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扬
摘 要：五四运动虽影响香港，但在文化层面极其有限。省港大罢工后，港英政府和部分商绅共谋剥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取其封建卫道思想对抗五四新文化，掀起维护殖民统治的文化逆流。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向华南流播，省港党组织得以重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青年中唤起五四精神，营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社会氛围，改变了香港的文化面貌。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南下左翼文化精英与本地青年将香港打造成为内联外通的抗战文化枢纽。中国共产党文化救亡的本质，是通过救亡与启蒙相结合的实践破解殖民文化霸权、坚定抗战信念、捍卫文化主权，引导香港社会文化发展的前行方向。1941年初，身处延安的中共香港市委原书记吴有恒向中央提交数份工作报告，详细记述香港党组织重建与发展历程，不止一次提到香港青年在抗日救亡中“开始了他们的‘五·四’运动”，并称之为“启蒙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吴有恒看来，大约20年后才在香港开始。学界一般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到沦陷前的香港因其所处的特殊环境，逐步成为华南抗日救亡的文化中心，亦有学者洞见彼时五四精神的“在地化发展”。实际上，正是五四精神在香港的复现，才推动香港成为文化中心。这一重要因果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作用，未能在先行研究中得到充分阐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文化救亡工作，旨在通过唤起五四精神引导民众坚定抗战信念、反对投降分裂。中国共产党将五四精神爱国的核心价值与香港社会对救亡与启蒙的迫切需求相结合，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激活潜隐的变革力量，改变社会文化面貌，进而团结带领南下左翼文化精英和本地青年，将香港打造成为内联外通的抗战文化枢纽。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地区的革命历史资料，辅以报刊、忆述和档案文献，希望回答以下四个问题：“香港五四”缘何较内地有约20年“时差”？省港党组织怎样通过文化救亡活动重整？五四精神如何在香港青年中被唤起？唤起“香港五四”创造了怎样的局面、产生了何种影响？五四运动开辟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新道路，救亡与启蒙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题。然而，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香港只有9名8—17岁学生持伞游行以及零星的抵制日货活动，思想文化层面的变化极其有限。港英政府压制损害英日同盟的言行，同时为维护自由港地位，以强硬措施应对罢工。抗战时期担任东江纵队司令员的曾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曾求学香港，他原以为香港教育比家乡先进，没料想就读的香港超然学校“十分落后，课程没有什么新知识，净是讲老八股文章，进行填鸭式的教学”。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持续16个月，深深震撼香港社会。当年10月，工潮高峰稍稍回落，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旭龢（Robert Kotewall）提交一份应对工潮的备忘录，建议改革香港中文教育，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提出建立一个从中文小学到中文中学的分级学校系统，在香港大学设立专门的中文系或中文学院，认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应着重强调儒家伦理，在中国，儒家伦理或许是布尔什维主义有害学说的最佳解毒剂”。将罗旭龢的建议从纸面变为现实的，是当年11月上任的第17任香港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这位港督积极推动中文教育发展，在“昌明国粹”的表面下，融入殖民统治“新思维”。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革命风暴在香港暂时止歇，此后十年，政治上的殖民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相结合，构成香港社会文化的主流。这种环境的形成，是英国殖民统治者和香港上层华人封建势力勾结共谋的结果。双方“共谋”的目的是通过对旧秩序的“卫道”对抗革命运动。“遗老”和“洋大人”“惺惺相惜”，究其本质，是前者服膺后者，借“维护道统”之名拒斥救亡与启蒙，在殖民统治下延续既得利益；后者借助前者建构保守主义文化环境，对抗革命思潮，维护统治地位。