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全球政治“右转”是一个相当热门的地缘政治类话题。主要体现在对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的回归，以及排斥全球化的思考。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这种风潮在采取美式票选政治的国家迅速传播。
正是因为原有国际秩序难以维持，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社会凋敝，才导致政治“右转”有着极大的受众面。因此，保守主义回归的本质上也是西方文明一种力图改变自身颓势的自救。
然而，由于制度瓶颈，资本主义作为底层代码无法被更改，所以回归保守主义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终极方案。以邻为壑，并尽可能单方采取行动将成为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常态。
此外，美国的内政、意识形态、外交、军事等领域也随着政治“右转”发生了十分深刻的转变。需要认识到，这不是所谓“孤立主义”，而是帝国节约已有资源，以维持全球霸权的变通。
美国并不会放弃其扩张主义国策，于此同时还会尽可能将劳动价值低的人口，尽可能推向“爱丽丝线”（中文互联网称“斩杀线”）。为了维持霸权而进行的“右转”天然带有破坏性，且会导致世界秩序的巨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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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需阅读15分钟至20分钟。下面正文开始：
近十年来，政治话题逐渐娱乐化或非严肃化。考虑到冷战后，美式票选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流，而其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选秀活动，所以大众也越来越将国家治理视为“政治肥皂剧”。
这导致绝大部分人认为，在美式票选制度的“完美或近似完美”的制度设计下，优秀的领导人的重要性不及以往。甚至在不少政治圈层和学界精英眼中，美式票选制度有着很好的逻辑自洽，所谓“哪怕选只猴子当总统”，国家也会很好的运行下去。
在这种制度自大下运行了几十年后，看似不可能但必然出现的局面已然跃然纸上，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政治“右转”，也就是政治右倾化走向保守主义。这也是多年来世界政治和思想界反思讨论未果的话题。而其根源在于美式票选制度本身。
美式票选制度最大的制度缺陷在于，整个制度缺乏反思和自我革命能力。因为选民永远都抱有“不行就换一个”、“下一个说不定会好起来”的朴素情感。而政党轮替和党派斗争，又会给民众一种虚假的主权在民的错觉。
事实上，政治活动本就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管理，也是维系国家运作的根本。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无论学历和专业能力如何，都不足以胜任任何公职。这也是选拔社会精英的意义，毕竟只能在政治生活中提供治国的实践机会。让一群对政治运作近乎无知的大众，去决定政治人选，也只能让选举活动充满选秀性质。
因此，在美式票选政治中，制度设计的本意是将政治严肃性用娱乐性替代。但这需要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下：1）垄断暴力带来的话语权垄断。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只有对暴力垄断的一方才会有政治权威性。近四百多年来西方世界垄断暴力，其制度也就天然带有话语权垄断；2）舆论自洽带来的政治合法性。无论是殖民主义时代，还是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其构建的强权或自由主义叙事都能很好的逻辑闭环。内部团结长期以来有保障。
更进一步分析能够发现，暴力垄断依靠技术先进性，而舆论自洽依靠国内社会运作良好。这两点在过去几十年来基本并未发生改变，但其根基长期以来受到侵蚀。
首先，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国家全面的技术优势已经变成了重点领域的优势。非发达国家在21世纪初生产工业品的种类和质量，是远低于20多年后的现在。这种产品升级是事实上的进口替代，并非发生在单个国家，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其次，由于技术先进性快速萎缩，产业凋敝也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的现实。而这会让其舆论自洽受到严重打击。民众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通货膨胀和失业等问题，也让原有的叙事逻辑成为笑谈。
最后，技术先进性萎缩和舆论自洽受打击，本身是社会向下螺旋的加速剂。在此情况下，美式票选制度的选秀性质的缺点就被成倍放大。因为政治人物长期娱乐化的属性，导致其政务能力很难有保证。即便存在深层政府之类的补丁，民众真正能看到的也是这些能力低下的政客。
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产业失血日益严重，政治氛围紊乱加剧，西方社会的怨气急剧增加。既然所谓“左”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走不通，西方国家“右转”走向保守主义也成为必然。考虑到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得到了全球传播，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式票选制度改造，这种“右转”风潮在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市场。因此，美国政治“右转”是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事件。
