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亭 蔡宜静 | 尽报界天职：中国首批外派记者与思想界的除旧布新

引言：开启“新纪元”

1920年11月，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发布启事，并在显著位置刊登十九天，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员在外。探取各国舆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有感于此，两报合派记者分赴欧美，承担“调查通讯事宜”，意在“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若论外派记者担任通讯事宜，此次行动显然称不上“新纪元”。创办仅四年的《申报》就曾约请赴美的李圭撰写旅外通讯，“藉以历览其境”以备将来向国内呈献切实信息。民元之后，《申报》《大公报》等亦有外派记者，但多属偶一为之，内容以游记见闻为主。1919年胡政之以专职记者身份亲临巴黎和会，是为外派专业记者的起点。几乎同一时间，周恩来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作为特约记者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海外通讯。相较之下，两报此次外派记者达十六人，目的性、组织性强，堪称史无前例的职业化、规模化外派记者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称“新纪元”未尝不可。这一“破天荒”举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因？两家分处南北、遥距千里的报馆缘何“出钱又出力”？所谓尽报界之“天职”所指为何？他们发回的调查通讯是否达到了助益国人研究世界大势的目的，破除了与世界的“隔阂淡漠”？

上述问题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民初的危机使国人“亡国灭种”的焦灼感陡增，除旧布新成为时代命题。正如时人所疾呼：“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学识，那么现在二十世纪上就要天演淘汰了。”吸收世界新知首先要有新信息，而彼时的传播格局极不利于真确信息的获取。“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类皆取材外电，彼多为己国之利害计，含宣传煽惑之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其“扰乱我舆论，为祸之烈，过于炮火”，国人深受其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诸般思想虽大肆流行却真伪难辨，是否适合中国更难以把握，国人遂陷入“选择性迷茫”。因此，建立直接、快速且不经“他者”影响的信息渠道尤为迫切。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1895至1920年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报刊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为嵌入社会建构的“制度性传播媒介”。其不唯介绍新知、激发意识，更联通中国与世界，生成一种嵌入本土社会语境的“世界知识”体系。这当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有关，即非单纯由内生力量主导，而是受到外部因素影响，通过模仿、借鉴与调适的方式逐步展开。外部因素常常构成中国制度变迁的原初动因，但何时变以及怎样变却又常常取决于内部因素的作用。另外，变迁往往在关键事件与核心行动者的交互作用中展开。其中，世界知识在此过程中经由报刊介入社会语境，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系统，进而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转型。不言而喻，记者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信息最主要的供给者，而且是“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

综上，1920年这次外派记者行动颇值得关注和研究。梳理相关文献，多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派遣情况、记者特征、通讯特征、意义和影响等亦有初步展开，其中对瞿秋白个人的研究最为充分，而从新闻实践史视角对其如何撬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促动社会变革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尝试考察此次行动（事件）的发生、结果和影响，具体问题包括：两报联合外派记者的动因与使命是什么？外派记者在西方现场的观察和报道焦点有哪些？以及此次行动对中国思想界的变革有何影响？若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答，可揭橥外派记者对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作用，并为探讨新闻实践如何参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提供典型个案。

一、两报联合外派记者的动因与使命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徘徊于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想来袭的历史过渡期，思想界在启蒙与保守、外来与本土的张力中持续拉锯，虽论辩纷呈，却迟迟未能形成主潮，这构成了两报外派记者的基本社会背景。

（一）梁启超及“研究系”的思想文化转向

后袁世凯的中国政局引起梁启超等人的强烈不满。1917年7月，在反复辟通电中他表达了遗憾、无奈与失望，遂于11月辞去财政总长职务。1918年初，梁启超萌生赴欧考察之念，10月，他明确表示中止政治生涯，将重心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欧游前，他与张东荪、黄溯初等相约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12月，他率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启程前往欧洲，遍历法、英、德等国。1920年春归国后，他将所见所感同步发表于《晨报》和《时事新报》。两报为之特设《欧游通信》专栏，以大篇幅分百余次连载，历时近五个月。《时事新报》尤为重视，多将其置于第一版显要位置，蔚为壮观。但他坦言此行“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颇觉遗憾。