1927年“孔诞”之际，香港超然学校张贴对联，宣称“祝圣”的目的是“免得赤化宣传”，“挽回世道人心”。《循环日报》发表《孔诞祝圣言感》称：“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思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香港市委认为，香港“教育事业中的黑暗是比国内任何一个大都市更睁眼不开的……大部分的学校都要读四书五经，尤其是英文学校更非特设一中文‘经书’一课不可”，因此“这种毒害使香港的知识青年从来没有过‘五·四’运动”。“共谋”的主要实践是在香港大学创设中文教学体系。创办香港大学的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承认，设立港大旨在助力并扩大英国对中国的掌控。英国殖民统治者深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强推西化难免效果不彰，需要“古为今用”，“中为西用”。1927年6月24日，港督金文泰在总督府举办茶会，邀请赖际熙、周寿臣等前清遗老和香港商绅出席。金文泰刻意用广东话发表演讲，提出中国人“要顾全自己祖国学问”，“应该‘整理国故’”，“令中国道德学问普及世界”，解决办法就是建立港大华文系。当年，香港大学设立华文部（Chinese Session），之后该部升格为中文学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1927年，鲁迅两次抵临、一次途经香港，当地尊孔复古风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香港遭遇讲稿禁刊、审查、搜身，加剧了他对殖民统治的反感。2月18日和19日，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先后发表《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他有意指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返穗之后，鲁迅注意到金文泰6月24日演讲时引用的集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学生界》特刊《汉声》封面题词，本为伸张民族革命的口号却被殖民统治者有意利用、借题发挥，将“反清光汉”的新旗帜变作“通古贯今”的招魂幡。鲁迅讽刺道：“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的关于国粹的演说……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当时，香港社会将金文泰尊为“金制军”，以“太史”、“爵绅”敬称赖际熙、周寿臣。“制军”、“太史”和“爵绅”三个称谓实际上代表殖民文化的三股势力：港英官僚、前清遗老和香港商绅。在鲁迅眼中，香港“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在文化上“粗浅平庸到这地步”。“制军”金文泰是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代表，这位被称为“中国通”的港督出生于印度，毕业于牛津大学，1899年以官学生（cadet officer，后称“政务官”）身份加入港英政府。他精通中文，醉心于中华传统文化，喜结交前清遗老。他不仅对香港，亦对中国内地有着基于亲身体验的深入了解。港英政府高度依赖官学生出身的英籍公务员管治华人社会，其大多毕业于英国的中学或大学，流转于港英政府多个部门。1861—1941年，港英政府招募的85名官学生中，绝大部分人的广东话程度足以应付工作需要，其中一些人堪称香港历史、地理专家。“太史”赖际熙进士出身，曾任国史馆总纂，辛亥革命后移居香港，1913年开始在香港大学文学院任汉文讲师。中文学院成立后由其主掌，与区大典等另外三名前清翰林教授经史之学。香港市委认为，香港文化教育“主要是依靠于封建势力的利用，在尊重中国文化、保存国粹精华这样的名义下，去散播孝君敬长的思想以达到他的奴化全港青年而为其使用的目的，因此，什么太史、举人等的仁义道德之徒在香港是被尊为无上学者”。“爵绅”周寿臣出生于香港岛黄竹坑新围，被清政府遴选为留美幼童，毕业于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回国后辗转于海关、铁道等多个部门为官，辛亥革命后辞官回港，1926年成为香港行政局首位华人议员。以周寿臣为代表的上层商绅是港英政府管治华人的中间人。他们人脉极广，势大权重，得到殖民体系庇护，维系宗法观念。面对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他们既无力回应，也不愿走下历史舞台，便尊孔卫道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1928年，香港大学因财政困难，拟裁撤中文学院。金文泰从中斡旋，周寿臣、罗旭龢等捐款20万港元，邓志昂和冯平山捐款兴建教学大楼和图书馆，中文学院得以维持。“制军”、“太史”和“爵绅”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警察拘留并审讯转移到香港的起义者246人，他们中只有30人获释，其余被驱逐回内地。1931—1934年，港英政府多次将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移交广东当局。