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伊朗每到年底都会乱一阵。但2025年底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至今仍在持续发酵。这次抗议并非孤立的社会事件，而是在外部军事冲突、极限经济制裁与内部治理失衡多重挤压下形成的系统性失序。表面看，这是一次由物价飞涨、货币崩盘引发的民生抗议；从深层逻辑看，它标志着伊朗社会正在从可承受的周期性动荡，滑向一种更具不确定性的危机爆发阶段。
系统性失败
此次抗议的直接导火索，出现在2025年11月至12月的里亚尔全面失控。非官方市场汇率跌破142万里亚尔兑1美元的心理关口，食品通胀超过70%，大量基础商品在市场上“无法定价”，德黑兰大巴扎等传统商业中心被迫关门罢市。
与此同时，根据伊朗政府提交的2026/27年度预算案，在石油出口因制裁锐减、外汇渠道几近枯竭的背景下，政府计划将整体税收规模在一年内提高约62%。这一目标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任何正常经济体的承受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将增值税从10%上调至12%，压缩原有的税收减免空间，并对中产阶层和私营企业实施更高的所得税和查税强度。在官方通胀率已超过40%、食品通胀接近或超过70%的情况下，这种“逆周期加税”在社会心理上等同于承认国家已经无力提供基本缓冲。
更具刺激性的，是预算案中极不对称的支出结构。在要求全民“共克时艰”的同时，国防与安全相关支出名义增长高达145%，而公务员、退休人员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调整幅度远低于通胀水平。这种强烈反差，使抗议迅速从“反物价”升级为“反资源配置失衡”，民众开始公开质疑国家是否正在为战争和地区行动透支社会生存基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朗传统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力量——巴扎商人——被彻底推到了前台。与学生和青年抗议不同，商人的愤怒并不带有价值或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源自赤裸裸的经营绝境：进货必须使用美元或与美元挂钩的价格体系，而销售却只能面对不断贬值的里亚尔；税务数字化改革又切断了以往通过账期、信用和现金周转缓冲风险的空间。
在汇率剧烈波动和高强度查税并行的条件下，对商人来说出现了致命悖论——“不卖货就破产，卖得多亏得更快”。历史经验表明，在伊朗政治结构中，巴扎商人一旦集体行动，往往意味着社会契约已经出现裂痕。此次抗议的危险性，正源于此。
或许是感受到了危险，在应对方式上，佩泽希齐扬政府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姿态：一方面在话语上承认民生困境的合理性，迅速更换央行行长、释放“调整经济路线”的信号；另一方面在关键商业节点和金融要害区域保持高强度维稳。这种处理方式，短期或许有助于止血，却难以回应社会最核心的问题——在战争、制裁与财政枯竭的背景下，伊朗是否还拥有一个可持续的内部负担机制。
昨日重现
如果仅将2025年的抗议视为一次由货币危机和增税政策触发的社会动荡，显然低估了伊朗问题的深度。事实上，自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以来，伊朗几乎每隔两到三年就会爆发一次规模不等、烈度递增的抗议浪潮。抗议的议题在变化，参与群体在更替，却能看出清晰的发展趋势：伊朗社会的承压周期正在缩短，而每一次动荡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冲击都在累积。
回顾起来，可以发现伊朗抗议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不断“升级换代”。2017—2018年的经济抗议，主要集中在底层民生与失业问题；2019年的“阿班骚乱”，则因能源价格调整直接引爆社会暴力；2022—2023年的“阿米尼事件”，抗议首次系统性转向价值与制度层面。而到了2025年，抗议的性质再次发生跃迁——它不再是对某一具体政策的不满，而是对国家是否仍具备基本经济运转能力的集体质疑。
这种从“民生问题”到“价值冲突”，再到“生存危机”的演变轨迹，构成了理解当下伊朗局势的关键背景。抗议的频率加快、间隔缩短，说明伊朗社会的承压能力正在下降。从“抗议制度不公”，演变为“国家是否还能维持基本生活秩序”，这一步变化，决定了当前局势的危险等级明显高于前几轮。
美国如何精准引爆伊朗
如果说历次抗议展现的是伊朗社会内部矛盾的不同侧面，那么真正决定这些矛盾如何被放大、何时集中爆发的，是一个长期存在、不容被低估的外部变量——美国持续升级的系统性打压。
2018年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以来，美国对伊朗采取的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裁，而是一套高度成体系的“混合施压”手段。通过金融脱钩切断外汇供血，通过二级制裁压缩伊朗的对外经济空间，通过信息战和舆论放大社会分歧，再辅以军事威慑和精准打击制造长期安全焦虑。这种组合拳的目标，并不在于迅速推翻政权，而在于不断抬高伊朗的治理成本，迫使其在战争、安全与民生之间做出零和选择。
正是在这一结构性挤压之下，伊朗国内抗议的议题才会不断外溢、升级，并最终在2025年演变为一场由货币崩塌、财政转嫁和战争后遗症共同触发的系统性危机。换言之，当前的街头动荡，并非偶发失控，而是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慢性消耗战略”的阶段性结果。
美国策略的关键，并不在于立即实现政权更迭，而在于制造一种“治理悖论”：伊朗政府要么削减安全与地区行动支出，暴露政权安全风险；要么继续维持高强度对外投入，只能通过加税和通胀向内部社会转嫁成本。这种挤压最终必然触及核心支持群体，迫使社会矛盾向政治层面集中爆发。
2025年6月的以伊直接军事冲突，加速了这一进程。伊朗能源设施受损、资本外逃、避险情绪蔓延，使制裁效果被战争放大。可以说，当前抗议是美国长期“混合战争”在伊朗内部产生的内爆效应。
风险和警示
有人说，这次是伊朗的“戈尔巴乔夫时刻”。但短期内，伊朗政权出现剧烈更迭的可能性仍然有限，毕竟革命卫队、安全体系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基本凝聚力尚在。而“危机常态化”将成为新现实，伊朗的经济修复缺乏外部条件，内部调整空间又极其有限。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不能自力更生，即便外国大国想伸手施援，也没有抓手，这就和当年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样。
对中国而言，这一局势至少带来三点影响。其一，伊朗作为中东重要支点国家，长期不稳定将加剧地区能源与航运风险，对“一带一路”相关布局构成持续不确定性。其二，伊朗案例再次展示了美元金融体系在极端条件下的“系统性杀伤力”，对中国推进金融安全与外部风险防范具有高度警示意义。其三，中国在对伊合作中，需要更加重视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性，而不仅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对冲价值。
从这个角度上，伊朗正在承受的，并不只是国内危机，而是一场大国博弈背景下的长期绞杀战，其走向，值得所有观察者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