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晚，罗永浩2025年度科技创新分享大会在上海举行。根据预告，大会将于19时进行，不过，罗永浩本人并未准时现身，而是迟到了40多分钟后才出现在讲台。
据凤凰网科技，罗永浩在现场宣布，所有已购票观众将获得全额退款，最终实现门票免费。此前该活动门票售价300-1000元，且明确标注“不可退票”。
随后，罗永浩在现场鞠躬道歉，称“要写认罪书”。
12月31日深夜2：27分，罗永浩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趁着今晚突然很想说，就赶紧说了，因为 ADHD 的关系，1.我的发布会没有一场是彩排过的，全是没有彩排直接上去硬讲。2.幻灯片从来没有提前做完过，都是做到开场前，还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页面需要再调整。有好几场甚至是把全场的幻灯片切成前后两大段，交待同事后一半应如何处理后拿着前一半提心吊胆上台。3.多年以来，看起来没出大问题的，全是靠体力、经验和时灵时不灵的药物支撑。4.现在我体力已经不太行了，比如连撑两三天不睡觉心脏会明显不适，而且脑子不工作，吃了十几年的专注达也已经吃最大剂量也不太管用了。5.为我的发布会做幕后的同事，工作难度全程都是地狱级数的，每次结束后都需要疗伤。6.如果 ADHD 换药失败，或是不能用锻炼彻底改善体能问题，我不会再举办这种大型活动了，会害人害己。7.今晚除了愧疚，剩下的部分大都是幸福的。 8.终于说了，开心。
ADHD，即俗称的多动症，在大众传统的认知中，这是一种好发于童年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不少人认为随着孩子成长，症状会逐渐消失。但事实上，ADHD并不会随着患者年龄增长而消失，很多成人也在承受ADHD带来的困扰。
不只是“儿童病” 成人ADHD流行率并不低
小张（化名）从童年起就发现自己和别人有些不同：小学时，老师上课教的拼音，放学后别的小朋友都能顺利默写出来，只有自己大脑中一片空白；中学时，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一段话能读一整天；工作后，这样的“奇怪”状况仍然存在，别人讲话半分钟就会走神，常常记漏工作指令……
为此烦恼的小张自行去医院做了检测，最终被确诊为ADHD。拿到结果的他却觉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那些困扰我三十多年的事情终于能说得通了。”小张在自己的博文中分享道，这篇博文下，也有不少拥有同样障碍的网友发表回应。
“ADHD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期（12岁前）的神经发育障碍。目前通常认为发病原因是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医生黄懿钖介绍，ADHD的患儿临床表现为与正常年龄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易分散、不分场合的好动和情绪、行为的冲动。大多数患者会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执行功能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ADHD起病于童年期，随着年龄增长多动症状会逐渐减少，但注意力不集中和冲动症状会随年龄增长而持续存在。”黄懿钖指出，有研究表明，30％-50％的ADHD儿童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若在儿童期未能及时发现和治疗，持续到成年期的症状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功能损害会影响终身。
北京安定医院于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6～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ADHD占比最高，为6.4％，即在大约15位少年儿童中，就有一位患有ADHD。有研究认为，约30%～50%的ADHD儿童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根据美国2018年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的一篇综述，目前成人ADHD的临床流行率约为3％-5％。
成人的注意力缺陷可表现为经常拖延工作、经常丢失或错放物件、忘记重要的任务安排等；多动症状可表现为主观不安宁感，不能参与久坐的活动等；冲动控制障碍表现为经常打断别人谈话，做事易厌倦，难与他人维持稳定的关系等。这些表现让成人ADHD人群自身的职业发展、社交关系常常受挫。
一位ADHD人士自述，自己在7年的时间内换了11份工作，“就算并不觉得工作内容枯燥，也像是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自己离开。而周边的人也总认为这是工作态度不端正或懒惰造成的。”临床数据表明，由于工作、社交中的种种压力，加之在情绪、情感识别技能上存在缺陷，ADHD人群还容易共患抑郁、焦虑、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障碍。
“成人ADHD存在识别难、诊断难，就诊意识不足等问题，所以长久以来被大众，甚至成人精神科医生忽视。”黄懿钖说。
缺乏专病门诊 寻医问药似“走迷宫”
和普遍的发病率形成对比的是大众对ADHD的认知欠缺，尤其是成年患者，他们在寻医问药道路上也面临着重重阻碍。
“一开始去医院，我挂了成人精神专科，但医生说ADHD是‘儿童的病’。成年人又不能直接挂儿科，几经辗转，通过成人精神专科转诊到儿童精神科，我才见到合适的医生。”这是一位ADHD人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就诊经验。在成人精神专科首诊，儿童精神专科复诊，通过这样“迂回战术”，很多成人ADHD人士才得以顺利就诊。