国民政府高官傅秉常在港大就读时，每周两次去赖际熙、区大典家中请益。1927年，他曾向伍朝枢推荐赖际熙之子赖忭昌进入外交部，称其“甚诚实可靠，甚勤学，可靠之材也”。傅秉常和伍朝枢是连襟，他们的岳父是香港商绅何启。香港经济水平领先，思想文化却落后于内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5年1月，因接受香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胡适访港5天。他的观感是：“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不过，得益于当时“沪港双城”的特殊格局，伴随大规模贸易往来，书报流通渐成常态。大革命虽暂时停歇，左翼文化运动却从上海扶摇而起。新风“吹入”香港，香港的书店开始有沪版左翼书刊出售，部分青年深受影响，尝试新文学写作，新文化由此在香港潜隐下来。1935年1月6日，就连并非左翼人士的胡适也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发表演讲时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香港社会文化走到一个新旧交替的关头。针对香港社会文化背后的政治因素，吴有恒在报告中两度提出，英帝国主义以封建方式殖民统治香港。这一判断，实际明确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文化工作面临两大任务：以反帝反殖为目标的救亡和以反封建为目标的启蒙。20世纪30年代中期省港党组织重建之际，共产党人在香港遇到的便是这样的环境和挑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级领导机关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工作，但屡遭破坏，省委机构3次更名，主要领导10余次更迭。1934年9月，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遭港英政府破坏，工委书记郑怀昌被引渡至广州杀害，党的广东省级领导机关被迫停止活动。1936年，港英警察声称：“两年来香港没共产党的案件，共产党的组织被消灭了。”随着“一二·九”运动影响自北南来，省港党组织借文化救亡活动得以重建。香港社会三方面变化为党组织重建创造了条件。首先，潜隐香港的新文化火种燃起。在上海左翼文化影响下，随着《伴侣》《铁马》《红豆》等新文学刊物创办，刘火子、李育中、黄谷柳、李游子等一批本地作家崭露头角，报纸的副刊成为新文学发表阵地。香港大学校长康宁（William Hornell）将中文学院纳入文学院并改为中文系，有意边缘化赖际熙等人，以适应学校管理和形势变化。港大学生已对经史之学不满，加之学费高昂，至1936年1月，中文系只剩一名学生。为扭转中文教育的颓势，新文化运动健将许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主任，他大刀阔斧改革中文教育，让新文化扎根香港。其次，福建事变后，以十九路军将领为骨干的抗日反蒋力量汇集于香港，各种统战性质的救国组织建立。党组织委派潘汉年、梅龚彬、宣侠父等赴港开展统战工作。在梅龚彬等推动下，1935年秋，李济深、陈铭枢等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赴沪参会并当选常务委员，返港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再次，“一二·九”运动声浪向南推进，省港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浪潮。1936年，一批广州进步青年汇聚香港。他们大多来自中山大学、勷勤大学、广雅中学、中大附中，受左翼文化影响，通过中国青年同盟（以下简称“中青”）和“突进社”凝聚起来。“中青”创始人王均予原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出版部负责进步杂志《时代文化》的编辑发行，因组织被破坏南下广州，将当地读者会改名为“中青”，在各学校发展成员，曾生、王作尧等140余人加入。“突进社”由何思敬创建，通过读书会发展了张直心、饶彰风等100余名成员。得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中青”、“突进社”成员组织并参与多次游行。因广东当局镇压学运，何思敬等避走香港。1936年1月13日，广东当局组织暴徒袭击游行学生，多人伤亡，酿成“荔枝湾事件”。曾生等“中青”、“突进社”成员避匿香港。立足“香港屋檐”下，失联党员和进步青年将抗日救亡和重建党组织两项使命结合在一起，香港的群众运动开始跟着大陆的“学生运动的开展而重新复活起来了”。香港青年的政治意识在文化救亡活动中被唤醒。“苦闷”是香港青年面对民族危机的共同感受，“广大的中文学校的青年学生，由于亲身看到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心里是蕴藏着‘无可告诉’的民族仇恨，他们热望着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可是在帝国主义高度的压力下，没有活动的可能和机会罢了”。文化救亡让青年看到希望，“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的销数突破以前一切杂志的记（纪）录……巴金的小说也得了一些青年的欢迎”，因而“民族觉悟的种子开始在少数青年的心坎中发芽生长，十个人以下的研究性质的小集团不断的开始在产生。