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监测仪的滴答声，规律得让人心慌。 曹县长握着母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眼泪还没擦干，忽然抬起头，对着刚见第一面的我说：“妈，我们打算近期就结婚的，都是疫情给搅乱了。 ”
我脑子嗡了一声。 病床上，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脖子的老人，眼睛却像忽然被点亮的烛火，微弱，但真真切切地亮了一下。
那一刻我明白了，成人世界最沉重的谎言，往往发生在至亲的病榻前。 而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共犯。
消毒水的气味顽固地钻进鼻腔。 我是赵磊，一个普通的老师，站在县医院这间单人病房里，感觉自己像个闯错了片场的蹩脚演员。 带我来的，是曹县长，单位里没人敢直呼其名的领导。 私底下，我叫她猛猛。 这个昵称和她在会议上刀锋般的眼神，割裂得像是两个人。
病床上是她的母亲。 我第一眼看到时，心底倒抽了一口冷气。 那不能称之为一张脸，更像是一层苍白的蜡，勉强覆在骨头上。 眉头锁着，仿佛睡梦中也在和剧痛搏斗。 脖子连着肩膀肿得老高，皮肤透着不祥的暗红。 护工侯姐低声说，是癌，晚期，扩散了。 “疼起来受不了，这两天，脖子都转不动了。 ”
猛猛就坐在床边，背挺得笔直，可眼泪跟断了线似的，悄无声息往下淌。 她平时那么利落一个人，训话时字字砸坑，现在却抖着嘴唇，一个字也吐不出。 我傻站着，手里拎的果篮不知该放哪，像个多余的摆设。
侯姐拍拍猛猛的肩：“妹子，看开点，都有这么一天。 阿姨坚强，一直配合治疗，就怕耽误你工作。 ”她顿了顿，“昨晚昏迷，一直念叨你小名，说周末了，我猛猛该来了。 ”
就这句话，让猛猛彻底垮了。 她肩膀塌下去，点头，哑着嗓子说谢谢，声音碎得拼不起来。 我这才醒过神，赶紧抽了纸巾递过去。 她接过，没擦脸，只是攥在手心，攥成一团。
然后，她吸了吸鼻子，忽然转向我，眼神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对着病床说：“妈，这就是赵磊。 他早想来看您，疫情封校，一直出不来。 ”
轮到我上场了。 我挤上前，脑子里飞快搜索着合适的话。 说“阿姨您好好养病”？ 太苍白。 说“您别担心”？ 太虚伪。 最后脱口而出的，是一句我自己都知道假得离谱的客套：“阿姨您好，您气色看起来挺不错的。 ”
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张嘴就是谎言。 为了体面，为了安慰，为了把那不堪直视的窟窿，暂时用纸糊上。
可没想到，这句话像扔进死水里的石子。 阿姨那只一直没什么动静、枯枝似的手，突然抬起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冷得像冰，没有一点活气，激得我差点缩手。 但我没动，任由她抓着，还用另一只手覆上去，想捂热她。 捂不热，那种寒意，顺着皮肤往骨头缝里钻。
“妈，这就是我男朋友，赵磊。 ”猛猛的声音插进来，平稳了许多，甚至带上一丝刻意的轻快，“您叫他磊磊就行。 我们本来都计划好了，就最近办事儿，结果这疫情反反复复，酒店不让订，人也聚不齐，全给搅黄了。 ”
我脸上保持着微笑，肌肉有点僵。 男朋友？ 结婚？ 这戏也太突然了。 我和猛猛的关系，复杂得像一团被猫抓过的毛线，远远够不到“谈婚论嫁”这四个字。 但看着她妈那骤然亮起一点光的眼睛，我什么都说不出口。 疫情是个万能的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出行不便、婚礼推迟、感情未卜……都能推给它。
阿姨的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看向我。 那目光浑浊，却像有重量，压在我身上。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好半天，才挤出两个字：“磊……磊……好……好……”
猛猛立刻接话，像是怕冷场：“他是老师，忙，特别疫情期间，学校管得严，这才一直没来看您。 ”她解释得太多，反而显得欲盖弥彰。
阿姨似乎用尽了力气，眼神慢慢涣散，但抓着我的手没松。 监测仪还在滴答、滴答地响，仿佛在给这场即兴表演打着节拍。 侯姐悄悄退到窗边，低头摆弄着窗帘，把自己变成了背景板。
房间里一阵沉默。 只有压抑的呼吸声，和那冰冷的、规律到残酷的电子音。 猛猛看着母亲，又飞快地瞟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恳求，有歉疚，还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我忽然懂了，这场谎言，无关风月，甚至也未必全是做给老人看的。 它是在对抗某种东西，对抗那肉眼可见的、飞速逼近的消亡，对抗命运摊在面前的那份赤裸裸的、毫无转圜的残酷通知书。
我们都在撒谎。 我说她气色好。 她说我们要结婚。 侯姐说她很坚强。 连那台监测仪，用平稳的波形和规律的声响，仿佛也在撒谎，掩盖着生命能量正一丝丝漏走的真相。
疫情困住了许多脚步，也困住了许多真相。 它让探望成了奢望，让告别猝不及防，也让一些原本在阳光下晦暗的关系，在生死的聚光灯下，被迫穿上华丽的戏服，演一出仓促的团圆。
后来，阿姨又昏睡过去。 手慢慢松开了。 我和猛猛走到病房外的走廊，谁都没先说话。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五月了，却没有多少暖意。 她点了支烟，没抽几口，又摁灭。
“谢谢你。 ”她说，眼睛看着窗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该问“我们算怎么回事”，还是该说“阿姨会好起来的”？ 前者太不合时宜，后者，连我自己都不信。
最终，我只是点了点头。 走廊尽头，传来其他家属压抑的哭声，断断续续，像这怎么也停不下来的雨季。 疫情报告里冰冷的数字，和眼前具象的、充满药水味的生死，到底哪一个更真实？ 而当谎言成为唯一能给出的止痛药，我们这些递药的人，是不是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