“前几年刚创建公众号时，能为成年人确诊ADHD与开药的医生可能是个位数。”ASD（孤独症谱系障碍）与ADHD科普公众号的创立人青衫告诉记者，她接触过的ADHD人士反映，并不是所有医生对发育障碍都能有与时俱进的了解，混淆成人ADHD与其他常见精神障碍、导致误诊或治疗失策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主任医师焦公凯表示，在临床中几乎每天都会遇见来就诊的成人患者，有些是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甚至还遇见过50多岁的患者在网络上看到这一病症，高度怀疑自己也是这类患者要求医生进行诊断。
“然而，精神卫生专业医生少，儿童医生也少，儿童精神卫生专业医生更是少上加少。”焦公凯无奈说道，诊断ADHD和医生经验息息相关成人ADHD诊断需要专业医生通过家族史、实验室检查等多个方面来证实，量表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所以只有少数大城市的大医院有能力进行诊治，这也造成患者求诊难的问题。”
专家建议，加强成人ADHD临床规范化诊疗培训
原卫生部和中医药局2001年下发的《关于医师执业注册中执业范围的暂行规定》中有明确规定：医师进行执业注册的类别必须以取得医师资格的类别为依据。这意味着严格说来，儿科医生为成人看诊，是超出执业范围的。根据政策规定，儿童医院和科室也只能为0-18周岁的孩子提供医疗服务。这就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会让不少成人ADHD人士处于“尴尬”境地。
成人究竟能否到儿童医院和儿科就诊，全国一些省市曾有过探索。2020年9月，浙江省卫健委下发了关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为年龄超18周岁身患特殊疾病的患儿提供医疗服务”的批复，同意浙大儿院为年龄超过18周岁身患需分期化疗的白血病、分期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长期治疗的遗传代谢性病和罕见病等特殊疾病的患儿提供连续性的医疗服务。或许能为这类患者就诊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能成为各地卫健系统可以效仿的案例。
患者们的互助行动也在开展。在工作之余，青衫与公众号的其他志愿者一同运营着一张ADHD“就诊地图”，这张地图根据各个投稿人或“碰壁”或成功就诊的经验，归纳了全国各个省份可确诊ADHD的医院。
青衫和其他志愿者们建立的就诊地图
“建立‘就诊地图’是希望和自己一样的人能够少走弯路。有很多来求助的朋友，可能在儿时漏诊了，或确诊了但没有用药，到了成年期间，仍然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专业的帮助，就能不用继续困惑和自我质疑下去。”青衫向记者解释自己的初衷。
“目前，成人ADHD人群还面临着部分药物医保难以报销的状况。”青衫说，她接触过的不少ADHD人士提到，部分成人用药不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每月用药花费动辄上千。“除此之外，还有人发现诊断结果不能异地互认，因此每月要专程去外地开药。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更完善的医疗支持体系。”青衫表示。
“除了最直接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ADHD人士还需要更多社会支持。”焦公凯说，“家长要提高对发育障碍的认识，尤其在儿童阶段，不能单纯觉得这是孩子不听话。”其次要重视家校合作，老师纵观整个班级，往往更能看出孩子的问题，需要与家长及时沟通。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诊治，避免病情延误发展到成年期。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要求加强儿童健康管理，预防儿童重点疾病。加强疾病筛查，将疾病扼杀在萌芽中，也是一种“解题思路”。参考其他儿童好发疾病，比如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试行）》，其中提到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初筛，为0～6岁儿童提供11次心理行为发育初筛服务。全国人大代表胡梅英也曾建议，针对目前公众对多动症认知度低导致就诊率低的情况，一方面要加强对多动症的科普宣教工作，提高公众认知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建设，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医教养”结合模式推进多动症的系统性筛查及诊治。
“虽然我国现在还未有专门针对ADHD的相关政策，但是在精神卫生方面有很多政策关注到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我国很早就制定了《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要利用好各类政策，提高大众对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的健康促进计划、在综合医院增设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门诊等。“今后国家也应加强成人ADHD临床规范化诊疗培训，完善相关体系建设，合理进行医保改革，加大科普宣传力度。”
【来源：新华日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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