党的八·一宣言的传播，团结了一部（分）左倾青年，香港青年的政治活动开始了”。此外，具有革命传统的香港海员也重新组织起来。大革命失败后，散落在国内外各港口客货轮上的海员党员，通过余闲乐社开展活动。1935年7月，余闲乐社总社在香港成立，几艘国际客轮中的海员是主要成员，通过演戏、举办音乐会向华侨乘客募款，以资公益福利。1936年初，避走香港的曾生经族人介绍成为“日本皇后”号客轮海员，他与该船失联党员成立同乡社团“惠坪乐善公所”，借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赤色海员总工会负责人丘金介绍曾生加入余闲乐社，他们一面动员海员，一面寻找党组织。1936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认为，发展各地党组织应打破地区限制，为此，北方局书记高文华委派河北省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薛尚实到香港开展工作。薛尚实赴港后与宣侠父、梅龚彬等取得联系并结识何思敬，加入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任组织部部长，与省港各救亡团体联系并开展工作。同时，王均予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并恢复党籍，奉命重建党组织。为加强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中央派遣刘少奇赴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刘少奇指示返津报告工作的薛尚实联系两广实力派，相机在南方建立组织。薛尚实返港后建立基层组织，发展吴有恒等入党。同时，王均予以“中青”为主轴重建中共广州市委。1936年9月，薛尚实报告北方局，要求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临委”）统一领导华南工作。随后，薛尚实从广州、梧州调集饶彰风、莫西凡，连同在香港的姚铎、苏惠等，组成南临委机关。南临委成立后即参与鲁迅悼念活动。新文化运动先驱鲁迅逝世后，香港党员通过《大众日报》推动基督教青年会发起追悼大会。《香港工商日报》报道：“查鲁迅多年前，曾在青年会演讲《无声的中国》，引起华南人士之注意，今复假该会为会场，当更有深切之意义。”1936年11月11日，香港文化界追悼鲁迅大会在青年会礼堂举行，千余人参加，盛况空前。通过合法方式、参与宗教团体举办文化活动联络青年，是当时党在香港开展文化救亡的重要途径。“经过了鲁迅纪念大会、援绥运动大会等工作转向公开合法的尝试，基本上打破了当时群众运动秘密路线的传统”。南临委以香港为活动中心，在其领导下，省港各地党组织陆续重建。南临委在香港建立三个党组织。一是1936年11月成立香港市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工委”），领导本地工作，统管港澳两地党组织。建立初期，市工委主要由一群文学青年领导。吴有恒自幼接受私塾教育，7岁能作诗，读中学时因参加抗日游行被开除，1936年又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通缉，避难香港后被薛尚实发展为党员。李士洋是广州中学生，任市工委书记时只有十八九岁。李游子即前文提及的香港作家，大革命时入党，失联后赴港谋生，岳父是港英警探。1933年，香港谣传丁玲遇害，他创作三幕剧剧本纪念丁玲。担任市工委书记期间，李游子在九龙荔枝角道经营一家书店，兼作党的通讯机关。市工委还专设文化支部，由吴华胥任书记，负责本地文化宣传。1937年5月，吴华胥、李育中等创办香港中华艺术协进会，吸纳杜埃、梁上苑等省港青年作家一二百人。李育中特邀书画家、“太平绅士”杜其章担任理事长，促成艺协成功注册。二是1936年12月成立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委”），领导海员党员。南临委派遣返穗复学、经王均予介绍入党的曾生到香港海员中开展工作、建立支部、成立海委。曾生一边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一边通过余闲乐社发展组织。为支援绥远抗战，曾生组织海员募集钱款和物资，借社刊《余闲》宣传抗日。此外，海委还在九龙庙街创办“新文化书店”销售进步书籍并向海外邮寄宣传品。三是1937年初成立香港文化特委，领导报刊社的党组织和党员活动。文化特委还负责联系粤、闽、桂等省文教活动，与香港及海内外各通讯社建立联系。全面抗战前夕，省港党组织在文化救亡活动中完成重建，其骨干多为参加“一二·九”运动或受其影响的青年，多以读书会联络同侪，借文化活动发展党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组织架构基本形成。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暂时免于战火，为开展文化救亡工作提供了条件。第一，较之沦陷区和国统区，香港环境相对安全，港英政府“在不妨碍香港治安和英日帮（邦）交”前提下允许群众运动有限开展。第二，上海等地资本家迁港投资建厂，大批难民进厂务工，加之粤省师生迁港复校，劳工和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群众基础。