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帆经常把书比喻成人。比如她说，古籍保护就好像是日常的体检，把预防做好，就能保持健康。而古籍修复室则像是手术室，只有在没办法的时候，才进行手术。
又比如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舒服”一词。她说，“最小干预”虽是古籍修复的一种原则，但遇到具体的问题，让古籍感到“舒服”，也许更加重要。
一个重要的案例是英国对《金刚经》的修复。考古学家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内掠夺并带到英国的王玠本《金刚经》，在英国期间经历了数次的修复，最近一次修复由英国国家博物馆主任马克·伯纳德主持完成。
这卷《金刚经》已经风烛残年。修复中，原本卷轴式的《金刚经》，被拆分为七张纸平放。英国方面认为，“各纸互不相连，单张平整地存放是更为安全的保存、使用以及修复的方式。但是，这却要牺牲它原有的形式”。2009年， 敦煌遗书研究者方广錩先生在与马克交流时，询问马克是否准备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黏结为卷轴，马克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的原因是：我觉得让它像现在这样平躺着，它会觉得比较舒服。”汪帆说。
马克·伯纳德不拘泥于某种修复原则的理念与汪帆的老师胡玉清极为相似。而在另一个对待古物修复的观念上，东西方也殊途同归。
修复领域的人大概都听说过“忒修斯之船”的经典问题：古希腊英雄忒修斯乘坐过的船一直被保存着，船体木板随岁月腐烂，人们就用新木板一一替换。久之，所有旧木板全部被更换。问题随之而来：全部被替换了木板的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忒修斯之船吗？如果已经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换掉多少块木板的那一刻，它才开始变成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呢？
每天面对需要修补的忒修斯之书，汪帆都要徘徊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
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约翰·拉金斯就认为，历史风霜在建筑表面上造成的沧桑效果，是建筑最值得歌颂的伟大特质，倘若人为地以光洁度去打磨或掩盖、代替原物所特有的岁月痕迹，无疑是磨灭了它们得以存世、供后人仰慕的独特韵味。这与中国古人对于古物的审美不谋而合。但对于一位现代古籍修复师来说，既要保证文物安全，又要保留历史的沧桑感，还要有审美体验，如何做到“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呢？
她时常记起明代周嘉胄写古籍修复的专书《装潢志》里的一句话，“不遇良工，宁存故物。”面对故物，自己会是一个良工吗？
汪帆将自己工作中遇到的这些点滴思考汇聚成文，结集成书。前几年，她把自己寻纸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意外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对这门小众的手艺感兴趣，《寻纸》加印了11次。2025年她出版了《补书》，补书虽是一个小行当，但理一分殊，她面对的确是某些永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