为讨论全球“右转”的可能影响，本文将探讨美国现阶段“右转”的具体表现，美国内政的情况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欧洲国家的具体情况。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有助于各需求方，理清未来全球政治走向，做好应有应对措施。
一、美国情报部门的担忧
特朗普的第二次上台，使得美国政治“右转”公开化和体系化。而如果仔细研究其中细节，则会发现这是右翼财阀一手促成的系统工程。通过左翼财阀控制的军情部门对其的批判，更能推敲出美国政治“右转”的不少细节。
2025年10月16日发表在Substack网站上的一篇长报告，则为外界获悉美国政治“右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文章题为《威权主义动态加速：对民主衰落的评估》（Accelerating Authoritarian Dynamics: Assessment of Democratic Decline）。作者署名为“稳定状态”（The Steady State），其自我介绍是“一个由300多名国家和国土安全专家组成的网络，主张强有力的、有原则的政策、法治和民主。 ”
作者在文末还强调报告的中立性。文中写道：“美国情报机构传统上将分析重点放在外部，即外国政府、威胁和行为体。而本次评估则将同样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内部，审视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为强调报告的急迫性，作者表示：“鉴于当前形势的严峻性，我们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将同样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自身。我们这样做并非以美国政府代表或任何官方身份，而是作为前情报官员，我们相信结构化分析的工具能够揭示我们自身民主制度中令人担忧的趋势。”
文章在摘要中强调美国走向“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的现状，并将其归纳为：“以中等至高度的置信度得出结论：多种相互强化的因素累积起来，正将美国推向竞争性威权主义的轨道：在这个体系中，选举、法院和其他民主机构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却被系统性地操纵，以巩固行政权力。”
文章将美国的政治倒退归于5个方面：
其一、行政权力过度扩张。这正通过法令治理和国家武器化得到巩固。1）一方面，行政命令范围广泛，紧急状态声明动辄扩大；2）另一方面，公务员队伍和监督机构受到政治控制；3）利用司法和情报职能打击被视为反对者的人；4）以及对盟友给予特殊保护。
报告对此的可信度评估为：
（1）报告高度确信，美国的民主倒退正在加速。其特点是行政权力的集中、制度制衡的削弱以及对公务员保护和监督机制的蓄意削弱。
（2）报告高度确信，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利用国家机构来惩罚其认定的反对者并保护盟友。这包括司法部和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削弱监督和独立机构（包括解雇监察长）以及公务员队伍的政治化，例如恢复“F类附表”（Schedule F）等措施，这些措施破坏了联邦雇员队伍的中立性。
其二、司法独立性。其削弱不仅体现在党派任命上，还体现在对最高法院“影子法庭”（shadow docket）的战略性依赖、限制司法救济和恐吓法律界的努力，以及对法院裁决的选择性遵守。
报告对此的可信度评估为：
报告中等程度确信，司法独立正面临持续威胁。党派驱动的任命已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意识形态路线重塑了法院，缩小了公正裁决的空间。与此同时，对最高法院“影子法庭”的日益依赖使得一些备受争议的行政行为无需充分论证或解释即可获得批准。其累积效应导致司法机构日益被视为党派化，并与行政利益保持一致。
其三、立法机构。其软弱和失职削弱了国会作为平等分支机构的能力。授权、阻挠和两极分化破坏了有效的监督。
报告对此的可信度评估为：
报告一定程度确认，立法软弱正在加剧威权主义趋势。国会将核心立法职能下放，加上党派阻挠和程序操纵，削弱了其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能力。
其四、选举制度。其重塑不仅体现在诸如选区划分不公和投票限制等结构性偏见上，还体现在党派对行政部门的控制、对选举官员的恐吓以及对已认证结果的质疑。这些都削弱了人们对选举公平进行和结果公认性的预期。
其五、通过攻击新闻媒体、学术界、监督机构和异议声音。公众信任、知识和公民社会遭到破坏，民主文化和公民韧性也因此受到削弱。
报告对此以上两点的可信度评估为：
报告高度确信，公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任度正在下降，其原因是反复出现毫无证据、人为捏造的选举公正性攻击、对新闻媒体的打压以及试图抹黑异议的声音。这种趋势有可能导致部分公众对威权统治的容忍度不断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报告对美国走向“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确信度是中等到高度确信。作者认为以上这些动态的累积效应正使美国走该道路。尽管选举和法院等正式的民主制度依然存在，但竞争环境正被系统性地向有利于现任者的方向倾斜，这既增加了国内稳定的风险，也增加了美国全球信誉的风险。
所以报告最终的结论是，美国日益专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行政部门权力过度扩张的日益频繁。美国正越来越专制，明显的表现出民主倒退，但未直接过渡到传统独裁政体。
客观的说，以上五点确实能从日常的各类报道和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中体现出来。因此其客观性也是有着一定的保证。在西方政治体系中，行政机关往往带有“入侵”属性，其强势崛起是对个人自由干涉的最直接证据，也就是政治“右转”的最具体表现。