本地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2月，市工委改组为香港市委。至1939年11月，包括市委、海委等在内的香港党组织，设77个支部，有党员631人。在共产党人看来，五四精神与时俱进，以爱国为核心价值，当时体现为坚持抗战。青年作为反帝反封建先锋应联合民众，共同反抗侵略、反对投降。由于英国对日本姑息迁就，香港成为汪精卫集团活动的“自由地带”。港英政府的文化教育，内容是封建与奴化结合，手段以压迫与利诱兼施，但香港青年“民族观念并没有因此而息失”，反而“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的面目，汇成一道民族解放运动而伏流在那里”。因此，救亡运动应当进一步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通过开展抗战文化活动为青年提供道路指引，进而为香港这个“闷沉沉的安乐窝”营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社会氛围。唤起五四精神须唤起青年学生。当时香港有各类学校1200所，学生11万人。除“救亡分子”外，香港市委将学生分为四类，分析其出身、特点和动员路径：学生中“死读书的”希望毕业后进政府、海关和洋行，因毕业即失业而对社会不满；“享乐主义的”多出身买办家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外语能力，便于开展上层工作和国际宣传；“信仰宗教的”秉持人道主义，多参加社会服务，是统战工作“不可缺少的力量”；“爱好体育的”民族情绪和国家观念强，是最主要的争取团结对象。香港市委将学生工作视作“启蒙运动”，抓住学生普遍面临的出路问题，提出“救国工作也就是救己的工作”，将迷茫于前途的个人引入抗日救亡的集体。党组织将香港学生赈济会（以下简称“学赈会”）打造成为动员学生的重要平台。学赈会成立于1937年9月，以赈济战争难民为使命，由香港大学学生会牵头、20余所学校委派代表筹组。香港党组织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学赈会工作，学生支部书记钟明担任学赈会党团书记并出任该会计划股股长。学赈会将文化救亡与学生兴趣相结合：举办音乐会，邀请马思聪等音乐家义演；组织卖物会，由各校摆摊布设飞镖、弹子、抽签等游戏；发起“三天节食节用运动”，开始时举办宣传演说，结束时组织联欢会；由基督教青年会出面邀请史良、陶行知等演说或安排座谈会；开办夏令营，内容包括旅行、体育、歌咏、戏剧等活动；出版会刊《学生呼声》，在《大众日报》开设《学生堡垒》周刊。学赈会注重活动策略，要求“一切集会行动依法报告，尊重地方治安法令，装成似模似样的香港公民”。为避免麻烦，卖物会飞镖游戏虽以敌首和汉奸画像为镖靶，却不写姓名。声援罢工、罢课等斗争，不用学赈会名义组织，或仅以第三方名义进行调解，使“非法”工作“得合法的掩护”。学赈会聘请社会名流为顾问，常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开展活动。同时，党在青年劳工中唤起五四精神。与学生相比，香港劳工数量更多、分布更广。战争推动香港工业扩张，港英政府统计，1937年仅登记在册的工厂中就有5.4万余名工人。香港市委估计，1939年香港劳工约55.45万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此时，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体系稳固，统治策略由“自由放任”转向“干涉主义”。伦敦向香港施压，港英政府被迫重视糟糕的劳工状况，于1938年任命柏特士（Henry Butters）出任首任劳工主任并主持香港首次劳工调查。报告显示：工人工作时间远超一般工厂9小时标准，不同工种薪资差异极大；战时物价高企，工人入不敷出，普遍面临住房条件差、数量少、租金高的问题；大多数厂房由民居唐楼改建而成，安全隐患极大；尽管法律禁止，但雇佣童工现象仍相当普遍。工人承受生活重压，又被殖民统治束缚，身处山河破碎的时代氛围，精神极为压抑。香港市委动员劳工亦从文化活动着手。内地失学青年进厂务工，提升劳工整体文化水平。据曾任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党总支宣传干事的周小鼎报告，青年工人普遍具备阅读能力，小学文化程度的约占六七成，“初中程度的约占百分之十；高中程度的约有一、二人。工人中绝大多数能看书报”。据柏特士调查，该厂印钞部一位24岁冯姓工人在浙江接受教育，不仅能读会写，还能说和写一点英文。此外，工人普遍爱好旅行、游泳、踢球、看抗战电影和话剧。香港市委领导印刷业工会，在中华书局香港分厂设立识字座谈会、读书会、歌咏团、话剧团、足球队、乒乓球队等，60余人的歌咏团“在香港很有名”。党组织通过读书会组织工人讨论剩余价值等问题，接近党组织的工人，多半看《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大多数党员能写文章，向壁报和工会刊物投稿。看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党员不少，6人看过《列宁选集》，几人翻过《资本论》。该厂约1800名工人中，党能够完全掌握五六百人，他们“极喜欢听苏联故事”。大多数工人“痛恨国民党、反对汪派，痛恨资（产阶）级、喜欢苏联”。