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晓苏,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5日12时2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64岁。
晓苏先生一生挚爱文学事业,坚守初心,笔耕不辍,创作成绩斐然,是《长江文艺》的优秀作者和忠实朋友。1985年,他在《长江文艺》发表小说处女作《楼上楼下》,从此走上文坛。40余年来,他先后在《长江文艺》发表《三个有故事的人》《马镇挽歌》《金米》《黑木耳》《草屋》《土妈的土黄瓜》《堵嘴记》《村口商店》《撒谎记》和《听王先霈老师讲演》《去一个叫龙坪的地方》等小说、散文作品多部;有《吃苦桃子的人》《泰斗》《我们应该感谢谁》《老婆上树》等小说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并有多部作品荣获《长江文艺》优秀小说奖和《长江文艺》双年奖。
晓苏先生累计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以及文学理论专著。曾获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至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其短篇小说《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分别入选2011年、2013年、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乡村兽医》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他提出的小说“有意思”“有意义”等观点,引起广泛共鸣。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愿晓苏先生一路走好!
晓苏谈在《长江文艺》的“四个第一”
那会儿我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了,当时最荣耀的事就是读研究生。1985年,我和室友何大猷也下定了考研究生的决心,并每天在工作之余恶补外语。因为我害怕外语,复习过程中难免压力重重。有两天,我心情非常糟糕,一看到单词就头疼。
为了换个心情,我不禁心血来潮,一口气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楼上楼下》。小说写完后,我马上寄给了在《长江文艺》当编辑的大学同学吴大洪。吴同学算是一个文二代,读大学时就发表过评论文章。其实,我们在大学期间接触并不密切,只是点头之交。寄小说给他时,我没抱发表的奢求,只希望他提点意见。再说,那时《长江文艺》杂志的主编是著名作家徐迟先生,吴同学只是一名普通编辑,手上没有发稿权。
小说处女作《楼上楼下》刊于1985年第12期
哪承想到,我把小说寄出去不到一个月便接到了吴同学亲自发来的用稿通知。果然,当年第十二期《长江文艺》发表了我的那篇小说,并且还发在“新人第一篇”的头条。《楼上楼下》毫无疑问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尽管在此之前,我曾在内刊上发过两篇习作。但那些显然都称不上文学作品。因此,我特别看重《楼上楼下》这篇小说,其中的人物我至今都还记得。主人公名叫胡有水,是一位满腹诗书的青年教师,可他口齿笨拙,不善言说,所以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师生们都说他“壶里有水倒不出来”。可以说,正是这篇小说的公开发表,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其实,小说的立意并不新,也没有多大深意。但吴大洪觉得,小说中的形象十分鲜活,语言也很生动,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潜质,所以就立即送审了。发自肺腑地说,在文学创作上,我应该感谢吴大洪。如果不是他当初的鼓励和帮助,我后来也许不会再写小说。因此,我在心里一直将他视为老师。接下来的几年,《长江文艺》连续发了我四五篇小说,责任编辑都是吴大洪。
提到我与《长江文艺》杂志的渊源,这个话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实事求是地讲,我是《长江文艺》培养的作者,如果没有《长江文艺》的栽培、关怀与提携,我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不可能走这么久。它不仅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而且还给了我好几个第一。
我第一次参加的小说笔会是《长江文艺》组织的,地点在襄阳市的一个招待所,被邀请参加笔会的大都是湖北小说名家,只有我一个是刚刚起步的业余作者。那次我写了一篇《太热的夏天》,不久也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
我的第一个小说奖也是《长江文艺》给我的,获奖作品题为《三个人的故事》,得了短篇小说头奖,刘益善老师还让我代表获奖作者上台发了言。
小说《三个人的故事》刊于1992年第9期
另外,我的第一个小说小辑也发于《长江文艺》,一次发了我三个短篇,同吋还配发了周昉老师为我写的评论……
——晓苏、陈智富:《晓苏:更为自觉地追求作品的精神性》,原载于《作家》2023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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