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智
摘 要：乌尔第三王朝是苏美尔人建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政权。面对地方势力带给中央王权的挑战，该王朝多位统治者通过建立王室城镇、直属行省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乌尔第三王朝中后期，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权矛盾爆发并导致统治者更迭。继任统治者在稳定局势后，面对外部压力选择重建中央集权，乌尔第三王朝王权达到新高度。但是，高度集权导致地方行省式微，乌尔第三王朝加速衰落，最终在内忧外患中灭亡。关键词：乌尔第三王朝 央地关系 中央集权 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约前2112—前2004年），被学界视为古代西亚地区早期中央集权国家的代表。哈佛大学教授施泰因凯勒20世纪90年代提出，乌尔第三王朝第二位国王舒尔基（Šulgi）通过施行10项改革，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此后，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统治。海德堡大学教授韦措尔特指出，舒尔基推行的一些中央集权措施，于其父乌尔纳玛（Ur-Namma）在位期间开始推动，还有一些措施可能仅在国家部分地区施行。慕尼黑大学教授萨拉贝格尔等认为10项改革中一些措施内容相似，因此尝试将舒尔基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缩减至8项，并表示只有3项具有一定可信度。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加芬克尔讨论乌尔第三王朝政府机构时指出，中央集权仅体现在王室对全国资源调配方面。维也纳大学教授泽尔茨则认为，舒尔基中央集权改革反映的一些传统，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纪中叶早王朝时代后期，只是由于乌尔第三王朝留下极其丰富的文献，才使后人对该时期的了解相对更全面，并将相应措施归功于舒尔基。欧阳晓莉探讨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时认为，其核心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机制上。总体而言，目前学界讨论乌尔第三王朝集权时，多聚焦集权措施的推行者、推行时间和具体内容，以及王室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等方面，缺乏对王朝整体中央集权发展及央地权力博弈的考察。近10年，数千份伊利萨格瑞格（Irisaĝrig）等行省的文献材料先后出版，为讨论相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本文利用新近出版的文献材料，以央地关系变化为切入点，探讨苏美尔国家中央集权演变，以期深入认识人类早期文明国家治理中的权力分配与博弈。在两河流域历史上，由乌尔纳玛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是苏美尔人政权的顶峰，也是该地区第二个实现统一的政权。苏美尔人统一政权雏形最早可上溯至捷姆迭特·那色时期（Jemdet Nasr，约前3100—前2900年），当时一些文献记录若干城邦的集体行动，其中一份记录了乌尔（Ur）、尼普尔（Nippur）、拉尔萨（Larsa）和乌鲁克（Uruk）等城邦共同向乌鲁克城保护神伊南娜（Inana）女神进献贡品，泥板表面印有包含上述城邦名称的印章，凸显两河流域文明诞生地乌鲁克城在苏美尔城邦中的重要地位。随后的早王朝时期（约前2900—前2350年），乌鲁克城对苏美尔城邦的领导作用愈发明显。据舒如帕克（Šuruppak）城邦多篇文献，乌鲁克率领包括拉旮什（Lagaš)、温马（Umma）、舒如帕克、阿达布（Adab）与尼普尔等南方苏美尔城邦联军，展开反抗北方城邦基什（Kiš）霸权的军事行动。一些学者就此认为，该时期苏美尔城市已形成较松散城邦联盟，乌鲁克起领导作用。