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星河”中国部分的展品都非常有代表性，展板信息也十分详细，堪称浓缩版“古代中国”展。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各地形成了红山、良渚、仰韶、大汶口、屈家岭等文化。不同文化在中原地区交汇融合，在距今约3800年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开启了文明一体化进程。龙，这一跨越国家和文化的神话生物，在“文明的星河”特展中多次出现，其中年代最早的龙形文物，便是下图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这件玉猪龙出土于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以岫岩透闪石玉制成，距今约有6500-5000年。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件玉猪龙和C形玉龙，其中玉猪龙多出土于部落首领或萨满墓葬，兼具等级标识和神权法器功能。
玉猪龙的猪首象征农业丰饶，龙身寓意土地繁衍，其环形躯体与中央大孔可能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格局的核心物证。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于河南汝州阎村，距今约7000-5000年。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文物。陶缸上绘制的白鹳衔鱼和石斧图案，可能表现了上古时期的部落征战，被认为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叙事性绘画。此类题材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实证了上古时期华夏各地的文化交流。双耳尖底陶瓶多出土于黄河流域中上游。过去人们认为，此类器物是可自动倾倒汲水的工具（小时候看的物理科普读物就这么介绍），而最新研究则认为，这类尖底陶瓶可能是先民的酿酒器，小口防氧化，尖底可沉淀杂质。大批尖底陶瓶的出现，反映了酿酒的规模化，标志着黄河中上游地区农业的重大发展。仰韶文化圆点弧纹彩陶盆，出土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以彩陶闻名，其纹样有几何纹或动植物形象等，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观察与艺术表达。仰韶彩陶多样化的纹饰生动展现了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技艺、审美意识和精神世界。马家窑文化涡纹双耳彩陶壶，距今约5300-4000年。马家窑文化分布于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地区，以造型规整、纹饰繁复的彩陶著称，是继仰韶彩陶之后的又一彩陶艺术高峰。涡纹彩陶壶是马家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其图案可能源自先民对水流的观察，充满韵律感。马家窑文化的神人纹融合人与蛙的造型，体现了先民对生命繁衍和水资源的崇拜，被认为是黄河上游先民共同崇拜的“神祖”，也是祖先崇拜和巫术信仰结合的体现。这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以锻打或简单范铸法制作，其硬度、韧性、锋利度优于同时期的石质和骨质工具，是见证中华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物证。良渚文化玉琮，出土于浙江余杭瑶山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玉琮是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礼仪重器，主要用于大型祭祀活动以及标示贵族身份等级。其上以神人兽面纹装饰，体现了良渚社会共同的神灵信仰和权力象征。玉琮制作工艺精细复杂，是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礼制雏形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杰出代表。龙山文化镂空高足黑陶杯（距今4500-4000年，出土于山东安丘景芝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陶觚（距今3750-3500年）。制作精细的黑陶器是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代表。其大规模生产体现了手工业和社会等级的分化发展，也是中国古代礼制萌芽的核心物证。距今约四千年前，华北大片地区都出现了龙山风格的黑陶，这一时期被称为“龙山时期”，礼器制度变得愈发成熟。右侧陶觚来自二里头文化，年代相当于夏代中晚期。商周时期，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铸造技艺达到高峰，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等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确立的礼乐制度和分封制，构建起社会秩序和国家认同，"天下共主"理念促进了广阔地域内族群的整合，奠定了中华文明追求"统一"与"秩序"的核心特征，为后世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甲骨正反面均为占卜“某两人是否会前来”的内容，正面是卜问之辞，反面是对应的占断结果。斝是温酒、斟酒用的礼器。商代的礼器多为酒器，铜斝作为等级与身份的标示，常用于祭祀或贵族宴飨。所饰饕餮纹象征着商人对神灵与祖先的敬畏，以及对王权与秩序的神化，体现了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观念。