不过，本报告也明显带有政治阵营印记。其分析数据来自“国际指数（包括V-Dem、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明线观察（Bright Line Watch）”。据此可以判断，本文是从左翼财阀视角批判特朗普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
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政治退步，报告给出的解决方案为：“如果机构、公民社会和公众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美国可能会继续走上民主加速衰落的道路，这不仅会进一步巩固行政权力，还会使其作为国际民主典范的信誉受损。”此番言论，不由得令人想起多年前煽动“阿拉伯之春”或“乌克兰广场运动”时，美国宣传机构的惯用伎俩。更具体的说，这是左翼财阀习惯进行颜色革命的传统手段。只不过这次煽动对立的矛头指向了美国国内，这也是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激烈的展现。
从这份报告不难看出，美国权力争斗已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阵营划分。支持（新）自由主义叙事的左翼财阀，和支持保守主义右翼财阀态度都十分明确，且相互间没有妥协的余地。而美国权力的失衡，也已然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治现实。美国政治“右转”也确实使得其整体快速背离民主政体的稳态。
二、美国政治“右转”与欧洲右翼联动
既然美国政治右倾化如此显著，那么其外溢结果很显然会首先影响其核心盟友。而欧洲右翼受到美国政局转变的鼓舞十分显著。对此，《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两篇文章做了较为明晰的讨论。
特朗普攻击欧洲 来源：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金融时报
在12月17日题为《特朗普对欧洲的战争》（Trump’s War on Europe）的第一篇文章中，为批评特朗普政府支持欧洲右翼，作者将1961年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就职演说的名言：“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担，克服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为了确保自由的生存和胜利，”改编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施加任何负担，制造任何苦难，反对任何朋友，结交任何敌人，为了确保我、我的家人和朋友的财富和权力。”
欧洲是美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投资伙伴 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文章批判的焦点是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文章表示：“最奇怪，也最令欧洲人不安的是，他们现在被视为美国唯一的意识形态敌人。”而最令欧洲人愤怒的是其中的这句话：“美国外交应继续捍卫真正的民主、言论自由，以及对欧洲各国独特个性和历史的毫不妥协的颂扬。美国鼓励其在欧洲的政治盟友推动这种精神的复兴，而欧洲爱国政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确实给了乐观的理由。”
美国的盟友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来源：世界银行
作者认为，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右翼“爱国者”在整个欧洲大陆掌权。而美国与欧洲极右翼的联盟并非偶然。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尽可能支持乌克兰维持和平，并创建有效机制抵御俄罗斯威胁。因此，自由主义欧洲想要存活下去，必须直面并粉碎这些“反动幻想” 。
德国选择党（AfD）联合领导人爱丽斯·魏德尔（Alice Weidel）和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在2025年6月庆祝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美国拉拢“爱国欧洲政党”的举措令德国选择党士气大振 来源：肖恩·加洛普（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如果上文是有关于地缘政治方面，那么同样发在12月17日，题为《德国另类选择党与MAGA的亲密关系》（The AfD’s love-in with Maga）一文的作者，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康斯坦茨·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则在意识形态上抨击了大西洋两岸右翼的联动。
作者首先提及了本文第一部分引述的，美国前情报人员撰写的《威权主义动态加速：对民主衰落的评估》。随后指责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是欧洲极右翼政党中最极端、最公开反宪政的政党。考虑到布鲁金斯学会的是左翼财阀的堡垒，这类指责并不意外。
为强调AfD的局限性，作者引述了AfD在2025年7月发布的一份六页的内部战略文件。文件表示，AfD所能期望的最高得票率仅为30%，而德国的多党制实际上排除了单一政党执政的可能性。文件要求，AfD必须打破基民盟（CDU）阻止其与极右翼合作的壁垒，加深其他政党之间的分裂，并最终争取到传统的保守派选民。目的是营造出一种资产阶级式的体面形象。考虑到人口基数不足，这意味着，没有充足的外援，AfD并不能掌权。
