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7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
纳粹大屠杀的生物政治学解读
艾仁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 要：从暴力发生的思想与社会机制看，纳粹大屠杀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生物政治工程。19世纪细菌学和公共卫生的进步激起德国社会对“民族肌体”健康的追求，纳粹主义将之推向顶峰，借助生物学和细菌学概念把犹太人、吉卜赛人及身体残疾者、精神疾病患者等称为“杆菌”、“病毒”和“寄生虫”，认为这些“民族害虫”是导致国家身体“生病”乃至“死亡”的原因。生物医学隐喻与社会政治现实互动，唤起德国人保护“民族肌体”和采取公共卫生对策的冲动。在此过程中，大规模杀戮转变为治愈“民族肌体”和保护国家健康的“正义”行动，从而使主导和参与大屠杀的各阶层免除道德责任。大屠杀本质上是一项通过对生命进行分类、排斥与消灭来重构政治秩序的工程，是西方文明走向异化的突出案例。摘 要：近代早期，西班牙人围绕殖民者是否可以奴役印第安人展开激烈论争，奴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通过诠释热带环境的性质作出解释。一些追随古典传统的学者坚信，热带极其炎热，只会造就野蛮人类，他们结合“野蛮人是奴隶”的古典学论断，大肆宣扬奴役印第安人的“正当性”。但西班牙神父拉斯·卡萨斯以热带美洲温和葱郁而非炙热荒芜之地为由，推翻了奴役“正当性”推论的前提。然而，新一代殖民精英又基于热带美洲的丰饶特征与潮湿性质，蔑称印第安人是懒惰和女性化的族群，需接受西班牙人管束与控制。无论如何诠释，双方目的都在于殖民征服，其思维处处透露着以殖民权力为前提的认识论偏见，难逃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两汉之际“天子”“皇帝”名号
王 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摘 要：《白虎通》以“皇帝”为天号、“天子”为人爵的观点，与两汉之际各方势力对两个名号的建构有关。称“皇帝”是刘秀政权合法化的要举，此与王莽、公孙述建朝相似。称“天子”者受纬书“始祖感生”思想影响，强调以宗室继承天命；称“皇帝”者侧重纬书“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的“帝”义，相信能者受命。厘清皇帝号、天子号被赋予的历史、思想意义，有助于认识东汉王朝独特的建国理路，以及皇帝“二重身份”在现实政治中的思想意涵。宋钦宗朝和战之争及其历史教训
陈 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 要：宋钦宗在位期间，面对金军先后两次包围开封的危局，议和方案虽被提出并加以实施，但面对从未有过的割地条款，朝野爆发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议。伴随战局变化及和战之争激化，宋钦宗在道义的巨大压力下，摇摆于和战两派之间，既使议和过程起伏不定，也导致宋廷难以作出明晰的战略决断。宋钦宗朝被和战之争所牵绊，只能被动应对金军进攻，最终城破国亡。宋钦宗朝留下的历史教训，主要在于过度依赖议和路径、内部分化瓦解、未能建立高效指挥机制及缺乏对形势准确决断等方面。北宋传统政治制度及文化存在明显短板，在倾力支撑文治路线同时，挤压武备及军功空间，形成消极对外防御的积弊。清末“文明排外”思想史考察
李欣然（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摘 要：清末流行的“文明排外”观念，源于对义和团运动所谓“野蛮排外”和清政府“媚外”政策的反思。它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模式，但“师夷长技”从“制夷”的手段，变为追求“文明”，中国须遵循西方所定义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和等级差异；“排外”承自“制夷”，但中国必须接受一个以“力”相抗、适者生存的天演世界，受制于竞争不止的“客观”进化法则。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文明排外”的演变，体现中国被愈深地卷入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面临失却主体性的危机。而不断思考学习西方与抵御西方的关系，是推动中国寻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动力。抗战胜利后山西滞留日军勾结阎锡山研究
刘 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 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华日军并未立即全面解除武装。尤其在战后初期的山西地区，滞留日军不仅顽固抗拒八路军的受降，更主动与阎锡山方面勾结，为其垄断山西、筹备内战出谋划策。1945年9月阎日两方达成协议后，为掩人耳目，山西滞留日军仅实施了形式上的武装解除，实则持续推进双方勾结关系。双方在战略部署、协同作战、情报交换、教育训练等领域的勾结持续深化。因局势演变及多方压力，其图谋终告破产，滞留日军最终沦为阎锡山野心的牺牲品。摘 要：《奥斯威辛报告》全面揭露了发生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行为，引发犹太世界呼吁“轰炸奥斯威辛”的强烈诉求，但英美采取一以贯之的消极推诿态度，未将此事上升到战略决策高度。然而，战后两国却不遗余力地自我塑造为“犹太拯救者”，并将其作为建构国家记忆与国民认同、彰显价值观的核心素材。随着大屠杀研究兴起，英美的“人道主义神话”遭遇多方解构，其“旁观者”形象越发清晰。以“轰炸奥斯威辛”为视角，可以真实考察英美对待大屠杀的消极态度，及其“旁观者”形象背后的本位主义、利己主义特性。捷胡提摩斯家族与拉美西斯时代晚期埃及国家权力结构
陈嘉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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