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鑫
袁伟时以笔墨为武器，记录百年变迁、兴衰成败。和很多同时代的学者一样，袁伟时一直到了花甲之年才开始真正醒悟，坚信“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像一名磨镜人细致地打磨着历史之镜。通过这面镜子，我们也能看到一名老派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
离乱中孕育求知的种子
1931年12月15日，袁伟时出生在广东兴宁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祖父袁述初，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曾出资兴建善述围，成为客家“四角楼”建筑的代表作。这是一栋规模宏大的建筑，共有354间房间、20个会客厅，鼎盛时有200多人同时在里面生活。但好景不长，袁述初去世后家道中落，袁伟时的父亲袁俊森16岁时就出来做生意，资助兄弟姐妹们读书。
“四角楼”善述围
袁伟时的童年时光，充满了硝烟与逃亡、贫困与动荡，“生于忧患，长于离乱”成为他们那代人的共同命运。抗战时期，兴宁虽没有沦陷，但多次遭受日军惨无人道的轰炸，整个县城都没留下几栋完整的建筑。他的初中校舍是前清的学宫，三分之一被炸烂了，学生们只能在大马路上摆桌上课。一个问号，在少年袁伟时的头脑中越来越大：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富强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7年，是袁伟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暑假时，在广州读大学的叔父回来，鼓励他走出家乡，出去见见世面。从兴宁到广州，一路上走走停停，足足花了7天时间。他顺利考入了广州南海中学高中部，这是一所创建于1907年的老牌名校，为学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在这里，年轻的袁伟时开始接触更广阔的知识世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世界观。
邵志明青年时照片
1950年，袁伟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并担任团总支的副书记。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希望能够通过学习经济学，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他的同班同学邵志明，是个端庄美丽的姑娘，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习和工作上接触频繁，两人越来越熟悉，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时，袁伟时才得知邵志明身世十分坎坷，她的母亲是地主家的小妾，在封建大家族里过着非常屈辱的生活。日本占领广州后，邵志明当了童工，每天早晨5点半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袁伟时很是心疼她，也立志要好好照顾她、保护她。
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1953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整体从广州调到了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由于袁伟时、邵志明在校表现优秀，离毕业还有一个学期，中山大学就致函中南财经学院，要求提前分配他们回中山大学工作。
回到中山大学后，袁伟时兢兢业业地从事着党务工作。袁伟时原本以为会在学校辛勤奉献一生，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教务长的黄焕秋教授。黄焕秋对他说：“你年纪还轻，要继续学习，去考研究生！”这句话如同闪电击中了袁伟时的内心，重新点燃了他对学术的渴望。袁伟时后来回忆说：“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1955年，袁伟时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当年伦敦经济学院派了两个学生到中国进行参观交流，第二年中国要选两名学生代表进行回访。中国人民大学派出的是念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生宛樵，复旦大学派出的是袁伟时。
袁伟时
当时中国和英国还没有直航，他们需要在一些国家转机。第一站是莫斯科，袁伟时受当时宣传的影响，以为苏联的生活条件很好，不承想在当地最好的饭店，吃面包时只提供一份奶油，想再多要一份都不给。在红场最大的百货公司，货架上只有寥寥无几的货品，但依然有无数人排队，居然是为了购买皮鞋。第二站是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团中央招待他们吃住，但饭店里连鸡肉都无法提供。后来好不容易协调供货，那个鸡肉却是又硬又冰，根本咬不动。
到了英国后，虽然那儿的物资供应也不是很充足，但是比起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好了很多。这两种对比是这么强烈，以至于让袁伟时不由得在心中埋下一个问号。当时他也没敢深想，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访问时，还与来访的美国学生进行辩论，争论很激烈，一心维护祖国的形象和声誉。一些旁听的英国学生说，“东方脑袋就是行”，当时他觉得很得意。
在剑桥大学访问时，有一位教授请他们喝下午茶。最初他们感觉到英国人一天喝几次茶、吃点心，认为他们都很懒惰，不像中国人那么勤劳。然而这位剑桥教授却告诉袁伟时，聊天并不是偷懒，而是在交流思想、促进工作，因为聊天中总有思想火花迸发出来，带来很多灵感，他的学问有一半是在聊天中“碰”出来的。袁伟时感到，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真的是太新鲜了，完全是刷新了认知。
从英国回到国内，学习和生活依然照旧。但袁伟时心中的困惑越来越多，为什么自己看到的和书本上教的反差这么大呢？他迫切需要找到答案。1957年研究生毕业后，袁伟时重返中山大学教书，在火车上就听到了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2毛钱的肉，也就是2两。当时上海是全国保障的重点，物资供应相对充足，相比之下广州的供应就比较紧张了。