因此作者认为，这就是特朗普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切入德国政界的突破口。美国副总统万斯曾在慕尼黑峰会上与AfD党首爱丽丝·魏德尔会面。会上，万斯发表演说，严厉谴责欧洲人“审查”极右翼言论；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德国2025年2月的选举中为她助选。其结果是，AfD以近21%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仅比默茨领导的基民盟（CDU）少8个百分点。
双方的合作此后加深。德国选择党议员和25岁的网红娜奥米·塞布特等极右翼人物纷纷前往美国朝圣，构建起一个新的跨大西洋极右翼联盟。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极右翼视为美国的真正盟友。作者认为文件提出的“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抗力量”也就是政权更迭，也让AfD看到了执政的希望。此文发出的上一周，该党迅速派遣了一个由约20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和纽约。
鉴于美国对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重大的影响力，美德两国极右翼的联合有着相当大的政治效果。据《彭博社》12月20日报道，美国官员已通过外事部门敦促德国政府，在可能取缔该党的问题上保持克制。此前，德国国内情报机构于2025年5月将该党列为“已确认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这之后，德国选择党成员一直游说特朗普政府阻止德国当局启动取缔程序。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右翼财阀已经正式着手对作为欧洲核心的德国发起政治压迫，这是明显的干涉主义手段。
副国务卿萨拉·罗杰斯对AfD表示公开支持 来源：萨拉·罗杰斯X账户，2025年12月15日
而美国右翼对德国的干涉也是全方位的。《彭博社》报道表示，美国国务院已指示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与AfD保持定期联系。在2025年10月，AfD主席爱丽丝·魏德尔与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临时代办艾伦·梅尔策（Alan Meltzer）举行了会晤。不过两人见面气氛紧张，远非友好。在12月至少有两位国务院官员会见了AfD成员：一位是曾因参加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而被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解雇的高级文化事务助理达伦·比蒂（Darren Beattie），另一位是副国务卿萨拉·罗杰斯（Sarah Rogers）。
AfD选举集会上展示的杂志。来源：克里斯蒂安·博西（Krisztian Bocsi），彭博社
对此，时任总理候选人的弗里德里希·默茨在2025年1月份的一番表态，可以很好的表现出受左翼财阀控制的德国主流政治圈对此的态度：“我们不会与一个敌视外国人、反犹太主义、在其队伍中窝藏右翼极端分子和罪犯、与俄罗斯眉来眼去并想退出北约和欧盟的政党合作。”
三、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
随着特朗普政府强化推进政治“右转”的议程，其《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也适时发生了变化。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在NSS发布的同一日，也就是12月5日，发表了《202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The 2025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的简报（下文简称《简报》）。本文写作重点是西半球、亚洲和欧洲。翻阅其西方盟友官方机构的报告，可以更客观地了解NSS带给其盟友和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
《简报》认为：“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与1945年后历届美国政府一贯的评估截然不同，后者认为美国永久的全球主导地位符合美国的最佳国家利益。”这意味着，欧盟认为美国不愿为全球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简报》同时认为，“然而，这一战略重心调整似乎并非等同于孤立主义，而是旨在使美国能够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主导经济和军事地位，并采取单边经济或军事行动来追求其国家利益。”欧盟并未像很多人臆想的那样，相信美国“孤立主义叙事”，而是清晰的意识到美国将在尽可能减少成本的情况下，力图维持本身的霸权。也将不顾及世界的眼光，执意推行有利于自身的行动，并要求盟友付出更多成本。
在西半球方面，《简报》认为，虽然美国将西半球列为重要性第一的地区，但是这部分还提及美国将采取战略“逐步减少敌对外部势力的影响，并将在该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驱逐出去。”简报认为，虽然NSS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及敌对势力，但所使用的措辞（债务陷阱、“低成本”外国援助、附加条件）表明其指的是中国。
在亚洲方面，《简报》认为，在NSS中，美国并未明确将中俄作为对手。但美国绝无放弃在印太地区与中国大陆开展军事决战的打算。《简报》认为，在军事领域，美国计划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遏制印太地区的战争，并维护南海的自由开放和第一岛链的安全。而NSS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尤为明确，《简报》援引的NSS原文为：“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以阻止任何企图夺取台湾或形成对我们极其不利的军事力量平衡，从而使我们无法保卫台湾。”NSS也要求盟友必须成为炮灰。因此，可以合理认为，美军对印太地区构建决战战场的努力，有着极强的国家意志做支撑。为达到目的不惜付出极大的成本。