承上所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青年中唤起五四精神的实践，本质上是将倡导反帝反封建、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香港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实践成效显著，推动香港社会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有力打击投降分裂势力。香港成为华南抗日救亡中心。1938年夏，深水埗商家义卖筹赈，豆花、凉茶小贩热情高涨，所筹“款钜惊人”。香港市委领导工人团体晨钟体育社推动近2万人参加“送款的游行”，“拿着各种标语，举着各工厂、商店义卖竞赛的数字，唱着救亡歌曲”，“这样伟大的群众游行在香港还是第一次”。1939年夏，名校拔萃书院校长葛宾（Gerald Goodban）委任日籍台湾学生为首席学生长（head prefect），百余名学生罢课反对。有报纸不惜“开天窗”报道学潮，校方最终妥协。香港市委认为，这场学潮标志着“香港学生‘五·四’运动的警钟已响亮的敲起来了”。投降分裂势力在香港受到挫败。武汉、广州沦陷后，汪精卫集团在港空前活跃，利用《南华日报》等散播投降言论，公开发表对日媾和的“艳电”。1939年8月13日淞沪抗战两周年之际，三家“汪派”报纸的印刷工人发起反汪罢工。香港市委迅速介入，安排罢工工人返乡工作，发起筹募活动救济工友，工人得以坚持罢工4个月。1940年2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香港及东南亚惠州籍青年为主体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其23名队员在博罗县遭到国民党广东当局拘捕。面对这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径，香港余闲乐社、晨钟体育社等12个团体迅速行动，委派代表前往慰问队员，发出快邮代电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此事在香港及海外引发强烈反响，广东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队员。中国共产党将身处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青年引入民族解放洪流。学生和劳工从迷茫于出路、困顿于生计，转向投身抗日救亡事业，发起罢课、罢工、义卖和声援活动，使五四精神复现于香港。国民党对此声称，共产党“拉拢青年，鼓煽工人”，导致香港“几成为该党向海外发展之大本营”，感叹“异党声势之利（厉）害”。国民党的忧虑恰恰印证共产党在香港青年中成功唤起五四精神。正如香港市委判断的那样，香港青年“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五·四运动’”。在唤起五四精神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香港打造成为内联外通的抗战文化枢纽。1940年，日本基本切断国际援华通道，抗战进入极为艰难阶段，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各种挑战。党迫切需要依托香港特殊地缘，构建鼓舞民心的抗战文艺中心、冲破封锁的报刊舆论阵地和面向海外的宣传统战基地。随着五四精神被唤起，香港社会文化呈现两大变化。其一，五四精神成为青年的追求。1940年五四青年节，香港十多个团体举行纪念活动，学赈会在加路连山孔圣堂集会，喊出100多次反封建的口号。当天《星岛日报》社论指出：“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所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反抗侵略主义，要求民族解放，反抗封建势力，要求民主政治，我们将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彻底求其实现。”其二，香港文化环境大为改善，从“文化落后的都市”成为“南方的文化中心”。20家书店销售进步书刊，遍布港九闹市。茅盾感叹原先一片“文化荒漠”的香港，“现在已出现了片片绿洲”。本地文艺青年渴求培养渠道和发表平台，学生和劳工期待报刊关切自身境遇和爱国行动。国内外形势的演变进一步凸显香港的联通优势。上述变化和诉求，为香港成为抗战文化枢纽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和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将香港打造成为抗战文化枢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缔造抗战文艺中心。武汉、广州沦陷后，左翼文化精英南下，八办统筹领导文化人工作。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以下简称“文协香港分会”）的前身——留港会员通讯处成立。昔日“旧文化堡垒”，见证了香港新文化发展的重要时刻。1940年1月26日，文协香港分会宣告成立并向港英政府登记。文协香港分会建立文艺通讯部（以下简称“文通”），通过倡导撰写报告文学发起文艺通讯运动，进而“展开海外侨胞与祖国在文化上的联系，提拔新的文艺工作后备军”。文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党员有陈汉华、林萤牕、钟膺等，经上级批准设立党小组，1940年5月设立党支部，由乔冠华等联系文艺工作者。