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惠文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研究员
日前，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正式提讯并首次出庭，两人均对全部指控表示不认罪。马杜罗是在上周六美国发起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拘捕的，其被指控涉嫌毒品恐怖主义等重罪。美国动用军事力量抓捕一名仍在任的外国领导人，这一做法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争议。
在种种争议迅速发酵时，美国方面已明确表示，将依据本国法律对案件展开司法程序。即便是长期处理金融大案、黑帮案件和跨国犯罪的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也极少面对马杜罗这样身份特殊的被告，毕竟他在被捕时是委内瑞拉共和国的总统。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指控，马杜罗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内，主导并参与了一项将大量可卡因输入美国的跨国犯罪共谋，并与多个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武装或犯罪集团存在合作关系。
根据现场报道，马杜罗身着蓝色囚服站在联邦法官阿尔文·K·海勒斯坦（Alvin K. Hellerstein）面前，当庭否认起诉书所列全部指控，称自己“无罪”，并强调“没有做过这里提到的任何事情”。他同时重申自己仍然是委内瑞拉总统，并将此次被捕形容为“绑架”。其妻子弗洛雷斯随后亦作出不认罪答辩，并继续自称委内瑞拉“第一夫人”。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出庭属于提讯程序（arraignment），而非实质性审判阶段。在这一程序中，法院的主要职能是确认被告身份、正式告知指控内容，并由被告当庭表明是否认罪，同时安排后续羁押与审理时间表。按照美国刑事司法惯例，被告在提讯阶段通常不会就具体犯罪事实展开辩解，因此马杜罗在庭上未对毒品指控作出细节层面的回应，而只是对全部指控作出否认。
从案件形态来看，这是一宗典型的美国联邦重案：指控罪名严重、涉案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被指控者位处国家权力核心，且相关起诉早在2020年便已完成立案。如今案件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也由此引发外界围绕多个关键问题的持续争论，包括马杜罗是否真实参与毒品犯罪、美国法院是否具备审理权限，以及案件在国际法与正当程序层面的合法性基础。
01 马杜罗到底被指控了什么罪名？有多严重？
根据起诉书，尼古拉斯·马杜罗目前面临四项联邦重罪指控。其中三项适用于全部六名被告，最严重的一项毒品恐怖主义共谋罪仅适用于马杜罗及另外两名同谋。
第一项指控为毒品恐怖主义共谋（narco-terrorism conspiracy）。检方称，马杜罗与迪奥斯达多·卡韦略·龙东、拉蒙·罗德里格斯·查辛等人合谋，从事系统性的可卡因分销活动，并明知且有意通过这些活动，向被美国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团体直接或间接提供经济利益。该指控依据美国《联邦法典》第21编第960a条提出，是本案中最为严重的罪名，法定最低刑期为20年。
第二项指控是可卡因输入共谋罪（cocaine importation conspiracy），适用于包括马杜罗在内的全部六名被告。检方称，被告合谋将至少五公斤以上的可卡因从美国境外输入美国市场。该罪名依据《联邦法典》第21编第963条提出，同样设有至少10年监禁的最低量刑标准。
第三、第四项均为武器相关罪名。检方指控，所有被告在实施毒品走私等犯罪过程中，非法持有机枪及破坏性装置，并共谋持有此类武器。根据《联邦法典》第18编第924(c)条款，与毒品犯罪相关的武器罪名将适用强制性、连续执行的刑罚。
如果马杜罗在全部罪名上被定罪，那么： “毒品恐怖主义”这一项单独就有法定最低刑期20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向美国输入可卡因共谋”有法定最低刑期10年，最高同样可达终身监禁。武器指控一旦坐实也不能并罚、要叠加刑期。此外，起诉书还要求没收所有属于犯罪收益、或由犯罪收益衍生而来的财产，以及用于促成犯罪的财产。
02 “太阳卡特尔”的故事
在本案中，美国检方在起诉书中描绘的是一个被称为“太阳卡特尔”（Cartel de los Soles）的体系，这个名字来自委内瑞拉高级军官肩章上的太阳徽章。在检方的叙事中，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贩毒集团”，而是一种以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和庇护关系为核心的分赃体系：掌权者提供保护，贩毒者提供金钱，武装力量负责执行，国家机器则被用来掩护一切。
委内瑞拉向北连接加勒比海，向西毗邻哥伦比亚——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产区之一。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美国加大了对哥伦比亚的反毒援助，迫使贩毒网络寻找新的中转地。起诉书称，从大约1999年开始，委内瑞拉逐渐变成一个“只要付得起保护费，就能安全运作”的地方。