需要补充的是，美军为让盟友更好充当炮灰，也在印太地区积极调整。《共同社》2025年12月27日报道称，美军修改了原先拟将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第四海军陆战团转移至美属关岛，并改编成快速反应部队“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MLR）的构想。新方案已写入美国海军陆战队2025年10月更新的文件《兵力设计》。
新方案对以冲绳县名护市等地的施瓦布军营为据点的第四海军陆战团的要求是，“继续隶属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维持核心任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部驻扎在冲绳县宇流麻市。
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 来源：共同社，2025年12月25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对《共同社》表示：“海军陆战队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要展现对敌对势力采取重大行动的态势。”美军认为，为应对中国迅速强化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不能将步兵部队从距离台湾较近的冲绳转移至距离更远的关岛。
日本政府对此持高度欢迎态度。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表示：“日美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并未发生变化。”由此不难看出，美国的印太盟友正在积极配合美军，并向中方积极释放战争迷雾。为驱使盟友甘当炮灰，美国也展现了其极强的战争意志，丝毫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
在欧洲方面，《简报》认为，在NSS中，虽然未颠覆对欧洲的支持，但专门提及针对欧洲的文化战争。NSS批评欧洲经济衰退、“正在改变欧洲大陆并造成……民族认同丧失的移民政策”以及，面临“文明消亡的真正……前景”。欧盟仅在文件中被提及一次，并将其与“其他破坏政治自由的跨国机构”联系起来。欧洲被描述为对美国“具有战略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所以要在“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简报》的立场和本文援引《卫报》的两篇文章的思路是一致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右转”也代表着美国右翼，正准备给欧洲施加保守主义的“颜色革命”，并且要大力培养欧洲内部极右翼亲美势力，这势力也将高度背离欧盟现有内外政策。
与此同时，如果从美国视角分析其国家战略的“右转”方向，则可让明确美国战略目的的分析更为立体。与NSS配套的《国防安全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虽迟迟没有公布，但202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公布了《国防战略：优先西半球和中国对国防部的潜在影响》（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DOD of Prioritiz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China）。这份文件能体现政治“右转”情况下NDS的大致轮廓。
文中明确表示，截至发文当天，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份《国防战略》（NDS）尚未公开发布，此文件可能会详细说明了特朗普政府预期美国国防部将如何实施该战略。
该文认为NDS将受NSS影响，并强调以下4个方面：
1. 重新部署美军。美国国防部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欧洲和中东的军事人员和装备（包括预置库存），并增加驻扎在西半球和/或印太地区的人员和装备；
2. 国土防御采购。美国国防部可能会重点发展国土防御项目，包括美国“金穹”（Golden Dome）导弹防御系统、监测和防卫美国海空通道的能力，以及协助其他美国机构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的能力。
3. 为“军事优势”对抗中国而进行的采购。各军种可能会优先采购更适合在印太地区而非在欧洲进行威慑的武器，例如以下：
3.1能够有效在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系统射程之外作战的远程有人和无人飞机及武器；
3.2 能够有效在中国A2/AD系统射程之内作战的平台（例如潜艇）；
3.3 能够支持驻扎在比欧洲地区更远离美国的，驻扎在西太平洋的美国作战部队的远程后勤能力（包括空运和海运）。
美国国防部也可能减少对装甲战车、身管火炮和其他陆地系统的研发和采购，因为这些系统在欧洲冲突中比在印太地区或西半球冲突中更为重要；
4. 设施和部署。美国国防部可能会投资军事建设，以在西半球和印太地区（包括美国各州和领土以及盟国和伙伴国）新建、重新开放和改造军事基地、补给点和维修设施。
同时报告指出，美军的一些调动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及之前的政府已经出现，比如：
1. 自2006年起，美国海军开始将更多舰艇从大西洋舰队调往太平洋舰队。
2. 美国空军已逐步在太平洋部署更多先进的作战型战斗机部队，并计划继续这样做。美国空军已为其部分飞机配备了空射反舰导弹。自2004年以来，空军还轮换轰炸机部署到关岛和其他地点。
3. 2019年，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启动了陆基反舰导弹的部署工作，陆军还开始研发陆基高超音速导弹。