尊是流行于商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盛酒器，是敬天祭祖活动中的重要礼器，广泛用于祭祀与礼典活动。方尊四棱方体造型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生动写照，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秩序的永恒追求。
周代，用来烹饪的鼎成为礼乐制度的核心。这件铜鼎内壁刻铸铭文8行79字，是西周中期官僚制度、册命制度、等级秩序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等信息的关键实证。西周青铜器上的大量铭文，客观展现了中华文明在早期国家阶段的政治运作与社会治理。这是蔡侯墓出土的一套甬钟（共12件）中的一件，其中每件甬钟形制相同，但尺寸和铭文不一。蔡国是小国，但蔡侯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却多得惊人，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琉璃最初是青铜冶炼的副产品，工艺复杂，成本高昂。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就有少量琉璃制品出土，春秋时期，琉璃制品大量出现。湖南长沙出土了大量战国琉璃器，经检测，其成分属于中国本土生产的铅钡玻璃，和西亚的玻璃成分存在明显差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奠定了之后两千年的基本政治框架。汉承秦制并进一步发展，至汉武帝时国力鼎盛，文化上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交通上以张骞通西域为标志，极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物质的交流，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新阶段。秦汉两代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演进方向。此类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礼器大多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是为秦国国君所做的青铜器，体现了秦国作为诸侯的权力和地位。鸱鸮（猫头鹰）造型，为春秋早期秦国贵族或将领马胄（头盔）上的装饰件。在早期秦文化中，鸱鸮象征勇猛，是秦人尚武精神的写照。权是用于称重的砝码，这件铜权外壁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统一度量衡并强调其重要性的诏书，是秦代中央政府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一统制度的直接物证。陶砖上有阳文篆书十二字：“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从国家政治统一、农业繁荣、社会赈济三个方面表达了西汉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考古资料和研究显示，此类模印砖曾被批量烧制，集中用于官方工程，是西汉官方向官民宣示大一统国家观念和以农为本、以人为本的治世理想的系统实践。封泥是中国古代用于封缄文书并加盖印章的泥质凭证，流行于秦汉时期。通过这件封泥的文字可知，它应该是张骞家族使用的遗物，也是汉代经略西域，积极开拓的直接物证。秦汉时期，青铜器由象征性的礼器转变为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实用工具。此类铜灯体现了西汉手工业的技术革新和环保智慧，其灯盘可开合调节亮度，油灯燃烧的烟尘经雁颈导入腹腔后溶于水中，具备一定环保作用。贮贝器用以存储作为交换中介的贝币，是云南古代滇人很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滇人的青铜器大多以失蜡法铸造，形象生动而独特。这件贮贝器盖面铸有立体的纳贡场景，17人分为4组，各具神态。东汉之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持续近四个世纪的动荡中。这一时期，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在对抗中日渐融合，来自南亚的佛教影响日益深入，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伴随佛教一同进入的，还有中亚、南亚的造像和绘画传统。这件背屏式高浮雕造像正面雕一佛二菩萨，主尊为释迦牟尼，胁侍菩萨立于两侧。其后为火焰纹背光和圆形顶光，背光上分层刻有忍冬纹、火焰纹，身旁及头部周围刻有飞天等。
581年，隋朝终结了南北朝的分裂状态，创立了日后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并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经济文化动脉。此后的唐朝以空前包容开放的胸襟推进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都会之一。隋唐两代通过制度革新、交通建设和文明互鉴，将统一多民族国家推向新的高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融合力与创造力。
隋代绿色玻璃瓶，出土于陕西西安李静训墓。
玻璃烧制技术源于西亚，李静训墓出土玻璃器20多件，既有中式高铅玻璃，也有西式钠钙玻璃，表明当时中国已采用西方玻璃工艺，能够制造出质量较高的钠钙玻璃。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瓶也是禁止出国文物，其含铅量较高，属于中国本土制造的高铅玻璃，器型带有萨珊波斯风格。
隋代青釉猴俑。
