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指尖轻触展柜玻璃，200余件汉代文物似乎在低声诉说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悠远往昔。近日，“文景之治——帝陵深处的盛世图景”特展正在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汉家陵阙、治国之道、盛世华章三部分，来自汉文帝霸陵与汉景帝阳陵的珍贵出土文物，为人们铺陈出一幅西汉文景时期六畜兴旺、物阜民丰的盛世画卷。
文景之治被史家视为封建社会的首个盛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使百姓得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而经济的复苏、谷仓的充盈、饮食的丰富，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经过文景二帝近4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驻足于这些2000年前的陶俑、灶具、饮食器前，让人仿佛置身于文景之治的升平年代，感受那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农耕氛围，品味着其中真实而温暖的人间烟火。
塑衣式彩绘侍女俑
以农为本 轻徭薄赋
在特展第三部分“盛世华章”陈列中，出土于汉阳陵的3个陶囷格外显眼。其泥质灰陶，通体施彩绘。仓体筒状，肩部出檐，盖顶为伞形，顶部瓦楞造型，中间有圆口，下设三足，仓壁上有三组凹弦纹，底部侧面设有出粮口。
陶囷
囷是汉代常见的粮食储存设施，也就是筒状谷仓。陶囷作为汉景帝的陪葬品，既是其地下王国不可或缺的“国家粮仓”，同时也是“天下仓廪充实”的微缩象征。它将当时重视农业、粮食丰盈的盛世图景，以模型的形式凝固下来，似在向后世昭示：唯有坚持以农为本，筑牢国家经济的基石，方能成就治世局面。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这句话是汉文帝在诏书中强调农业重要性的核心表述，意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是最重要的事情”。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粮食短缺，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汉文帝即位时，经济凋敝的局面仍未得到扭转，国家亟须通过重农政策恢复国力。
“盛世之基，在于养息；天下之和，源于仓廪”。短短几字，道出了繁荣的起点。汉文帝继承了先秦时期“以农为本”的思想，延续了汉高祖时期制定的休养生息政策，通过颁布诏书，将农本思想提升为国家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农耕。如皇帝亲自耕种“籍田”，皇后亲桑，以表率天下；在乡里设“力田”之职（掌管农事）作为最基层的农官，与“三老”“孝悌”共同指导农业生产。
最直接的惠农政策是大幅减免农业税。汉文帝下达诏书曰：“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已比战国时低，汉文帝进一步减为“三十税一”，甚至连续13年全免田租。到了汉景帝时期，将“三十税一”定为固定税率，成为封建社会最低的税率之一。此外，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减轻农民徭役负担同样重要。汉文帝将“一年一役”改为“三年一役”，使农民有更多时间投入农业生产。同时，开放原属国家的山林川泽，允许私人开采资源，促进盐铁生产和农民副业发展。
为激励粮食生产与储备，汉文帝采纳晁错“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的建议，推行“入粟拜爵”制度，允许百姓通过向边塞输送粮食换取爵位或减免徭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该政策成效显著，不仅使“边食足以支五岁”，更推动各郡县建立“足支一岁以上”的粮食储备，进而实现“可时赦，勿收农民租”的良性循环，形成以粮促稳、以储备荒的国家粮安机制。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春正月，汉景帝下诏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的地区，以利发展农业。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
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与农业发展，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为文景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重农思想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切实改善民生，有力推动了社会进步。
仓廪充实 物阜民丰
在致力于恢复社会生产的同时，文景二帝逐步巩固和发展了汉初的粮食储备体系。这一体系并非严格的“中央—郡—县”三级行政对应结构，而是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样貌，包括中央太仓、郡国仓、县仓以及边防军仓和农官系统粮仓等，共同构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储备与流通网络体系。
在中央层面，位于长安的太仓是国家最重要的粮仓，粮食储备规模巨大，由大司农直接管辖。负责管理太仓的官员叫“太仓令”或“太仓长”。除太仓外，各地也纷纷修建粮仓。到了汉武帝初年，一度出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景象，体现出文景时期强大的国家粮食储备能力。