4.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开始增加对印太地区的基建投资，并计划于2025年重新开放和升级加勒比海的军事基地。
通过美欧的不同视角观察NSS，以及参考美国国会研究处对NDS的推断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虽然号称“回到西半球”。但其政策仅仅是进行了调整，并未放弃全球霸权。回归保守主义，只意味着未来美国的政策执行会更直白，且更在意现实利益变现的速度。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和欧洲地区采取的措施，可认为是分别采取武力威慑和政治渗透的不同模式。这体现了特朗普政府较为务实的态度，以及美国统治阶级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国策的底色。
四、美国社会层面的“右转”
在国家层面美国政治“右转”在加速。而在民间层面，这种社会快速右翼化也已经公开化。这可以从“捍卫自由联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ADF）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瓦格纳（Kristen Waggoner）的事迹说起。
据《华尔街日报》12月18日报道，她帮助福音派右翼从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利益。该基督教法律倡导组织的年预算高达1.3亿美元。
捍卫自由联盟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瓦格纳 (Kristen Waggoner) 来源：华尔街日报
该组织目前取得的成绩是，已经赢得了16起最高法院案件，包括推翻堕胎权和重申政府会议上的宗教祈祷合法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法律格局。
目前，他们正寻求通过一系列案件来重塑美国联邦法律，使其在LGBTQ议题上体现保守的基督教的社会价值观。ADF在此方面的案件共有四起，包括一起挑战科罗拉多州关于禁止“性倾向扭转疗法”的案件。该疗法旨在阻止儿童接受同性恋身份或进行性别转换。另一起案件将在2026年1月进行，ADF将为爱达荷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禁止跨性别学生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的法律进行辩护。
ADF正处于快速扩张期。在过去的十年间，其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同时，ADF有着深厚的保守派政治背景和资源。其工作人员艾琳·霍利（Erin Hawley），曾担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的法律助理，也是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的妻子。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此前也曾担任ADF的律师。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大法官在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之前，曾在ADF面向基督教法学院学生的项目中任教。
该基金会的金主也基本来自于右翼财阀。虽然大多数捐赠者的信息并未公开，但记录显示，创立工艺品零售商Hobby Lobby，与福音派家族有关联的慈善机构“仆人基金会”（Servant Foundation）已向ADF捐赠数千万美元。
这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右翼财阀对美国社会的改造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并有希望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彻底树立为美国的新“政治正确”。此后基于基督教叙事的政策也将越来越成为美国的新国家形象。
除了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以外，在民权领域特朗普政府也在强化引导右转。据《路透社》2025年12月20日报道，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主席安德里亚·卢卡斯（Andrea Lucas）在12月10日该社采访中表示，美国联邦政府正在对企业多元化项目展开调查。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民权执法方面将发生了重大转变。
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安德里亚·卢卡斯于在华盛顿特区接受采访，讨论该委员会2026年的各项举措 来源：凯文·莫哈特（Kevin Mohatt），路透社，2025年12月18日
卢卡斯表示，根据《民权法案》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将种族、性别或其他受保护特征纳入雇佣决策的公司可能面临执法行动或诉讼。她证实调查正在进行中，并警告称，与招聘、晋升或营销相关的举措可能会受到审查。卢卡斯拒绝透露哪些公司正在接受审查。
卢卡斯表示：“我的目标是转变对民权的看法，采取更保守的观点”，“如果你的多元、公平和包容项目或任何员工项目涉及采取全部或部分出于种族、性别或任何其他受保护特征动机的行动，那就是违法的”。她是特朗普政府的最高反歧视执法机构的负责人。
她对EEOC的新设想包括：1）“打击”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包括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2）“打击普遍存在的”宗教自由问题，例如反犹主义和新冠疫苗强制接种；3）“抵制”性别认同歧视，并着重关注女性基于性别的权利；4）以及打击“国籍歧视”，保护所有美国劳动者。