到早王朝末期（约前2500—前2350年），温马城邦首领卢伽尔扎格西（Lugalzagesi）在阿达布、尼普尔、乌鲁克等城邦取得统治地位，征服最强大对手拉旮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第一次实现局部统一。然而，局部霸权并未维持多久。在卢伽尔扎格西统治的第25年，来自北方的萨尔贡将其击败并建立阿卡德王国（约前2350—前2150年），两河流域第一次实现南北统一。为管理幅员空前的疆域，萨尔贡及后继者开创性地通过设立行省、规划国王直属领地、神格化在世国王等方式，强化中央统治。此类举措可被看作两河流域中央王权统治的早期探索，后来基本被乌尔第三王朝继承。对南部原苏美尔城邦地区，萨尔贡采取因俗而治政策，任命归降的地方贵族为总督（苏美尔语：
，直译为“恩西”）统治。但该区域传统势力并未停止抵抗，萨尔贡的儿子李牧什（Rimuš）及孙子纳腊姆辛（Naram-Sin）在位期间，多次爆发由乌鲁克与基什等城邦领导的起义。到阿卡德王国统治后期，南部主要苏美尔城邦开始脱离中央王权统治，以原城邦传统疆域为核心，先后建立乌鲁克第四王朝、拉旮什第二王朝、乌鲁克第五王朝等苏美尔人地方割据政权。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出身乌鲁克第五王朝的乌尔纳玛在乌尔地区建立政权，并通过征战首次实现苏美尔人统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苏美尔王表》将该政权看作王权第三次来到乌尔，由此学界将其称作“乌尔第三王朝”。由于国王统治的疆域基本由以前的城邦组成，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各城邦国家的传统疆域融入治理体系。乌尔纳玛采取的措施是进行道路网络建设，以加强各地方人员、物资和信息联系，促进中央王权深入基层治理。道路建设被提高到与军事征战和神灵崇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甚至将统治期间一个年份命名为“国王乌尔纳玛建设道路以通上下之年”。一首乌尔纳玛赞美诗称颂道：“乌尔纳玛，乌尔之王，被吉兆命运决定之人，使整个道路贯通之人。”在此基础上，乌尔纳玛丈量疆域土地，将新近建立的各地方行政区土地面积及四周边界记录在“地籍文书”（Cadastre text）中，以书面形式明确统治区域并宣告中央权力覆盖范围。乌尔纳玛是乌尔第三王朝缔造者，而王朝第二位国王舒尔基真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建立中央王权统治。在国家治理架构层面，舒尔基沿用阿卡德王国行省制度，将控制和影响的区域划分为行省、边疆和附属国。国王负责外交政策及一般国家事务，各省在许多层面相当独立：总督主持各项工作，宗教场所的祭祀活动由行省自行组织，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中很大一部分依赖行省内部管理。神格化在世国王，是乌尔第三王朝承袭阿卡德王国政策加强中央王权统治的另一重要举措。从统治的第20年（前2075）或21年开始，舒尔基将自己神格化并在首都乌尔建造属于自己的神庙“山房”（苏美尔语：
hur-saĝ)。为向全体国民宣扬神圣地位，国王定期举办为自己庆祝的宗教节日，并修改历法将该节日作为月份名称。通过参加每年一度的国王节日庆祝活动，或在文字书写中使用带有国王名字的历法，中央王权在行省贵族官僚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不断加深。舒尔基的举措被随后几位国王效仿，他们借此获得与各行省传统信仰中保护神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中央王权进入地方权力架构提供新依据。在人类早期社会中，国王与神祇的关联通常被看作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与依据。但是，与同时期埃及统治者相比，两河流域国王在世期间被称作神的例子屈指可数，有学者甚至认为，此种现象仅出现在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一方面反映两河流域传统观念中凡人与神祇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表明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国王只有借助神的身份才能维持统一疆域的稳定。