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既应生于时代，又能对时代产生反向作用，或助力、或回应、或独立。这或许也是每一位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读书人、仍然能够潜心阅读的最大意义。
阅读初心的故乡记忆
文 | 许金晶
今年6月份，我曾邀请矿工出身的陕西作家陈年喜来金陵图书馆做沙龙分享。沙龙上，陈年喜说的这样一段话，让我和在场的各位书友印象最为深刻：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与人生轨迹的，一是故乡，一是童年。
陈年喜在活动现场
回想自己迄今为止四十多年的人生旅程，生活的地域在变、从事的职业在变、个人的心境与生活状态在变，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对阅读持之以恒的热爱与坚守。而这一点，正如陈年喜老师所说，其实早在自己于故乡生长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早早奠定。
许金晶在江苏书展
下面，我想用三个小故事，来讲述自己“阅读初心”的“故乡记忆”：
第一个故事，是自己平生读的第一本书。小时候，由于父母是“双职工”，各自都有“朝九晚五”的工作，所以我从一出生，就是由保姆辅助带大的。等到三四岁、自己大了一些的时候，一早父母要出去上班、又一时没有合适的保姆，于是母亲就找来一本图画书塞给我，帮幼小的我打发漫漫白天的“无尽岁月”。
记得那是一本关于航空航天发展历程的图画书，我依稀记得上面还有达芬奇等名家的头像。我确实饶有兴趣地翻了翻书，可白天时间毕竟太过漫长，加上小孩子好动的天性，等到傍晚父母下班回家之后，看到的这本图画书，已经被我撕得稀烂。
母亲并没有怪罪和责骂我，而是一笑了之。第二天一早，她又塞给我一本关于动物寓言故事的图画书。这一次，幼小的我仿佛在一天之间，就修习到了“文明的教养”，一整天时间，都在津津有味地翻看这本书。这一天下班，这本图画书不只完好如初，反而在晚饭之后，仍然被我乐滋滋地继续翻看。之于阅读的毕生爱好，似乎就在父母作为“双职工”、无暇照看孩子的无奈之举中，悄然种下因果。
今天回过头来看，两本图画书在我手里的不同境遇，简直对我后续的阅读史与生命史，有着“隐喻”式的重要影响。作为业余民谣唱作人，我平生原创的第一首歌，就是《太空》，曾经在高中班级里的黑板报上刊出歌词；而阴差阳错的是，一直有“北大情结”的我，却因为各种命运际遇所限，高考后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在这所知名工科院校里，一直热爱人文艺术的我，跟工科院校严谨、务实甚至有一些沉闷、压抑的氛围之间格格不入，最终促成了我的文科转向；这跟那本航空航天图画书幼年被我“撕得稀烂”的经历之间，又形成了某种直接意义上的互文关系。
而之于后一本图画书，我对书籍的珍爱，也一直贯穿至今——有了手机之后，阅读笔记往往在手机上进行，阅读的书籍总是尽量保持原貌，有些甚至已经阅读过两三遍的书，还是崭新如初。相比之下，我爱人小鱼的阅读，总是有一种强烈的“留痕”效应。任何新书，只要到她手里过一遍，就会立刻“斑驳”如“老者”。为此，夫妻之间，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亦争亦闹的口角，很是难忘。
海安风光
第二个故事，是奠定自己阅读爱好影响的第一人，也就是一辈子从事医护工作的母亲。母亲跟小鱼一样，是农家姑娘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来到城镇工作生活，成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1978年高考，母亲尽管考上的，只是我们海安当地的中专卫校，但在当年同乡同村的考生当中，已经属于“凤毛麟角”的成功者。基于这样的背景，母亲一辈子都对知识和学问极度敬畏，也特别佩服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小时候给我图画书打发时间，尽管可能只是偶然之举，但或许也暗含了母亲希望我成为一位读书人的潜在愿望。
在发现我对阅读的浓厚兴趣之后，母亲一直注重引导和培育我的日常阅读。记得每一次到海安县城、南通市区或者更远的地方出差，她给我带回来的礼物，除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时鲜的酒心巧克力外，就是一本本、甚至一整套的好书——从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库”丛书中的经典读物《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十万个为什么》，再到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品牌丛书《十万个智斗故事》，都是我孩时“手不释卷”的优质读物。
等到我再大了一些（小学三四年级）时，有了自己独立的阅读品味与兴趣之后，每逢周末，母亲就会给我一些零花钱，让我到距离家里只有几百米之遥的镇新华书店去看书买书。记得“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三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就是那时候被我购入家中、并开始全文通读的，这些旧书至今还在我海安老家的书架上珍藏。在我小学中学的岁月里，印象中母亲的月收入不过是几十到上百元的标准，可她每次给我到新华书店的购书零花钱，就都有八到十元之多。用今天的收入水准来衡量的话，可见母亲当年对我阅读培育的重视之深。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阅读启蒙之下，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一直比较突出，不只作文时时被作为范文宣读，整体的学习成绩，在中小学求学岁月里，除了高一升高二的那次成绩大滑坡之外，也一直名列前茅。我能接受比较好的高等教育、今天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这跟母亲从小之于自己阅读方面的精心培育与助力，是密不可分的。