卢卡斯还表示，白宫的立场是，白人男性在工作场所受到了多元化、公平和包容项目的歧视，并鼓励提交投诉。
作为对比，EEOC的前官员曾经在2025年4月3日发表了一份公开信。信中表示：“雇主可以（而且确实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识别那些基于受保护特征而限制求职者和雇员机会的障碍。如果这些措施设计得当，就不会构成歧视。”
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上半年的类似举动，包括塔吉特、沃尔玛和亚马逊在内的多家世界500强公司彻底放弃或重新评估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政策。一些公司悄悄地从政策文件和招聘信息中删除了DEI 条款。而另一些公司更彻底，它们解散了员工资源小组（employee resource groups），并终止了长期以来为实现供应商网络多元化所做的努力。
这也能明显看出，在保守主义掌权后，美国民权领域的快速倒退。即便DEI在执行中带有左翼财阀夺权的色彩，但考虑到美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进步意义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而右翼财阀掌权后自然视其为破坏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予以彻底否定也在情理之中。
考虑到要让保守主义彻底扎根美国，所以右翼财阀也在积极培养接班人。并让基层右翼组织尽快与后起之秀做深度绑定。据《华尔街日报》2025年12月21日报道，在报道当天，“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去世后举办的首场大型活动上，柯克的遗孀埃里卡柯克（Erika Kirk）在开幕致辞中对31000名与会者说：“我们将以最压倒性的方式，让我丈夫的朋友JD·万斯（JD Vance）当选第48任总统。”副总统万斯为这场大型活动致闭幕词。
埃里卡·柯克与JD·万斯一同出席了“美国转折点组织”的活动来源：乔恩·切里（Jon Cherry），美联社，2025年12月21日）
报道认为，万斯虽未宣布参选总统，但他已将自己置于成为特朗普总统继任者的位置。万斯能获得“美国转折点”组织数以千计的成员、庞大的媒体宣传和政治组织力量的全力支持，将为他带来又一优势。
同时，许多“美国转折点”的忠实拥趸似乎都认同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对万斯（Vance）的设想。《华尔街日报》对十几位与会者的采访显示，大多数人希望看到万斯接替特朗普，或者至少认为他是明显的领跑者。很显然此番言论，也是右翼财阀对万斯的认可。
柯克创立的“美国转折点”发展迅猛，如今已涵盖信仰、媒体和选民拓展等多个部门。查理·柯克生前，在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中对他进行了支持，帮助他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境地。之后，柯克将他介绍给了捐款人，后来又介绍给了特朗普核心圈子的亲信，并力促特朗普提名万斯为副总统候选人。柯克曾多次强调他希望万斯成为下一任总统。
因此两人关系密切，且私交甚笃。《华尔街日报》表示，两人几乎每天都通过短信和群聊保持联系。在得知柯克遇刺后，副总统万斯迅速飞往犹他州，乘坐空军二号护送柯克的遗体前往亚利桑那州。
但作为一名老练的政客，万斯依旧选择隐藏态度。报道称，他目前专注于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保住共和党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同时还担任共和党财务主席，这一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最富有的保守派捐助者。
相关人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万斯是否会参选总统尚不确定。此外，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表现不佳，而万斯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押注于选举结果，那么这可能会为他的竞争对手创造机会。
从中不难看出，在右翼财阀的安排下，政治新秀们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同盟。考虑到柯克堪称右翼民意“教父”的身份，其遗孀也正在塑造“教母”的形象。“转折点”这类组织的壮大也说明，从基层塑造美国政治风貌的努力，也已经有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将基层支持与相关政客捆绑，无疑是一种“造神运动”。这种将民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举动只会日益增加。
由于2026年中期选举还有诸多变数，所以有实力的政客还都选择引而不发。但是他们也在积极活动，要在全社会政治“右转”的氛围下，占据更有利的生态位。而克里斯汀·瓦格纳和安德里亚·卢卡斯则又代表，意识形态领域和行政机构层级的右转已然不可逆。以上这些构成美国社会层面的“右转”迹象。
五、全球政治“右转”的负面情况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目前的“右转”倾向并非是意味着保守主义回归之后，美国放弃国际霸权。从战略的角度，这仅仅是一种战略能力的节约使用。其更在乎美国本土利益，或具有威权主义的特质，本质上只是一种策略的调整。
需要看到的是，美国从欧洲、中东等地的“收缩”，并没有以1）放弃驻军；2）退出军事同盟；3）或签署本地区高度认可的和平协议，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美国政治“右转”主要是配合美国国内的政治新叙事逻辑而进行的策略调整，也就是安抚其国内因为产业凋敝和美式票选制失灵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