出土于汉阳陵的陶房型仓是此次特展中一件颇有名气的文物，它已被收录于新版七年级上册《中国历史》（人教版）教材中。陶房型仓整体呈长方体房屋造型，庑殿顶，顶有屋脊、筒瓦和板瓦。仓体上大下小，底部内收带高足。仓体上部屋檐下开两个长方形活动窗，中部均匀分布对称圆孔，内部涂有红色朱砂，表面残留彩绘痕迹。这件造型独特的陪葬品是西汉粮仓的生动写照。汉代粮仓结构设计十分巧妙，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尤其是高台基、斜腹壁、活动窗与通风孔相结合，兼具防潮、通风、防虫等多重功能，有效保障了粮食储存的安全。这不仅说明了当时粮食储备技术成熟，也折射出文景之治下仓廪充实、百姓安居乐业的盛景。
陶房型仓
农业的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在展厅里，出土于汉霸陵的鎏金铜磬架、薄太后南陵遗址的鎏金天马纹银当卢等一批金银器，展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炊具酒器亦丰富多彩。汉代饮食器具种类繁多，有鼎、釜、鍪、甑、甗、钫、染器等，体现了多样的烹饪方式。
彩绘陶鼎
出土于汉阳陵的陶茧形壶，器身如横置的蚕茧，等距离饰九组竖向凹弦纹，每组三周。侈口，沿外卷，圆唇，束颈，高圈足。陶茧形壶在战国至西汉早期主要用作贮器，西汉中期后逐渐向礼器转型。除了装酒外，陶茧形壶也用来盛装肉汤。另一件文物陶魁整体造型类似于一个带有把手的深腹碗或小锅。把手设计得极具匠心，末端被塑造成一个生动的兽首形状，不仅实用，还颇具艺术美感。在汉代，魁常被用于盛放羹汤，据《说文·斗部》记载：“魁，羹斗也。”陶钫是一种盛酒器，其形制承自青铜钫，通体施以红、白、褐三色彩绘纹。整体呈方形器型，方唇敞口，束颈鼓腹，配以盘项式盖与外撇圈足，肩腹部饰两个对称的象征性环，美观大气。
陶茧形壶
陶魁
汉阳陵还出土了陶灶模型。陶灶设3个火眼，并配有釜、甑等炊具模件，前壁设方形灶门，灶门前有挡火遮烟檐。汉代的灶主要由灶门、灶膛、灶台、烟囱四部分组成，一般有两到三个灶眼，前灶烧火做饭，后灶利用余温热水。这种节能环保的设计，至今在一些农村仍可见到类似实例，足见当时灶具技术已相当科学。
陶灶
这些珍贵文物不仅再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生活，也显示了市场的活跃、国家的富足，反映了文景治世中物质文化的高度繁荣。
六畜兴旺 盛世繁荣
在特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成群结队的陶塑动物。猪、马、牛、羊、狗等陶塑成群成组，造型质朴而传神。资料显示，汉阳陵出土陶制动物近3000件。其中，仅在13号从葬坑中就出土了1391件猪、狗、绵羊、山羊等动物俑。这些家畜模型既是再现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的随葬品，也是文景时期“六畜兴旺”景象的生动实物见证。
“六畜”在古代社会具有特殊地位，具体指牛、马、羊、猪、狗、鸡。每一畜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牛代表勤劳，是农业发展的基石；马代表高贵，是交通和军事的重要资源；羊象征美好，提供肉食和毛皮；猪代表丰厚，是主要的肉食来源；狗代表忠诚，看守家园；鸡代表吉祥，提供肉和蛋。
此次展览陈列的一对陶牛，双耳直立、眼睛外鼓，牴角根部、臀部留有圆孔，推测原本安插有机质的犄角和尾巴，现已腐朽。在汉代，牛是重要畜力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耕种的劳动力，也是交通运输、军事后勤和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元素。因此，汉代禁止私人宰杀牛只，尤其是“不得屠杀少齿（青壮耕牛）”。而汉代政府对牛的保护，也赋予了牛不低的身价。四川成都出土的一汉代石碑中，就有“牛一头，万五千”的记载。
陶牛
值得注意的是，陶牛在汉阳陵不同区域的外藏坑中陪葬，其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在象征宫廷膳食机构的外藏坑中，陶牛与其他陶制家畜作为象征为皇帝准备的肉制品一同陪葬。而在象征仓储或官署手工作坊的外藏坑中，陶牛与木制车辆模型一同陪葬，其扮演的角色是用于运输物资的畜力。此外，在象征守卫京师的“北军”的外藏坑中也发现过陶牛，其很可能代表了用于军事后勤粮草转运的牛车。这种差异生动体现了牛在汉代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多重职能。
马匹在汉代具有无可替代的双重价值，既是军事上对抗敌军、组建强大骑兵的核心战略资源，也是农业生产和日常交通运输的重要动力。史载汉初社会生产凋敝，皇帝甚至“不能俱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足见马匹之珍贵。到了文景时期，通过一系列鼓励生产的政策的实施，国家财力日益壮大，养马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这为后来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汉阳陵出土的成群陶马，正是这一时期国家重视马政、养马业兴旺发达的真实写照。
除了陶马，汉阳陵中陶猪的数量也不计其数。在此次展览中，一头即将临盆的彩陶母猪格外吸引人。其四肢粗壮、双眼圆睁、大耳下垂、躯体丰满，最明显的就是隆起的腹部，似怀着猪宝宝。研究人员分析，当时人们把它放进陵墓，可能想表达即使是在帝王的地下王朝中，生命也可以继续繁衍、生生不息。此外，还有造型憨态可掬的陶乳猪。乳猪在汉代是深受贵族喜爱的肉食之一。研究发现，汉代贵族对肉食的选择极为讲究，被食用的猪肉多在2—6月龄，以追求肉质的鲜嫩。这种精细化的养殖方式，反映了当时养殖业的蓬勃发展。
《管子·牧民》有云：“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文景时期“畜”的繁荣，正是国家有方、民生安康的集中体现。
（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