猴首人身，造型逼真，是十二生肖观念的体现。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的十二生肖源自先秦的动物崇拜，隋唐时期，陪葬生肖俑成为一种风尚，流行到宋元时期，甚至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银币，出土于河南陕县刘家渠隋代刘伟夫妇墓。
魏晋至隋唐时期，波斯银币随着丝绸之路流入中国，迄今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上千枚萨珊王朝的波斯银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物证。
这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成熟印刷品实物之一。上面印有佛教密宗用来消灾祈福、随葬护身的“陀罗尼”。雕版印刷在唐代已趋近成熟，大大加速了宗教和知识的传播，深刻塑造了此后东亚乃至世界的知识传播和文化发展轨迹。沙漠之舟骆驼，是“丝绸之路”的象征性符号，在北朝至唐代的塑像、壁画中频繁出现。象征东西方交流的骆驼形象，常与体现多元文明交融的胡人或使者一起出现，体现了唐代的开放与文明互鉴。唐三彩器物大量出土于中高级官员或高级贵族墓葬，体现了唐代丧葬的奢侈之风。这件三彩陶罐装饰有宝相花、联珠纹、胡人乐舞贴塑等域外元素，造型也带有中亚、西亚金银器的风格，体现了唐代对异域文明的吸收和转化。胡人俑在隋唐时期很常见，它体现了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上人员大规模的双向流动。胡人多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方，作为商人、乐师、侍从、军官等来到长安、洛阳等大都市，成为亚欧大陆文明交融的缩影。产自浙江的秘色瓷以“千峰翠色”的釉质和轻薄透光的胎体，成为唐代制瓷技术的高峰。这件秘色瓷碗釉面萤润，和佛骨舍利一起封存在法门寺地宫，在《物账碑》中被明确标注为“瓷秘色”，解开了秘色瓷之谜。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贴人物纹壶，出土于湖南长沙铜官窑遗址。长沙窑兴盛于中晚唐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亚非各地。瓷器上常贴塑胡人、椰枣纹等定制化纹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这是印度制作的便携式佛教造像，由两片象牙雕刻而成。每片各有27格，以连环画形式雕刻佛教故事，雕工十分精细。此类小型牙雕因易于携带，在隋唐时常作为僧侣或朝贡使团随身供奉的圣物。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民国拓本），原碑1623年出土于陕西周至县。大秦即东罗马帝国，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原件现存于西安碑林，碑文由景教僧侣景净撰写，叙述了景教的基本教义以及它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情况，是研究唐王朝和罗马帝国文化交流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唐亡之后，中华大地又进入数百年多个政权并立对峙的年代。相较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动荡，这一时期的战乱没有那么频繁，无论是南方的宋，还是北方的辽、金、西夏，在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层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伴随着唐宋之际的一系列变革，中国的经济中心转向南方，进入一个社会生活更加丰富的时代。这是五代时期吴勿昌携家人为亡父追冥福而定制的供养物。画幅上部主要绘制观音变相，下部绘供养人像。画面内容融合汉地习俗、自然崇拜和佛教教义，体现了五代向宋代"人间性"审美的过渡。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多流散海外，此幅为国内保存为数不多的绢画之一。两宋时期，瓷器制作技艺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瓷器以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最为著名。图中从上到下分别为宋代哥窑青釉葵口盘、南宋官窑粉青釉铜扣葵口盘、北宋定窑白釉刻花铜扣葵口碗、金代钧窑天蓝釉“八”字款六角洗，体现出宋代瓷器素雅的审美风格。辽代绿釉贴塑云龙纹皮囊壶。
皮囊壶是辽代最具代表性的瓷器器型之一，其造型源自游牧民族的皮质水囊，体现了契丹人从游牧向半农半牧生活的转型。皮囊壶的出现，折射出辽宋并立时期的文化互动，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元代青花莲池鸳鸯图葵花口盘。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唐代，元代，随着海外需求的增加以及统治阶层的需求，青花瓷烧制逐渐兴盛，甚至成为中国瓷器的象征。元代青花瓷器多使用中东进口的“苏麻离青”釉料，存世不多，非常珍贵。在伊朗和土耳其，收藏有大量青花瓷器，可见当时中国青花瓷在海外的盛行。
宋代《清明上河图》今人摹本。
《清明上河图》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风俗画，以近乎全景的视角再现了北宋全盛时期都城汴京的市井生活，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市民阶层崛起的历史背景。持续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最终被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终结。元朝建立了空前统一，并且带有国际色彩的多民族国家，确立行省制度以治理广袤疆域，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本轮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最早的纸币。1287年，忽必烈改发至元宝钞，在元朝统治所及的全部地域内流通，开创世界大范围纸币流通制度的先河，促进了帝国境内不同族群之间的贸易往来。此饰件由青玉镂雕而成，纹饰融合北方游牧民族“春水”“秋山” 特色题材。"春水"玉描绘的是春季狩猎时，用海东青捕捉天鹅或大雁的惊险瞬间；"秋山"玉表现的是秋季在山林中狩猎虎、鹿等动物的场面，是了解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独特"捺钵"文化的重要资料。