记得初中时，母亲又开始帮我订阅《儿童文学》《文汇读书周报》等阅读、文学方面的专业报刊。记得第一次拿到《文汇读书周报》时，报纸上满满的各类专业与学术名词，让还是一位初中生的我目瞪口呆、惊为天书。可后来慢慢查、慢慢读，也能读个几分“似懂非懂”。当年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多年之后，我从《文汇读书周报》的一位稚嫩的“小读者”、成长为他们的常备作者。记得第一次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刊发关于城市影像志的头版整版文章时，我第一次时间把报道链接转给母亲，中午通话时，隔着手机，也能感受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母亲的欣慰与无比自豪。
《文汇读书周报》创刊号
第三个故事，是平生接触的第一家民营书店——位于母校曲塘中学旁边不远处的求知书店。在我的读书生涯里，购书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北京的万圣书园，最具备公共空间和精神家园气质的要数南京的先锋书店，最给自己的旅途增色的要数广州的学而优书店。求知书店虽然在规模和知名度上远远无法跟上述书店相娉美，但之于我的意义却非常重要，因为这家书店可以称得上是我的“精神启蒙导师”之一。
记得那是1997年春天，我读高一的时候。由于当时在学校寄宿，食堂的伙食油水严重不足，因而隔个三五天，我总会去学校西门外的小吃店里改善伙食。一天中午，我去小吃店里吃面条，不经意间发现小吃店旁开了一家新书店，名唤“求知书店”。吃完饭后，我便在书店里转悠。当时我就读的中学周围小书店有好几家，但无一例外都是出售教辅书籍，然而这家书店的最显著位置摆放的，却是《文化苦旅》《金庸茶馆》一类的闲书。身处应试教育盛行和信息相对闭塞的小镇高中，这些闲书对于一位青春期少年来说诱惑力极大。打那以后，我每隔几天还是会去西门外，只是已经不再去小吃店打牙祭，而是用省下的伙食费去求知书店买书。
在求知书店购得的书中，除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是当年作为中学生的我之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启蒙性读物外，还有两本也对我影响很大：一本是“草原部落”系列贺雄飞编写的《犹太人之谜》，这本书为我所展现的犹太民族的勤劳、坚韧和智慧对于高中阶段学习任务繁重的我来说具备极大的激励作用；另一本则是出自山东大学出版社。那是秋天里一个普通的午后，离下午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我从家骑车到学校，来求知书店闲逛。一进书店，就看到前台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排手掌般大小的绿皮小书。这便携、袖珍的小书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挑出其中一本翻阅，发现这套书是山东大学出版社“三上文库”的系列之一——中国古代散文精选。高中时的我，小说接触的主要还是金庸武侠系列，诗歌则刚刚过了与文友填词作诗的兴奋期；而在《文化苦旅》的影响下，散文成为我当时最钟爱的文学体裁。因此，看到这套小书，我自然是爱不释手。随后的几个月里，我陆陆续续将这一系列中的《先秦散文》（上）（下）、《唐代散文》、《北宋散文》、《南宋散文》、《明代散文》和《清代散文》购入囊中。每天早读课上，当其他同学读着语文课本中的课文时，我正高声朗诵着《清代散文》中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抑或《明代散文》中张岱的那几篇著名笔记。自己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产生的浓厚兴趣，与这套小书的关系非常之大。
高中毕业后，我远赴北京求学，随后辗转于中国南北。在这些年的漂泊岁月里，求知书店构成了我乡愁的一部分，每当我有空回老家时，总会去店里走走看看，而且还总要买上一两本小书。渐渐地，我发现书店里越来越难找到我感兴趣的书，我询问老板，现在进书的品味怎么不如以前了；老板笑言，不是他们进书品味变了，而是我对书的眼光和要求越来越挑剔了；我笑而无言。
2012年春节前后，书店的女老板因急性疾病去世；她爱人接手书店后，文化类书籍几乎绝迹，求知书店也沦为那些贩卖教辅的小书店中的一员。然而在我的脑海里，当年在求知书店捧读文史书籍时的那种愉悦与快乐似乎犹在昨天，正言道：“莫道花季无所求，只为年少求真知”。
直到我这两年写作《领读南京》一书时，我才意识到创办于1997年的求知书店，跟南京的两大独立书店——同创于1996年的先锋书店和可一书店几乎同岁。当年中国各地的一批优秀民营书店的兴起，显然跟当年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的国家整体布局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能管窥阅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既应生于时代，又能对时代产生反向作用，或助力、或回应、或独立。这或许也是每一位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读书人、仍然能够潜心阅读的最大意义。
南京可一书店
就此搁笔。
2025年6月27日晚作于竹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