文通创办《文艺青年》半月刊，为青年提供“练靶和战斗的场所”，组织“学校生活写生竞赛”、“工厂文艺通讯竞赛”，收到100多篇来稿。该刊发行量达3000册，远销东南亚。文通培养彭耀芬等一批香港青年作家成为文艺骨干。彭耀芬初中时已开始文学创作，加入文通后担任理事，香港沦陷后参加港九大队，于1942年罹患疟疾病逝。此外，党还着力培养黄文俞、徐迟等内地南下文艺青年。黄文俞肄业于中山大学，1938年已在香港文坛崭露头角，经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联络发展，于1941年入党。青年诗人徐迟1938年来港，妻女返沪后，他感到“空虚、寂寞和难于填补的灵魂真空”。在乔冠华、袁水拍、郁风等影响下，徐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完成人生重大转折，在香港获得“第二次诞生”。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香港救亡文艺盛极一时。《大公报》副刊《文艺》发表大量延安作家作品；萧红的《呼兰河传》、茅盾的《腐蚀》等进步小说名作先后问世；《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抗战电影广受赞誉；叶浅予、丁聪等以抗战为主题举办香港第一次漫画展。至太平洋战争前夕，香港实现了有识之士“建立新文化中心”的憧憬。第二，构筑报刊舆论阵地。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文化政策收紧，国民党通缉左翼文化精英，查封进步报刊、出版社和书店，香港迎来第二波左翼文化精英南下高峰。1941年2月10日，八办负责人廖承志致电中央和周恩来：“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多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中央当即复电同意，指示“报纸基本政治面目应是主张抗战团结的中间派”。《华商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初期销量就达1万份。该报名为“华商”，实际内容偏重政治和文化，立足香港社会环境，雇有专跑“本港新闻”的记者，关切读者为“讨生活”面临的种种问题。该报以时事评论见长，邹韬奋、夏衍、茅盾、胡绳、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等组成社论团队。头版每天一篇社论，第二版每天一篇《今日的问题》，每周一篇《国际一周》。乔冠华的评论“文采斐然，见解独到”，“被香港的读者认为是最好的”。该报文艺副刊《灯塔》由夏衍等主持，茅盾开辟专栏《如是我见我闻》，连载《白杨礼赞》等。《灯塔》发刊词开篇即表示，“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脸，打诨插科，但他方面也并不打算扯长了面孔说教”，宣布“灯塔是读者大众的园地”。在香港“扯长了面孔说教”的是国民党的《国民日报》，五四运动21周年之际，该报要求青年依照“总裁所训示”彻底“除旧布新，革面洗心”。第二年五四之际，该报又对青年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相较之下，《华商报》则“依靠广大读者办报”且“有事总是同读者商量，支持读者的正义的热情建议”，甚至用整版刊登读者来信。《华商报》的办报方针充分体现左翼救亡文化根植普罗大众、回应青年迷惘和苦闷、关切个体命运的特质。本地读者群的不断巩固扩大，为党在香港构筑舆论阵地夯实了基础。香港沦陷前，中国共产党掌握《华商报》，影响《世界知识》《大众生活》等多家报刊，金仲华经廖承志推荐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多年，发挥特殊作用，乔冠华等持续向各大报刊供稿，党在香港形成层次立体、颇具规模的舆论阵地。第三，建立外宣统战基地。1939年7月，廖承志建议在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建立“报纸据点”。1940年9月，廖承志又提议加强海外宣传。当时，党在香港主要通过八办和保盟开展海外宣传。保盟中央委员会中有不少欧美知识分子，如司徒永觉夫人（Hilda Selwyn-Clarke）是英国左翼社会活动家，素有“红色希尔达”之称。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佛朗士（Norman France）曾护送医疗设备和救援物资支援内地。在其学生张爱玲笔下，佛朗士不拘一格，见地独到，对英国殖民统治政策不以为意。国际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参与保盟海外宣传工作，编辑多种英文刊物。此外，廖承志还与越南《全民日报》、新加坡《南洋商报》等建立联系。周恩来多次指示，要在香港建立对海外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中心。根据指示，《华商报》向华侨开展宣传，刊登方振武题词“华侨喉舌”，称赞华侨“毁家纾难”，呼吁爱护华侨。皖南事变发生后，抗日统一战线濒临破裂，在香港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向西方公众报道事件经过。