为加强中央王权与地方行省的联系，舒尔基进一步完善交通体系。他将统治的第6年和第7年，分别命名为“国王建设通向尼普尔的道路之年”和“国王（在一天内）往返于乌尔和尼普尔之年”，并在对自己的赞美诗中声称，“我是舒尔基，强大的王，万王之王。因为我强壮有力并自豪于自己的腰腿力量，我四处行走并规整全国的道路。我确立丹纳，我建造大的房屋，并在旁边开辟椰枣园。我修建一个休息的地方，并在此任命官员。那些来自下方的人，那些来自上方的人，都能在这个凉爽的地方乘凉。那些在旅途中需要在街边过夜的人，可以像住在城里那样在此停留”。以道路和驿站为依托，舒尔基每年或隔几年在全国开展土地调查，例如吉尔苏（Ĝirsu）省的土地调查从舒尔基统治的第42年开始，一直持续至最后一位国王统治初年。日本学者前川和也认为，土地调查很可能每年春耕前进行，使国王可预估新一年农业生产。利用对全国耕地状况的核查，中央王权可持续不断监控行省农业发展与财政状况。通过自我神格化，舒尔基及后任者把自己的名字植入地方流传数百年的信仰传统与历法体系；通过修建道路与开设驿站，国王将分散在各地的城市与地区连接到统一管理体系中；通过丈量国家土地，国王明确王权所及区域，在全国范围初步建立统治秩序。此外，舒尔基在统治的第39年，于尼普尔行省普兹瑞什达干（Puzriš-Dagan）兴建大型物资再分配中心，将战利品及外国进贡牲畜在此统一管理，并分配给各地方行省。舒尔基还在全国设立行省税（苏美尔语：bala，直译为“轮换”），利用成熟的陆路与水路交通，要求各行省轮流向中央王室提供实物或劳役。行省税的上缴数量与各地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实力强大的传统强邦如温马和吉尔苏，上缴数量和频率远高于实力较弱的行省。利用该方式，舒尔基尝试限制地方行省内部剩余物资，确保中央具备充足资源满足自身需求并开展全国性建设。虽然舒尔基采取多项措施巩固中央王权，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仍面临地方层面巨大挑战。如何进一步集中权力，成为乌尔第三王朝君主亟须解决的问题。萨拉贝格尔谈到苏美尔国家中央集权时指出，如今已没有学者会把乌尔第三王朝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行政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年代”，因为在行政管理各领域，不同地区差异巨大。他之所以有此判断，主要依据两个重要行省温马和吉尔苏在信使文献、粮食管理和祭司支出等方面的显著区别。然而，温马和吉尔苏在维护地方传统方面存在相似性。在温马省行政任命中，从总督到官员大多出自同一家族。在吉尔苏省宗教信仰中，保留着对当地前朝统治者古地亚（Gudea）的英雄化乃至神格化现象，美国学者米哈洛夫斯基称之为“对中央政权的沉默抵抗”。温马和吉尔苏在早王朝时已是实力最强大的城邦，虽然在随后的统一国家中降为行省，但管辖面积位居全国前两位，更是全国税收最重要来源。因此，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在维持赋税等统一管理前提下，默许其保留数百年的传统。乌尔第三王朝另一项默许地方保留的传统，是地方性历法。两河流域历法体系起源于早王朝，各城邦国家根据农业生产活动及地方习俗命名1年的12个月份。到乌尔第三王朝，虽然城邦已变为同一国家不同省份，但各地仍沿用之前历法体系。当行省上层仍为当地传统贵族，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依然使用本地特殊历法时，中央王权在地方面临巨大阻力。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之初，国王在保证全国经济资源统一调配下，尽量维持地方原有统治秩序，甚至将拉旮什第二王朝末代统治者纳姆玛哈尼（Nammahani）就地任命为吉尔苏省总督。此种“经济集权—政治分权”，可看作乌尔第三王朝央地关系早期阶段的特征。但是，面对地方行省可能对国王权威及统治产生的威胁，自第二位国王舒尔基开始，该王朝从行省内部划出土地直接归属国王。从历史上看，该措施并非乌尔第三王朝首创。早在几百年前的阿卡德王国，为应对南部苏美尔地区对中央统治的抵抗，国王就在由原苏美尔城邦组成的行省中划分土地直接赠予阿卡德贵族，使他们代表中央参与地方行省管理。舒尔基采取类似方法加强地方控制。例如，他在统治末期将温马省大量土地分给亲信，使当时该省首府温马城拥有土地的人员中，隶属国王的人数明显多于隶属总督的人数。王朝第三位国王阿马尔苏恩（Amar-Suen）统治时期，为照顾王室下属，地方总督向他们转让数百公顷土地。类似现象同样可在吉尔苏省看到，如一篇文献提到，当地600块“土地”（苏美尔语：