美国的盟友和其它国家，并未表现出与美国的帝国体系分离的迹象。这在1）欧洲各国大力支持乌克兰；2）中东国家对《亚伯拉罕协议》态度暧昧；3）以及日本对台湾问题强烈的干涉意愿上体现的十分明显。它们虽然对特朗普政府更加关心本土十分不满，也忌惮美国加大力度盘剥自己，同时也清晰的认识到美国并没有放弃在当地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他们更无法离开美国运行的现有体系。其国内大量亲美利益集团，依旧在本国政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只是更精细的核算了其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且力图以更节省资源的方式对全球各地进行控制。所谓“退守西半球”只不过是一种战略烟雾弹，类似于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
目前看，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右转”政策的绝大多数批评，主要来自于其政治对手或意识形态冲突方。他们仅仅对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进行抨击，认为其放弃原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懦弱且不负责”的行为。这类政治互动本质上仅是帝国内部权力游戏的日常，并非是反思或转变美国的扩张主义国策。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美式票选制民主严重缺乏对普通民众的保护，且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矛盾，随着暴力垄断的流失，以及舆论自洽的不复存，美国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因此，特朗普政府选择将保守主义包装成“新秩序”输出，以便更好的维持全球霸权就是一种及时变通。从这个角度，全球政治“右转”的本质上是美国的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输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叙事，其更为赤裸的宣扬一种以邻为壑的氛围，相当于将其本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输出到全世界。
而讨论美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不得不提及对美国贫困问题随着保守主义回潮的扩大化，也就是对所谓“爱丽丝线”（ALICE Line）的讨论。按照中文互联网的说法，这也就是所谓的“斩杀线”，即美国人在达不到一定收入的情况下，将很快被美国社会淘汰并非正常死亡。
按照非营利组织“团结支持ALICE”（United For ALICE）的定义，ALICE指的是，资产有限、收入受限、有工作的家庭（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他们的收入高于美国联邦贫困线，但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按照该组织统计，2023年，美国共有1亿3千2百53万0794户家庭。其中13%的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Federal Poverty Level, FPL）。29%的家庭属于ALICE群体，即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但不足以维持其居住社区基本生活开支。换而言之，美国有42%的家庭收入低于ALICE阈值。这意味着近一半的美国家庭，对美国统治阶级不存在需要政策照顾的统计学意义。
因此，右翼财阀的政策选择，可以视为将这些收入不达标的人口，认定为社会负担，需要尽快清零。特朗普政府大砍民权项目，表面上是财政节流，实质上是为本已朽迈的国家机器清除非必要的“零件”。
考虑到美国是大部分国家制度借鉴的模版，那么当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化促进了世界一体化，而如今保守主义必然带来逆全球化。同样的，美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选择，也会将这种物化人的理念，传递给各国右翼。这种漠视民众生存权的政策将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普遍起来。
全球“右转”本质上是美国国策调整的附属产物。这还能从MAGA群体与德国AFD的联动明显的看出。越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比如西欧与日本，越是表现出同样的特质。而美国加速“右转”的同时，无疑也在输出这种保守主义的“新秩序”。
然而这种极速的转向，并非是毫无风险。而正因为其内部积弊严重，美国越是加快速度“右转”，越能证明其政治紊乱的严重程度。这样使得依附于帝国体系内的国家和附庸产生系统性变化。美国政治“右转”早已超过了“蝴蝶效应”，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因突变”。
面对美国如此巨大的政治调整，理应保持清醒的认知。须知中国国内任何挑动情绪和制造对立的想法或事态，本质上是受到全球“右转”外溢的必然影响。美国强力输出保守主义“新秩序”的当下，更需要有团结国际共识的新主张来对冲。
所以理应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更宏大的，追求迈向宇宙的“星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旗帜鲜明的反对以邻为壑的保守主义。这是理应被积极采取的紧要行动。通过与有意愿和实力合作的各地区的实体，和以及进行必要的武力展示，才能遏制住开文明倒车的行为。
对抗黑暗从来都需要利刃，而非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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