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主委吴铁城为避免“中央受国际舆论压迫有所顾忌而迁就”，对西方记者发往英美的电报“设法交涉制止”。西方报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使国民党受到国际舆论谴责，中国共产党获得广泛同情。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廖承志“改善与英、美在华人员的关系，促进中、苏、英、美反法西（斯）国家之联合”。《华商报》刊出多篇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文章和诗歌，《灯塔》发起“为英苏前线将士致送耶诞礼品”运动，募集国币1万余元、港币700余元，宣布将其中的一半就地购买物资慰劳驻守香港的英军。英国开始试探与中国共产党在琼崖、东江地区合作制敌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践取得初步进展，“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出武工队潜入香港，和八办、香港市委共同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香港沦陷后，许多香港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1942年2月，皖南事变后避难桂林的田汉与撤离香港的文化人重逢，得知大营救事迹，他与洪深、夏衍联合创作话剧《再会吧，香港！》。田汉不仅撰写话剧第四幕，还创作同名主题歌的歌词，传神地刻画出抗日救亡背景下香港的面貌：“这儿洋溢着骄淫的美酒，也流淌着英雄的血浆；这儿有出卖灵魂的名姬，也有献身祖国的姑娘。这儿有迷恋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担当起国运的儿郎。”香港虽然陷落，但在此涵养和凝聚的文化救亡力量并未消散，而是奔流四方，“太平洋的烽烟却已盖住这个海岛的上空，我们的旗子要插到祖国的土地上去了！”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文化救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唤起五四精神，通过救亡与启蒙相统一的革命实践，重塑香港社会文化面貌，构建抗战文化枢纽，推动香港成为华南抗日救亡中心。这种实践既非机械拼凑历史资源，亦非简单复刻历史道路，而是立足香港社会具体情境进行在地化创新。文化救亡蕴含的反帝反封建诉求深刻唤醒香港青年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创伤，激荡起更澎湃的爱国热情，使之成为青年锚定个体尊严与家国情怀的深层价值认同和自觉追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文化救亡证明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救亡与启蒙辩证统一，二者在特殊环境中共生互构。近代香港深受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影响，西方殖民者和东方旧势力共谋制造文化逆流，剥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将殖民统治伪装成“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救亡中承继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的传统，结合启蒙思想，批判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合谋。文化救亡为启蒙话语开辟新空间，启蒙思想又为救亡运动注入价值活力。文化救亡本质上是一场破解殖民文化霸权、坚定抗战信念、捍卫文化主权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香港特殊语境中的创新，证明真正的启蒙必须建立在民族独立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深刻道理。二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既是救亡的行动指南，也是启蒙的价值目标，展现了五四运动的持久影响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香港青年的个体诉求升华到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的高度，为团结抗战力量、反对投降分裂、捍卫抗日统一战线作出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香港爱国统战工作将清算殖民主义的暴力统治及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重要使命。香港同胞对民族尊严的坚守、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历史中持续回响，汇聚熔铸为爱国爱港的精神力量。
《历史研究》投稿系统已进行全面安全升级，升级后登录域名变更为https://lsyj.ajcass.com/。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