中山大学安排袁伟时教政治经济学，但当时只能按照报刊上的观点来讲，实际经济运行的资源又是严格保密的，根本看不到。他又比较爱动脑筋，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结果越想问题越多，根本没办法照本宣科，于是决定转行。思来想去，他开始读历史，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还有一个原因，他有点天真地以为，历史研究的自由度应该比政治经济学大。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他们下乡进行锻炼。袁伟时去的高明县，原本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但受“大跃进”影响，各类指标越定越高，老百姓天天耕种也难以完成，个个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袁伟时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亩产800斤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看县委都号召了，很多人跟风走过去了。袁伟时正在犹豫时，高明县大楠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他一眼，说：“你认为不行？”袁伟时不吭声，脚跟也不动。这对他终生影响很大，由此他认识到，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真理，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
靠走“后门”去买书、看书
20世纪70年代开始，袁伟时转到了哲学系，讲授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先掌握原始资料再去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简单引用别人已经定性的观点。但当时市场上买书很难，很多时候需要到处找关系、走后门才能如愿。他曾经买过一套苏联科学院编印的《世界通史》，在那个工资只有四五十块钱一个月的年代，单本书就要十几元，他就一点点攒钱，隔几个月买一本，花了很长时间才凑齐了全套书，看完后对认识世界史有很大帮助。
袁伟时研究近现代哲学史，既关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也关注郭嵩焘、胡适等当时被打上负面标签的人物。在收集有关李大钊的资料时，他打听到上海东华书局的资料室，保存有李大钊编的《甲寅》日刊，就趁着暑假去看。书局规定资料不能外借，他就小心拂去资料上的灰尘，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抄了近一个月时间才抄完。后来有家出版社编《李大钊全集》，还是袁伟时告诉他们，东华书局资料室里有《甲寅》，让出版社如获至宝。
袁伟时在书房
袁伟时先后去了三十多家图书馆、资料室查阅文献和档案，当时复印资料价格很贵，大部分都靠手抄。他的书房里有几个柜子，专门收藏着当年抄录下来的资料，每一沓都贴着标签，这样方便查找。他所做的读书笔记，也都是索引式的，一本一本也都存着。时间长了，就有了很多第一手的素材。多年以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开放《蒋介石日记》，他也是前后去了几次，每次在美3个月，就是原文抄录蒋的日记内容。
80年代初，图书市场开始复苏，但是很多书只是“内部发行”，不在市场上公开发售。袁伟时的方法就是跟图书售货员搞好关系，时不时小聚一下联络感情。中山大学新华书店是属于海珠区新港街道的门市部，当时书层层分配到街道这一级已经所剩不多了，管书店库房的店员老王，跟袁伟时很熟，每次都让他自己到库房里挑选心仪的图书。北京路的古籍书店，经理跟袁伟时也熟，他们二楼有个所谓的内部书店，也全时对袁伟时专门开放。每当有新书到店，经理也会打电话告知，而且还给他打个折扣。
在袁伟时早期的学术工作中，胡适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何永钟，是袁伟时的铁杆朋友。他原本是教师，在“文革”中被“发配”至图书馆。“文革”刚结束没多久，图书馆里也是乱哄哄的，何永钟听说袁伟时要研究胡适，就在各个犄角旮旯里翻找，费了很大功夫，才把《胡适文存》帮他找齐。袁伟时反复学习胡适的文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很快写出《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这篇论文在当时尚属“惊世骇俗”，直到三年之后，这篇论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上公开发表。
从“深信不疑”到“不疑不悟”
袁伟时珍藏着一方闲章，是请篆刻高手陈小敏刻制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其实，这枚章反映的是袁伟时学术思想 转化的过程。
1984年，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袁伟时提交的论文是《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当时还是很有观点的，认为论文讲了很多新观点，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研究对象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
这一句话，就像一盆冷水一下子浇醒了袁伟时。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深信不疑”开始转到“不疑不悟”。
1986年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中山市与中山大学合作创立孙文学院，成为独立的二级学院，这也是中山市的第一所大学，由袁伟时担任首任院长。“创业维艰”，建院初期，校址在一座荒凉的小山上，通往山下只有一条泥巴路。全院只建了1栋教学楼、3栋宿舍楼和1栋食堂，设立英语系、工商管理系和中文系3个专科专业，招收中山本地专科层次的学生。
袁伟时部分著作
袁伟时把学术研究成果带到了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常常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时，学生不同意他的观点，课堂上也会发生争论。他秉持“真理不辩不明”，希望通过讨论来达成共识，而不是靠学术权威来压制异见。他也从来不点名，认为只要教得好自然有人来听，强制点名只会让学生反感。
对待学生，袁教授一直很“随意”——来去自由，不用请假。他认为学生有自己的事要忙，应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期末考试也是按正常评分，只要最后达到要求就可以。他公开宣布他的课堂上可以打瞌睡、看书，可以随时离开，但只有一个原则：上课不能讲话打扰其他人。
这种自由的学习氛围，反而更加吸引了学生。他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窗户外都站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外校的学生。