在检方的说法中，这种“安全”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政治和军事高层主动提供的。据称，自上世纪末起，委内瑞拉部分政治与军事高层通过提供保护、路线和资源，使该国成为可卡因向加勒比海与北美转运的重要节点，并从中系统性获利。
在起诉书里，马杜罗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权力顶端。他当过国民议会议员、外交部长、副总统，最终在2013年成为总统。检方的逻辑是，他的权力每上升一级，涉入的层级也随之加深。马杜罗在不同阶段承担的角色包括：为贩毒活动提供政治庇护；协调军方、情报机构与犯罪网络的关系；在关键节点“处理后果”，例如转移视线、牺牲低级别人员。当然，马杜罗本人对此进行了否认，并称这些指控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攻击。
为支撑这一叙事框架，起诉书列举了一系列时间明确、细节具体的事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指控目前均未经过法庭审理或司法认定。
DC-9 运输机可卡因案（2006年）
起诉书称，2006年，超过5.5吨可卡因在加拉加斯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总统专用机库被装载上一架DC-9喷气式飞机。检方指控，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成员负责装机，一名空军上尉在收受贿赂后批准了飞行计划。该飞机随后在墨西哥坎佩切州降落时被当局查获，此事当年已被公开报道并引发国际关注。检方进一步称，事后涉案贩毒人员通过一名家族成员，向卡韦略·龙东支付约250万美元，以避免对协助人员展开追责。
巴黎航班查获案（2013年）
起诉书提到，2013年9月，法国执法部门在一架从加拉加斯飞往巴黎的商业航班上查获约 1.3 吨可卡因。这一事件同样属于已被记录在案的公开执法行动。检方指控称，在该起查获事件发生后不久、马杜罗就任总统仅数月之际，他召集卡韦略·龙东以及时任情报负责人乌戈·卡瓦哈尔·巴里奥斯举行会议。在会上，马杜罗被指斥责下属在2006年墨西哥事件之后仍继续使用同一机场作为毒品运输节点，并指示他们改用“其他已成熟、运作多年的毒品运输路线”。起诉书还称，马杜罗随后批准逮捕部分低级别军事人员，以此转移外界视线，避免调查进一步指向更高层级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
“毒侄案”（2015—2016年）
起诉书援引了2015年10月至11月间的一起案件。期间，马杜罗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的两名外甥埃夫赖因·坎波·弗洛雷斯和弗兰基·弗洛雷斯·德·弗雷塔斯在与美国缉毒局（DEA）线人进行的秘密录音会面中，同意安排从他们所称的“总统机库”向外运送可卡因。两人随后在海地被捕，并被引渡至美国，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受审。2016年11月，陪审团裁定两人罪名成立，二人分别被判处 18 年联邦监禁。该判决属于公开司法记录。
起诉书利用该案件，作为支持“马杜罗家庭层面涉入毒品贩运”的背景性证据之一，但同时也明确指出，两名外甥的定罪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被告的刑事责任。
被指控的与哥伦比亚武装组织领导人会面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政府高官多次在总统府和军事基地与哥伦比亚武装组织领导人会面，为其提供保护与支持，作为回报换取毒品通道与资金。
起诉书称，2018年至2019年间，拉蒙·罗德里格斯·查辛多次从其位于乡村的私人庄园前往加拉加斯，并陪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领导人，在米拉弗洛雷斯宫（总统府）以及福尔泰·蒂乌纳军事基地（委内瑞拉主要军事指挥中心）与马杜罗会面。马杜罗在此期间指派罗德里格斯·查辛为FARC及民族解放军（ELN）武装人员提供保护与支持，使其能够在委内瑞拉境内活动。
2020年，马杜罗之子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与FARC代表会面，就一项为期六年的计划进行讨论。检方称，该计划涉及通过哥伦比亚向美国转运“大量可卡因和武器”，其中武器被用作可卡因运输的对价或支付方式。
03 对马杜罗的指控有证据吗？
起诉书本身并不会详细披露支撑上述指控的具体证据构成，真正的证据审查，通常要等到审前动议（pretrial motions）、证据开示（discovery）以及庭审（trial） 阶段才会展开。
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合作证人（cooperating witnesses）预计将在本案中扮演关键角色。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两名曾位处委内瑞拉安全与军事体系高层的人物。
其一是乌戈·卡瓦哈尔·巴里奥斯，曾长期担任委内瑞拉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卡瓦哈尔在从西班牙被引渡至美国后，于2025年6月就本案相关的毒品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指控认罪。由于其曾处在情报与安全体系核心位置，检方普遍认为，他具备就政府内部运作方式、决策链条以及与武装组织的关系提供直接证词的能力。