）中，480块属于神庙，另120块地的税收则直接“交给国王”（苏美尔语：zi-ga lugal）。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乌尔第三王朝国王利用新开垦的农业用地和从神庙等处收归的土地，在温马、吉尔苏等传统力量较强地区的周边建立王室城镇，实施直接管理。新建城镇的命名，很多带有国王名字，以及与居住相关的阿卡德语词汇，如“营地”（阿卡德语：uṣārum/aṣārum）、“居住地”（阿卡德语：maškanum）和“镇”（阿卡德语：ālum）等。王室城镇居民除本地人外，外部异族移民占据一定比重。一部分移民可能因为两河流域周边地区日渐严重的干旱，而迁徙到水资源丰富的两河流域南部，也有一部分是国王征服周边地区俘获的战俘。王朝第四位国王舒苏恩即位之初，远征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席马农（Šimanum）并将其摧毁，随后在尼普尔附近建立定居点安置战俘，将其命名为“席马农”。在建立王室城镇基础上，乌尔第三王朝通过联姻或委派王子担任总督等形式，将地方传统势力相对薄弱的行省纳入国王直接管理之下。位于边境扎格罗斯山脚下的德尔（Dēr，今伊拉克巴德拉）属于乌尔第三王朝外部行省，被研究者看作后来的呼罗珊大道（the Great Khurasan Road）西端起点。由于扼守通往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德尔长期有王室宗亲停留，如舒苏恩登基前曾驻守于此。在众多由国王建立或与国王关系密切的城镇中，伊利萨格瑞格的发展尤其体现乌尔第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进程。自美国学者欧文2013年发表超过1100份伊利萨格瑞格文献以来，其内容独特性与重要性引起研究者极大兴趣。欧文总结道，他所知道的1157个或更多的文献，为阿勒沙腊库（Āl-Šarrākū，伊利萨格瑞格的阿卡德语名称）的档案机构提供大量信息。它们是大型官方（可能是总督乌尔美斯Ur-mes）档案的一部分，或是涉及多位官员事务的相关档案等。此外，这些文献还增加有关王室的新信息，包括7位王子（苏美尔语：dumu-lugal），其中5位此前未见于记载；王子阿胡尼（Aḫuni）的妻子；9位公主（苏美尔语：dumu-munus-lugal），其中5位为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的新见人物；2位王后；5位嫔妃（苏美尔语：lukur），其中3位为新见人物，还有1位此前仅见于一篇祭祀铭文中；27位将军（苏美尔语：šagina），大部分此前不为人知；3位宰相的儿子（苏美尔语：dumu-sukkal-maḫ),其中1位为新见人物。如此众多的王室成员及其随从与官员出现在记录中，显示该城地位不凡。同时，档案中大量独特的祭祀记录提及众多神庙，表明该城具有重要宗教地位。伊利萨格瑞格最早出现于早王朝时期文献中，其在阿卡德王国时已成为行省。很难确定伊利萨格瑞格准确地点，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该城位于苏美尔地区中部，是连接苏美尔人统治核心区域与东部扎格罗斯山区的重要节点。施泰因凯勒推测，从伊利萨格瑞格经由德尔的路线，是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通过陆路进入伊朗高原最主要也是最南端的通道。从伊利萨格瑞格以南地区前往东部山区，只能经由波斯湾。虽然伊利萨格瑞格地处关键战略位置，但在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后最初几十年，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直默默无闻，目前几乎没有发现这一时期该地相关行政档案。阿马尔苏恩统治之初，随着外戚乌尔美斯成为伊利萨格瑞格总督，乌尔第三王朝将该行省作为推动中央集权的重要支点，使其一跃成为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中央直属行省。