袁伟时说他是典型的后知后觉者，一直到临近离休时，才真正进入了思想成熟期和学术巅峰期。1992年，袁伟时出版了第二本作品《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很具颠覆性，很多观点都与当时的主流思想观点相左，因此很快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学界的激烈辩论。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而郭嵩焘则是汉奸败类。袁伟时在书稿中提出，两人其实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相较之下郭的思想比林高出一筹，因为郭曾出使西方多年，提出处理对外关系要情、势、理结合，不能盲目排外。显然，郭嵩焘是开眼看世界的人，更接近于现代文明。
袁伟时夫妇（左一、左二）
两年后，袁伟时离休在家，更是火力全开，每年都发表很多文章，在史学界影响越来越大。他认为观点相左，只是学术争论，并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但妻子邵志明曾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格外担惊受怕。她一有空就翻看他书桌上的文章，每每看后都惊出一身冷汗。加之家属院里有些关系好的同事，私下里也会提醒她，让她劝劝老袁“注意影响”。于是，邵志明一再唠叨不能这样写。
日积月累，终于矛盾爆发。相濡以沫的夫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袁伟时说：“这些都是你不懂的，让我自己处理好不好？如果你一定要干涉，我们离婚吧！”邵志明边哭边说：“我怕你出事，不但你自己受罪，还连累子孙后代。”无奈之下，邵志明只能答应不再干预他的学术写作，但袁伟时知道这些争论给她带来的恐惧并没有消除。
给“国学热”浇一盆冷水
有一段时间，国学成为显学，大江南北纷纷流行起读国学经典、背蒙学教材、穿汉服行礼等行为，国学研修班等培训班遍地开花。袁伟时对此很不认同，多次发文进行批驳。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学派”造成传统文化危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儒家思想哺育下滋长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痼疾又在蔓延，必须予以控制。
有一次，袁伟时和几十个学者一起游览武夷山，当他们来到南宋理学家朱熹晚年定居和讲学的武夷精舍门前，十来个小学生整整齐齐站立在道路两旁，上身穿着一色的马褂，齐声朗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出于好奇，袁伟时走到一个小男孩身边问：“小朋友，什么叫《弟子规》呀？”小男孩腼腆地说：“不知道。”旁边一个小女孩主动说：“我知道！弟子的规矩呀。”他再问：“什么是弟子？”她摇摇头，细声说：“不知道。”袁伟时不由哀叹，当国学成为一门生意，天真可爱的孩童只能成为牺牲品。在他看来，《弟子规》之类的蒙学教材，培养的是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这与培养独立自主的现代公民的时代要求是矛盾的。
袁伟时作讲演
不承想，2013年中山大学在入学通知书中，专门要求新生们报到时，须向院系辅导员提交“公益囊”和“悦”读感。公益囊是指暑假期间本人参与公益活动的客观记录；“悦”读感则是指暑假期间本人阅读《弟子规》的经历和感想。当年，8000名大学新生纷纷提交了《弟子规》的读后感，学习为人处世应具备的礼仪与规范。袁伟时辛辣地批评道，这是中山大学的“笑剧”，与校园里陈寅恪老先生的塑像、及其提倡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精神格格不入。
这些年，袁伟时为了国学问题，经常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进行辩论，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观点。其实，辩论背后是怎么看待传统文化，乃至怎么定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袁伟时坚定认为，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大力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污垢，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历史性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也要发扬这种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泥沙俱下，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扬弃、全盘接受。
网络时代的弄潮儿
有一段时间，袁伟时经常自嘲是“80后”，只不过是年龄达到80岁，但思想依然和“80后”“90后”一样开明。他很早就开始使用电脑、接触网络，广东人普通话不标准，他就拿一本字典放在旁边，花了半年时间学会了拼音打字，从此就开始用电脑写作。
博客兴起时，学生们帮他在几个主要网站开通了博客，这样既能第一时间推广自己的文章，扩大传播面，同时也方便与读者的沟通。袁伟时的不少文章被疯狂转载，留言区里骂声与赞声也一样多：有人称赞他为“脊梁”；有人则怒骂他为“汉奸”。他一律不删帖，只在默默记录骂者ID、赞者ID，定期进行分析，像当年做史学卡片一样认真。
袁伟时和友人合影
微博兴起后，袁伟时也是第一时间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等注册了账号，时常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我都已经80了，还不讲几句真话，那就太对不起生我养我的国家了。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拨乱反正，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就要推动思想观念变革，这个变革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他十分关注社会热点，大事小事都会及时发声，就历史、传统、民族主义、启蒙与改革等发表过很多睿智的言论，赢得广大网友的极大尊敬与热切赞誉。
有一次，袁伟时给一位不认识的博主发了私信，就一个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不承想对方把他的私信予以公开并批评，引得无数人跟帖点评，酿成了“茶杯里的风暴”。那个博主讽刺袁伟时是老年痴呆症，袁伟时发帖笑称：“这是袁某特色的‘痴呆症’——痴心+书呆！书生气十足，痴心企盼这个国家和比我年轻的一代不要重蹈覆辙；有话直说，惹人不快，活该挨骂！”幽默轻松的话语，一下子就化解了满满的戾气。
网络之上，袁伟时保持了十足的热度；网络之外，他的生活却是格外简单而规律。每天傍晚，他都会牵着夫人邵志明的手，在中山大学美丽而安静的校园里散步。两位携手走过七十年的时光，同甘共苦，伉俪情深。2023年5月14日，邵志明因病去世，现在只留下袁伟时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跋涉前行。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