另一名关键人物是克利韦尔·阿尔卡拉·科尔多内斯，委内瑞拉军方将领。他已于2023年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就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提供物质支持的共谋罪名认罪。检方预计，其证词将涉及委内瑞拉军方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具体联系，以及毒品与武器交易的运作方式。
不过，在跨国毒品案件中，合作证人证词的可信度始终是辩方重点攻击的对象。这类证人往往是在认罪后选择配合检方，以换取量刑减免或其他司法利益。辩护律师通常会指出，这种制度性激励可能促使证人夸大他人责任，或按照检方的叙事需求调整说法。
因此，案件的关键不只在于是否存在“重量级证人”，而在于这些证词能否被独立证据反复印证。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实践中，陪审团通常会被要求考量证人的说法是否与通信记录、资金流向、航班与物流数据、查获案件细节等客观材料相互吻合，而非仅凭个人陈述作出判断。
从法律层面看，检方并不需要证明马杜罗本人直接参与具体毒品运输行为，而是需要证明他知情并参与或促成相关共谋。在共谋犯罪框架下，是否处于指挥链条之中、是否对关键节点具有决策或影响能力，往往比是否“亲手运毒”更为重要。
正因如此，这起案件的实质性争点，最终可能并不在于单一事件的真实性，而在于检方能否构建一条连贯、可被陪审团理解并接受的证据链条，将起诉书中描绘的“国家级庇护体系”与被告个人责任清晰地连接起来。
04 即便如此，美国是否“有权”审判？
即便假设起诉书中所描绘的犯罪叙事在事实层面成立，一个仍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具备审理本案的司法权力。
从美国司法部的立场看，本案的管辖权基础主要来自跨国毒品犯罪的域外适用原则。在美国联邦法律框架下，只要犯罪共谋的目标或后果明确指向美国，例如向美国市场输入毒品，或对美国社会安全造成直接危害，即便相关行为发生在境外，美国法院仍可主张刑事管辖权。在本案中，检方强调的是“向美国输入可卡因”的共谋行为。按照这一逻辑，是否在美国境内实施犯罪并非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共谋是否以美国为目标市场。这种做法在美国处理跨国贩毒案件中并不罕见。
与域外管辖并行的另一核心争点，是国家元首豁免权是否适用。
马杜罗的辩护团队已明确表示，将主张其享有外国国家元首的刑事豁免权。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这一豁免并非自动适用，而是高度依赖于美国行政当局对相关政府和领导人的外交承认立场。
美国自2019年起不再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并在起诉书中将其描述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并非合法领导人”。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府认为马杜罗不享有国家元首刑事豁免权，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亦据此受理案件。
然而，这一做法在国际层面存在明显争议。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部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仍然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辩方很可能将据此主张，美国单方面的外交承认不应成为剥夺一名外国领导人豁免权的依据。
除管辖权与豁免权之外，马杜罗被拘捕的方式本身，也可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根据公开信息，马杜罗是在一次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中于委内瑞拉境内被控制并带离该国。此类跨境执法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关于主权、不干涉原则的规定，以及是否构成对正当程序的侵犯，均可能在后续程序中被辩方提出。
综合来看，围绕马杜罗的案件尚处于司法程序的早期阶段。起诉书所描绘的犯罪叙事、关键证人的证词可信度，以及美国法院是否具备充分的管辖权与审理正当性，均有待在后续程序中接受检验。
从法律角度看，目前能确定的只有三点：
第一，马杜罗已被正式起诉，但尚未被证明有罪；
第二，如果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结果将高度依赖证据的质量与程序的合法性；
第三，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可能并不仅是“他做过什么”，而是“美国法院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应该，对这样一个人行使刑事审判权”。
不论如何，这起案件都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刑事诉讼，而马杜罗的结局也难以脱离其所处的国际政治背景的影响。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编辑：Les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