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后离散时代的纽约客

潮新闻客户端 方绍骞

无论是否有意，当我们读到田十七这三篇以纽约故事为主体的小说时，总会不自觉地将其视为向白先勇先生不朽的《纽约客》致意之作。三则二十一世纪的纽约客故事，实在揭示时代的演进——白氏所处的自是“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大离散时代，而今竟连二十一世纪也过去了四分之一。小说所叙述的纽约客形象，与上个世代以国族、身份书写为主要跟脚相比自然别出一格。况且，小说中的纽约客以离散为况并不准确，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后离散时代”，以“流散”名之。二十一世纪人类个体的流动性无远弗届，田十七以其留学的纽约城为中心，或以其为起点，或以其为终点，又或是以其为完整的舞台剧场，以轻盈的现代中文勾勒三篇悲剧性的流散寓言，却不局限于国族或身份，而更多指向我们当下世代的不同个体所面对的大哉问——如何在流散的状况也即生活的不确定性中，重新召唤意义的回归？

一、《叶安娜去向不明》：猫与乌有之人

小说叙述大疫年月一只名为“安德烈”的橘猫被在纽约的几位中国人轮流寄养的故事，叙事者“我”作为其中一名收养者对猫的原主人叶安娜颇为好奇，以至于在叶失联后身赴苏州寻找，从而牵出她如云般漂泊的生命史——出身贫寒的叶安娜经历悲欢离合，兀自“野蛮生长”，从苏州到纽约再到可可西里，在将猫的寄养费用结清后，终于再度“去向不明”。

在后离散时代，流散之人不再囿于身份认同亦或文化冲突，无论是叙事者“我”身处杭州与纽约的双城生活，还是在赛博世界失联的叶安娜所追逐的乌有之乡，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小说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几乎均由数字媒体所联结，叶安娜之所谓“去向不明”其实只是选择放弃数字媒体所构建的虚拟身份与社交谱系。然而，以叙事者的视角来看叶安娜却是彻底失联，这即是建立在数字时代之上的后离散特质，经由网络高度联结，而此联结又具有临时性，凡此种种，无一不在揭示当代流散者的精神官能症：虚无病——一种愈演愈烈的永恒的孤独。

然而，叶安娜这一人物恰恰是作者反抗孤独的大纛，她来到纽约，她离开纽约，她的存在即是持续的流动，并由此与意识形态隔开一定距离，反而有了某种接近真实的自我之可能。橘猫安德烈正与叶安娜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叶安娜不断离开，安德烈则不断易主，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皆是无根的生命，却因曾经客居纽约的共生关系从而确认了某种超越性的共在关系。正如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皇皇巨著《忧郁的热带》中“置身于外”地体察：“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本质以及其继续存在的本质……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二、《翻车》：在人生脱轨之后

《翻车》表面上叙述主人公林一在其所参加的阿拉斯加北极圈之旅中遭遇翻车事故，内面则极为精炼地刻画出旅行团同仁各自人生当下面对的翻车（脱轨）困境，显示出栖身美国的华人所面对的后离散状况，意义归属感的普遍虚无化。林一在事业与爱情上的双双挫败；李茜与史蒂文之间爱情的表面光鲜；苏珊与亮放弃高薪的都市人生选择流浪式生活；艾伦的家庭烦恼；皮特的中年职业焦虑与吕温柔对女儿教育逐渐西化的焦虑。而翻车事件的发生地北极圈正是一个绝妙场域，提供了隔绝于人类社会的悬置空间，与现代数字化的都市生活相对照，通过人与人之间原始的相互依存的生命联结，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了“日常生活”的魅影，从而以痛苦却主动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做出了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抉择。而最后他们得见极光，正是以天地之伟力对照人类的渺小，暗示后离散时代个体生命的可能性之广阔。

不仅如此，《翻车》还巧妙运用了类型文学中推理小说的叙述技巧，以一个漂亮的叙述性诡计将纽约一名男博士之死的凶手锚定为艾伦，从而遮蔽了主人公林一的嫌疑，并在小说结尾瞬时翻转。真相竟是林一杀死了始乱终弃并且正欲家暴的男友，由此，“翻车”的意涵更进一步，不止是大巴侧翻与人生困境，而是具体而微的暴力罪行，其必须面对的后果是整个人生的“翻车”。美国当代硬汉派推理大师劳伦斯·布洛克最负盛名的纽约侦探“马修·斯卡德”系列，其中一部名为《八百万种死法》，以彼时纽约的人口数量直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死亡方式，暗喻城市生活的荒诞与吊诡。无独有偶，林一选择回到纽约，并在清晨吃完早餐后被逮捕，亦是纽约客的其中一条生命轨迹。虽则不得不承受沉重的代价，她选择回归承担后果的勇气却是人类因应后离散时代的应有之义。

三、《最后的夜晚》：纽约客故事集

终于回到纽约，第三篇小说戏仿“最后的晚餐”，叙述一个纽约华人独立电影剧组在毗邻曼哈顿却远不如前者繁华的长岛市一间天台上进行最后一夜的拍摄时，因男主角失联而陷入等待，剧组的每一位华人：老来丧子的夫妇、承载去世母亲演员梦的混血女主演、背负已故友人艺术志向的摄影师、理想主义的导演，乃至为了“美国梦”偷渡而来却又备受种族歧视的出租车司机，各自分享私人的流散困境，作者有意将其构建成一部以小见大的21世纪纽约华人图鉴。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翁此言得之，这部“纽约客故事集”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此，它所揭示的乃是当下美国华人群体所遭遇的结构性的后离散困境。小说如口述史一般精准地将小说人物各自的不幸——个人理想的幻灭、亲人逝去的痛楚、非法移民的生存焦虑与身份焦虑、被太平洋所分隔的代际间文化断裂——如是种种，一齐见证这一百多年来华人“美国梦”的幻灭，这当然也是上个世纪白先勇先生《纽约客》的再度回响。当然，《最后的夜晚》并非一篇关于纽约华人的社会问题小说，而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幻灭之后的虚无中如何重建生活的寓言。小说结尾传来剧组成员一直等待的男主演小高意外丧生的消息便是一例，哪怕人生的虚妄以如此酷烈的形式呈现，小说主人公“我”依然保有生活的勇气：“透过阳光直射的眼皮，我能看到一片红晕。我就长久地微仰着脸，面对阳光，微笑着保持闭眼的姿势。”在后离散时代，也许虚无主义占了上风，但仅存的真实依然撄人之心，而它们的来源，或许就在于这些偶然的、短暂的相遇、倾听与联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