明、清是中国最后两个大一统封建王朝。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社会高度成熟，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完备，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永乐大典》《天工开物》等典籍系统整理了历代知识以及手工业成就；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影响深远，小说、戏曲、书画艺术达历史高峰；西方科技与中华文明交融，丝绸、瓷器及儒家思想远播欧洲，促进了全球文化的互动。
明代南都繁会图卷。
《南都繁会图卷》以纪实的笔触，从商业、生活两个维度全景展现明中期的南京城。画中“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等琳琅满目的招幌，体现了南京百货云集、五方商民杂处的繁荣商业，以及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作者细致描绘了南京民间的文艺活动、社会风情，展现出南京繁华的市井生活和丰富的文化活动，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
这幅画的展柜和打光都不大行，不过难得能见到一次真迹，也不容易了（国博日常陈列此画的复制品）。
龙泉窑创烧于三国两晋，宋元时期最为繁盛，产品行销海外。明代龙泉窑承担宫廷用瓷烧制，亦生产大量民用及外销瓷。此类大瓷盘多用于盛装食物，如在祭祀活动时盛放供品，较大的体量正符合实用需求。同时，龙泉窑烧制的大盘、碗、罐等器物也是明代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远洋贸易的标志性大宗商品，并成为中华文明物质文化广泛传播与交流的历史见证。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
明代初年通过郑和下西洋带回大批苏麻离青骨料，为青花瓷器提供了优质色料。这件折沿盆造型与中东地区的金属器皿类似，体现了明初新的审美趣味、技术创新和中外文化的融合。
明代双凤楼阁人物金簪，出土于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
此类金簪为明代皇室贵族女性头饰，一般插在左右两鬓，常成对出现。益庄王与妃子合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陪葬品，其中楼阁人物金簪尤为突出，是我们窥探明代藩王家族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实物资料。
清代大阅制度始于皇太极时期，每三年一次。仪式中，皇帝全副武装，检阅八旗军诸兵种，以壮军威、鼓士气。1739年，乾隆帝身着大阅甲在南苑检阅八旗军，其形象在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的画作中就有体现。这件便是乾隆帝大阅时穿着的铠甲和头盔。这是制作皇帝龙袍的袍料，面料为绛色绸缎，其上以绿色孔雀羽线满绣袍地，再以二色金线缂织龙纹，间饰五彩祥云、蝙蝠和暗八仙纹，下摆饰海水江崖及仙鹤衔筹飞向楼阁殿宇，组成"海屋添筹"吉祥图案。袍料是按龙袍的形式、尺寸及纹样织成的面料，属于龙袍的半成品。
清乾隆，郎世宁，松鹤同春图轴。
郎世宁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康熙末年成为清朝的宫廷画师，受到清代统治者的赏识。他开创了清代宫廷中西绘画兼用之风，这件作品就体现了中式吉祥题材和西方绘画技法的融合。
清乾隆，金廷标，皇清职贡图卷
《皇清职贡图》共四卷，由乾隆帝亲自授意、宫廷画家金廷标等绘制，每卷都有乾隆帝御撰题额。图中按地域系统描绘了西南、西北及沿海等地数十个族群的形象，精细描绘各族人物特征与代表性贡品，直观展现了清朝中央对边疆民族实施的"因俗而治"政策。
清代改琦款红楼梦图册。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巨著，深刻反映了中国十八世纪中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不断涌现出以此为题材的版画、连环画、画册和绣像等艺术创作。清代嘉庆道光时期著名人物画家改琦应李筠嘉之约，采用"一图一咏"的形式绘《红楼梦》图册，共五十幅，凡五十五人。
清代聊斋图说册页。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借鬼狐和托梦故事，揭露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感情。《聊斋图说》册页根据《聊斋志异》绘制,原计四十八册，今存四十六册。图册绘《聊斋志异》故事篇目420个，绘图725幅。
清乾隆霁青釉海晏河清尊。
"海晏河清"，意指大海波平浪静，黄河水澄清，常被借喻国泰民安、天下太平。"河清海晏，时和岁丰"承载着古人对理想生活图景的祈盼。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此瓷尊被赋予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此件瓷尊为景德镇御窑烧制，传曾陈设于圆明园海晏堂。
国博古代中国中也陈设有一件海晏河清尊，形制类似，但体积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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