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创刊于1996年1月1日。在它诞生的前夕——1995年年底，我在崔齐东总编为了创建一份新报纸而“招兵买马”的时候，调到了济南日报社，参与了《济南时报》的创办工作，跟报纸创办初期的四五十个兄弟姐妹一起，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个时候，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出现，尚未普及。那会儿没有智能手机，没有Pad，没有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也没有各种App，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还很单纯——读报、读书、看电视就是百姓业余生活的常态，不少人甚至在上班的时候读报、读小说，就像现在的人们上班刷手机。那时的社会远没有娱乐化，追星还形不成气候，倒是追崇作家文人的大有人在。在那样的背景下，为了扩大一份新创办的都市报纸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读者，报社领导就派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尽最大努力采访到我们国家的文化巨匠，让读者在我们的报纸上与他们“见面”。
当时，济南已经有了一份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省级都市报，我们刚刚诞生的《济南时报》，只能在艰难中求突破——无论是读者还是广告市场，都需要“虎口夺粮”；外出采访、约稿，也因为报纸没有知名度和影响力，难度极大。
但是，时报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了激情和自豪感。尽管写稿全靠手，外出采访传稿还靠传真机，但我们还是努力地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办出了新意和亮点。
为了完成报社交给我的任务，我在完成副刊版面（当时设在时报文化部）的约稿、组稿、编辑、画版（当年都是在版样纸上自己手画版面布局）工作之余，动用了自己直接或间接认识的所有关系，去联系北京、上海的文化巨匠，请求去探望和采访。一旦有消息告知得到了某个采访机会，就立刻起身前往——那个时候没有动车也没有高铁，去北京的火车要坐一夜，去上海时间更长。但是得知能见到巴金、曹禺、萧乾、施蛰存、冰心等等巨匠的消息时，激动的心情足以战胜一切困难。有时候甚至等不到回家整理行装，就直接从报社出发去车站了。现在回忆起来，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我记忆犹新的难处是——来不及查任何资料——在那个互联网没普及的时代，短时间内根本没有条件为即将到来的采访做足够的案头准备，只能靠自己脑子里已有的知识储备。这一点，成了我记者生涯里的一大遗憾。假如那时有现在的网络条件，检索是如此便捷简单，我的采访应该能完成得更深入和全面很多。
但是那会儿更多的是激动、欣喜和骄傲——一代文化巨匠们还都健在，我能在工作之际跟他们有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可以近距离一睹一代人的偶像们的风采。
上海华山医院探访巴金先生：拍到合影的我都掉眼泪了
我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的病房里见到巴金先生的。那时他老人家因病住在华山医院已经多时，我去探望的时候他还躺在病床上，他跟我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家属提醒我该让老人休息了。我说我们是一份新创办的报纸，读者们很希望了解巴金老人现在的状况，我鼓足勇气问能不能跟他老人家合个影，听闻此要求，巴金老人让家属和陪护扶他起来，穿戴好衣服，坐在轮椅上跟我拍了合影，我感动得都掉眼泪了……
北京医院探访曹禺、冰心先生：笑声让病房像洒满了阳光
北京医院探访曹禺先生
探访曹禺先生和冰心先生也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那时两位老先生都已住在北京医院多时。冰心先生已经卧床不起，也基本不能讲话了，记得我是跟同事赵林云一起买了一个大花篮去探望的，冰心的女儿在老人耳边说，山东的记者来看您了，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山东好，烟台好……或许我们的到来让她想起了在山东烟台的童年了吧？
曹禺先生那会儿也住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他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比巴金和冰心先生都好得多，所以在他那里聊了很久。记得他的单人病房里有书桌、电视和冰箱，曹禺先生坐在书桌前的沙发椅上跟我们侃侃而谈，话题当然避不开《雷雨》和话剧。我当时带着我妹妹一起去的，我妹妹在5岁的时候随山东省话剧团演出过话剧《沉浮》，于是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话剧的事儿……忘记聊到了什么，让曹禺先生爽朗地开心大笑了一阵，我们都被他的笑声所感染，整个病房里瞬间就像洒满了阳光。
在上海采访柯灵先生：在老人身上看到爱情的样子
1995年秋天张爱玲在美国去世。一时间，国内文化圈在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热”的基础上又掀起了一轮张爱玲热潮。柯灵先生被视为大陆“张爱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是张爱玲早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推手之一；??他的一些书信和文章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关键史料。于是，我托上海的朋友带着我去上海复兴西路柯灵先生的家里拜访了先生，听他讲述了1943年在上海主编《万象》杂志时，首次发表张爱玲的《心经》的一些往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柯灵先生给我讲述往事的时候，他的夫人静静地坐在沙发的另一端，聆听并欣赏着先生，我想她肯定不是第一次听到先生讲述那些往事，但是依然像第一次听到一样，认真仔细地聆听。她让我在老年人身上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在北京的家中采访萧乾先生：先生的谦和亲切给了我鼓舞
最难忘和感动的是去萧乾先生北京的家里采访萧老。1990年开始，年过八旬的萧乾和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整部《尤利西斯》。作为初译者，两位先生始终努力地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使爱尔兰先锋作家乔伊斯的这部艰涩的作品尽可能流畅并口语化。面对涉猎宗教、历史、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的原著，一贯不主张给文学作品加注的萧先生不得不“妥协”，在翻译时先请教国内外各领域名家，再加入大量注释便于读者理解。秉持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两位老先生历时4年，于1994年完成了首部中文全译本《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我去采访萧老的时候，他的家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还堆放着大量的书籍、稿纸，对于已经完成的翻译工作，他和文先生依然在做严谨的“善后事宜”……当他得知我的来历时，老人家笑着跟我说：“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都是副刊编辑加记者啊。”1935年7月，萧乾自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公报》，后来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兼任副刊编辑和记者。1939年萧乾远渡英国任教，并受邀担任《大公报》的驻英特约记者，成为唯一活跃在二战前线的中国记者。当时的我就是一个新创刊的地方都市报记者，哪里能跟先生相提并论啊？萧乾先生的谦和亲切，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从那之后我外出采访，遇到再大的场面和人物都不怯场了。
回忆往事，最幸运和难忘的是，我见到了他们本人，近距离与他们交谈过，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受益一辈子的能量。与巨人“亲密接触”之后，我在他们身上的各种光环之外，见识了他们共同的特点：谦逊、亲和、平易近人——这令我印象深刻，让我终生难忘，受益一生。那些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师，面对当时的我——一个来自地方都市报的不知名年轻记者，给予了平等的尊重，尽其所能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我变得越来越自信，也更加相信这个世界的真善美。
感恩记者这份职业，感恩《济南时报》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与巨人面对面，有机会见识这个世界的丰富和美好。
【作者简介】
苏葵，知名作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咖啡凉了》《行囊里的记忆——旅欧随笔》《另一天，另一个地方》等，曾获孙犁散文奖。曾任《济南时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
作者:苏葵 编辑:吕冰 校对:刘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