时地的观察，提出创新精神、制度力量和文化因素在其间起到共同塑造的作用。而且，他提请大家注意，关于创新与发展应由国家强力引导还是自由市场主导的争论中，有一必要区别——不同的创新阶段，往往需要不同的助力：探索新路径的开荒时期，去中心化的经济体制更有优势，但在利用技术成果、推广技术规模、推动技术追赶上，科层制的管理体系更给力。
弗雷运用这个框架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与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霸权的驱动力，即活力与开放性。他又分析了19世纪普鲁士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道路，以及战后日本精心规划的发展模式，证明科层制体系能加速引进外来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但他指出，这两条道路都无法永葆创新活力：分散的自由市场竞争终会形成抗拒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即企业垄断；而科层制体系主导的国家能建设推动市场融合的基础设施，但又不够灵活，在官僚僵化后，抵达了前沿的技术便难以再突破。
近期有人试图将战时国家主导项目和地缘政治竞争重塑为政府推动技术进步的典范，弗雷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尽管冲突时期（尤以二战为甚）通过大规模国家动员实现了技术突破，但这种低效发展实则由私营企业而非科层制体系驱动。
弗雷强调说，创新经济没有万能公式，必须保持企业、制度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平衡，并持续调整。然而在触及技术边界后，推动突破的关键仍是开放、竞争与自由。“当文明无法适应技术变革，终将走向衰亡。”他说。
如今裂变发展中的人工智能似乎更擅长复述现有知识而非创造突破，随着各国在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领域的竞争持续升温，弗雷对技术进步动因及影响的论述可为当今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借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伦·阿西莫格鲁评价道，有关人工智能的争论总在两种极端间摇摆——既期待其带来无限可能与财富，又恐惧它将人类降为奴仆，但弗雷这部新著揭示出，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创造力与创新力如何适应强人工智能时代：“它提醒我们，人类制度与文化始终是创新进步的核心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