从第三位国王阿马尔苏恩统治的第3年（前2044），到王朝末代国王伊比苏恩（Ibbi-Suen）统治的第4年（前2025），乌尔美斯几乎一直担任伊利萨格瑞格总督，目前发现的属于该地区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来自他漫长的任期。乌尔美斯能在如此重要的行省长期担任总督，与其妻子瓦喀尔吞（Waqartum）是国王舒苏恩的妹妹密切相关。因此，在他担任总督期间，伊利萨格瑞格成为王室成员和高级别官员往返苏美尔本土与东部埃兰地区（Elam）的重要枢纽。根据欧文统计，至少有29位王室子女和21位总督被记录在伊利萨格瑞格文献中。由于地处要冲，伊利萨格瑞格接待了大量边疆行省总督及随行人员。与王室的特殊关系，更使其成为王朝维系与边疆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例如，在阿马尔苏恩统治的第7年1月和第8年1月，东部地区哈尔西（Ḫarši）两位总督一起两度途经伊利萨格瑞格，“从哈尔西前往国王所在之地”。除接待往来人员外，伊利萨格瑞格也为书信传递提供保障。王室信使和边疆地区人员经由伊利萨格瑞格，“拿着宰相的泥板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传递中央下达的政令与边疆信息。在伊比苏恩统治的第1年11月，来自席格腊什（Sigraš）、布里（Buli）、孜提安（Ziti’an）和胡尔吞（Hurtum）四个地区的人员就经由伊利萨格瑞格，“前往国王所在之地”传递信息。在出使东部山区的官员看来，伊利萨格瑞格成为其在苏美尔本土最后一站；而对于前往中央朝拜国王的边民来说，由王室亲属担任总督的伊利萨格瑞格，是他们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站。王室城镇及直属行省的发展，将国王权力渗透进势力强大的地区，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形成王室城镇与地方行省相互制衡的二元结构，可看作乌尔第三王朝央地关系中期阶段的特征。与国王关系密切的地区及首都乌尔，构成乌尔第三王朝的中央，而传统势力强大的行省、边疆和附属国则构成地方层面。虽然整体上看，两者呈现地方行省逐渐式微、王室城镇及直属行省日渐强大趋势，但国王在相当长时间仍无法彻底压制地方势力，最终导致两者的矛盾在阿马尔苏恩统治末期至舒苏恩统治初期达到顶点。乌尔第三王朝在阿马尔苏恩统治末期开始出现混乱，一些学者归因于阿马尔苏恩与舒苏恩的权力之争。法国学者拉丰将纷争形容为“权力的游戏”，并推测阿马尔苏恩在统治第6年军事远征后失去权力，从德尔城返回本土的舒苏恩开始统治国家。但拉丰也承认，无法解释为何一些官员能同时得到前后两代国王信任，以及为何舒苏恩掌握实际统治权后仍未马上登基，而且终其一生并未诋毁、抹杀阿马尔苏恩的统治。事实上，与王室内部权力争夺相比，地方势力与王室的矛盾冲突更可能造成混乱局面。阿马尔苏恩在统治的第6年亲率军队远征东部山区，威望达到顶点。随后，阿马尔苏恩在短时间内调整众多行省总督，包括地方势力强大的传统强省。例如，温马省总督乌尔李希（Ur-Lisi）在财产被没收后遇害，吉尔苏省新任总督由阿马尔苏恩的女婿大维齐尔阿拉德南那（Arad-Nanna）接任等。同前任相比，大多数新任总督与地方势力没有任何渊源，于是大范围替换前任总督任命的下级官员。阿马尔苏恩统治第7年的第10个月，国王在首都召开盛大宴会，其间千余名军事将领共同向国王宣誓效忠，乌尔第三王朝的中央集权由此达到新高度。然而，阿马尔苏恩一系列地方人员调整及号召军队效忠的措施，使许多行省陷入混乱。阿马尔苏恩统治末期至舒苏恩统治之初，全国各地中断节日庆典，温马省和普兹瑞什达干省的历法体系反常地在每年加入闰月，温马省驿站系统停摆，吉尔苏省的行政文献不再标识具体日期。在这一段混乱年代，伊利萨格瑞格行省总督也经历人员更迭。阿马尔苏恩统治的最后两年，乌尔美斯总督位置短暂被达达尼（Dadani）和伊拉鲁姆（Illallum）取代，进一步说明造成混乱的原因并非两代国王的冲突，而可能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由于乌尔美斯早在阿马尔苏恩第3年就成为伊利萨格瑞格省总督，因此很难想象作为舒苏恩女婿的他会被自己的岳父撤销职位。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中，位于普兹瑞什达干的物资分配中心在阿马尔苏恩统治时期的兴衰，可看作中央王权逐步加强却又因央地矛盾爆发而出现危机的写照。据刘昌玉统计，阿马尔苏恩继位之初，普兹瑞什达干有11个畜牧机构。在他统治中后期，因对外战争获得空前威望进而加强集权后，畜牧机构增加到19个。但在央地矛盾爆发后，地方行省开始建立自己的畜牧机构，如吉尔苏行省分别在阿马尔苏恩第8年和舒苏恩第1年（前2037）建立“牛屋仓库”和“羊屋仓库”。随着地方行省畜牧机构发展壮大，中央王权在普兹瑞什达干的畜牧机构到舒苏恩第3年已锐减到6个。面对混乱局面，接替阿马尔苏恩登上王位的舒苏恩即位之初便采取措施稳定局势，一定程度上恢复地方势力的特权。一是将此前收归国有的土地交还地方，如将吉尔苏省先前收归王室的地产予以归还。该地产最初被称作“纳姆哈尼之屋”，在阿马尔苏恩统治中后期被收归王室并改名为“阿马尔苏恩之屋”。舒苏恩即位后，该地产被归还给地方并恢复最初名称。二是将行省总督职位交还地方家族。如宗教中心尼普尔的总督，在乌尔第三王朝诞生前一直由乌尔美美（Ur-meme）家族成员担任，但阿马尔苏恩在统治期间一度剥夺他们的职务。舒苏恩即位后，尼普尔总督职位又重新交还乌尔美美家族，并一直延续至乌尔第三王朝灭亡。此外，舒苏恩采取措施稳定附属国局势，如帮助席马农地方统治者平定叛乱并恢复统治。席马农是乌尔第三王朝时两河流域北部地区重要国家，舒苏恩的女儿在父亲登基前就被嫁给当地统治者以促进双边友好关系。但舒苏恩即位后，该地爆发严重叛乱，统治者和舒苏恩的女儿均遭流放。舒苏恩迅速出兵平息叛乱，因此其统治的第3年被命名为“国王舒苏恩毁灭席马农之年”（苏美尔语：
）。舒苏恩逐渐平息地方行省的混乱后，北部边疆地区阿摩利人（Amorite）对国家统治核心区域的威胁日趋严重。事实上在此之前，包括阿摩利人在内许多最初生活在外围地区的人群，已进入乌尔第三王朝定居，一些人甚至进入国家行政机构。但当乌尔第三王朝因央地矛盾而在阿马尔苏恩统治末期陷入混乱后，生活在北方的阿摩利人开始趁机南下，侵扰国家核心区域。面对外部威胁，舒苏恩在统治的第3年修建高墙以图自保，并将其统治的第4年和第5年，均命名为“乌尔之王舒苏恩修建高墙‘阻止提德努姆（Tidnum）’之年”。为建造这一从幼发拉底河沿岸绵延至东部扎格罗斯山区的防御工事，舒苏恩需要在全国范围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从统治的第3年开始，舒苏恩重新采取一系列加强王权的措施，从而将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推向又一高峰，该王朝央地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在关系国家命脉的赋税方面，舒苏恩推行税制改革，设立面向地方行省及神庙管理者征收的新税种——王室税。它的设立不仅为王室成员消费提供新财源，也成为此后国家举办大型宗教庆典的财政支柱。而在负责物资再分配的普兹瑞什达干，从舒苏恩统治的第3年开始有大量牲畜被标识为“进献国王”（mu-du lugal），使中央可以掌握更多贡牲，进而加强对资源再分配的控制。各行省在央地矛盾爆发时建立的独立畜牧机构，运营随之陷入停滞。在此前各省分立最为明显的历法领域，舒苏恩将首都乌尔的地方性历法推广到全国，建立所谓“全国历法”（Reichskalender）。尽管有学者指出，全国历法仅在新建立的城镇得到全面施行，对于先前已使用地方性历法的行省而言，仅在涉及跨省份事项时才使用此历法。但此项历法改革仍可看作促进中央集权的措施，允许老牌行省在处理本省事务时沿用地方性历法，是央地权力博弈后双方妥协的产物。在王权进一步集中情况下，作为王室直属行省的伊利萨格瑞格地位迅速提高，因执行公务而在当地驿站领取补给的人员数量随之增加，每天平均人数从之前少于5人增加到超过10人。而同一时间，温马省和吉尔苏省的驿站则逐渐萎缩，接待人员数量及提供补给的种类和数量均大幅降低。到舒苏恩统治后期，地方行省的传统势力已无法对国王权威产生任何威胁，乌尔第三王朝的中央集权达到两河流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施泰因凯勒评价道，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家庭，几乎每个重要人物都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然而，当中央集权重新强化后，乌尔第三王朝并未如国王所愿实现长治久安，反而由盛转衰。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行省虽然此前一直对中央统治构成威胁，但由于地大物博，长期以来都是国家财政收入与物资分配的主要来源地。反观王室城镇与直属行省则土地狭小，如伊利萨格瑞格行省赋税贡献仅占全国税收不到2%，却因王室扶持而占用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当乌尔第三王朝后期地方行省式微时，虽然王室直属行省势力达到顶点，但自身发展难以长久维系。最后一位国王伊比苏恩尽管统治时间长达20余年，但从其统治的第2年开始就面临更严重危机。王权高度集中难以挽救危局，诸多行省先后脱离国王统治。其他仍在王朝统治下的区域出现严重粮食紧缺，受国王委派外出购粮的大臣伊什比埃拉（Išbi-Erra）趁机割地自保，最终自立为王，以至于国王不得不变卖神庙珠宝重新筹措资金买粮。面临内忧外患的乌尔第三王朝最终走向灭亡。对古代国家而言，如何平衡中央王权与地方传统势力的关系，是政权能否稳定存续的重要问题。作为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二个实现统一的政权，乌尔第三王朝建政初期为实现经济资源统一调配，采取政治上尽量维持地方原有统治秩序的“经济集权—政治分权”政策。随着整体国力在舒尔基统治中期逐渐走向顶峰，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追求中央集权。然而，受限于辽阔疆域，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仅能在一定领域实现中央集权。乌尔第三王朝中央集权雏形，可上溯至早王朝时期的苏美尔城邦国家。虽然阿卡德的萨尔贡中断苏美尔国家形态自然演变进程，但乌尔第三王朝在两百年后重新统治两河流域南部时，沿袭由萨尔贡开创的行省制度，将先前的城邦纳入统一治理体系。当乌尔第三王朝国力渐强之际，国王通过兴建王室城镇或扶持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行省，削弱地方传统贵族对王权的威胁。但当国王通过大规模更换地方总督进一步集权时，央地矛盾的爆发使国家统治陷入停摆。后继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矛盾，在面临巨大外部威胁时选择重建中央集权。不过，外部巨大压力及地方自身衰落加速了衰亡进程，中央集权也无法避免乌尔第三王朝最终在内外夹击下灭亡。乌尔第三王朝是两河流域继阿卡德王国后又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虽然仅存续一百余年，却成为后继者历史记忆重要组成部分。紧随其后统治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伊辛第一王朝国王，在多篇法律与文学文献中宣称自己是乌尔第三王朝继任者。古巴比伦时期统治者将乌尔第三王朝君主的事迹，特别是国王与大臣及地方总督联络的书信，作为培养书吏等未来参与国家治理人员的教材。从建国开始，乌尔第三王朝历经几代人努力，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但国家政权却在中央王权取得压倒性优势之际迅速衰落，盛极而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世产生持久影响。如何兼顾中央王权稳定与地方行省繁荣，成为两河流域后继统一政权始终需要面对的挑战。1000多年后的亚述和波斯等政权，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协调央地关系，从而在更大疆域内实现有效治理，如亚述帝国通过定期调整行省总督辖区等方式防止地方权力过大，阿契美尼德王朝通过设立监察机构等方式监督波斯境内地方总督。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与资源配置，才能保证央地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政权稳定并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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