欧游期间，梁启超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兴起，肯定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认为其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然而彼时“社会主义”一词涵盖极广，并置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多重形态，界限模糊，主张纷杂。知识界一时陷入社会主义的亢奋之中，但又难以厘清其思想分野。其中，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并非时人追求的时髦哲学，相反，它是违背北洋军阀意志的“异端”，被顽固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厘清各“主义”间的差异，不仅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梁启超本人的困惑。

转向思想文化领域的梁启超意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改造中国社会唯有促成“全人格的觉悟”。于是，他着手创设月报与印刷所、策划派遣留学生等，并以实业支撑文化事业。在梁启超的众多活动中，成立共学社尤其值得关注。该社为民间组织，核心人物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和张东荪，发起人有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丁文江、张嘉璈、梁善济等，评议员包括徐新六、舒新城、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莘等，均为各界精英和社会名流，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参与捐款，经费充足。这从侧面证实了梁启超强大的“文化权势”。该社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以“西洋的文化源源本本的介绍”为鹄的，使文化运动如“泉水源源不绝，滚滚长流”，曾组织编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这与梁启超主张“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是一致的。

除共学社外，梁启超还办有讲学社，邀请国外哲学家、思想家来华演讲，有计划地输入西方文化，没承想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导火索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华演讲中提出“保持国粹”的主张，与当时高涨的反传统潮流产生了剧烈冲突，舆论哗然。陪同罗素的张东荪声称“开发实业”才是中国出路，断言“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更激起知识界的反弹。梁启超本人亦对“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久在彷徨闷索之中”，希望能透过实地观察与准确消息回应公众的疑虑。

亲历战后欧洲、身处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梁启超，意识到国内获取原原本本世界知识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当久怀出国采访志愿的俞颂华前来拜会，并提出两报联合外派记者之议，梁启超欣然引荐其与《晨报》总编辑陈溥贤（渊泉）洽谈，并许可聘请帮他翻译的人员同去。这时，俞已诸事俱备，只欠翻译人员。

（二）知识分子不满于思想的紊乱

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给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主要角色创造了机会。思想界风气宽松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西方哲学、政治与社会学说的译介热潮是知识分子探索世界强烈追求和努力的鲜明体现。俞颂华和瞿秋白是其中的典型。

俞颂华早年留学日本时就倾心于社会主义，故他一入职《时事新报》，即向主编张东荪提出要赴俄采访。而早已认定“除从事于改善国人思潮外，固别无天职”的张东荪，对十月革命带来的“过激主义”虽有所警惕，但认为这是世界各国应当直面的问题，压抑是无效的，应“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而如何寻得调和之策，令其颇费思量，所以愿意促成访俄一事。但因俞不谙俄语，且一报之力难以承担，未能即刻成行。1920年夏，在张的帮助下，俞通过梁启超结识了《晨报》总编辑陈溥贤，两报联合派遣采访记者的行动终有了眉目，障碍只剩找到通晓俄语的同行者。

彼时俞颂华兼任《解放与改造》及《学灯》主编，频频刊载瞿秋白的译作，往来之间二人渐生情谊。此时的瞿秋白亦在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的困境，“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巧合的是，他也将苏俄视为新的社会理想，并认为“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

此行的关键推手李续忠（又名仲武、宗武），与瞿秋白同岁，皆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他与梁启超还有姻亲关系，是梁夫人李蕙仙之侄，自幼受梁家抚育。1920年夏，李续忠毕业在即，《晨报》又欲选派一名记者常驻莫斯科。李对该职深感兴趣，但知己既无新闻经验，又欠写作之长，于是提议与才具更胜一筹的瞿秋白结伴同行。为此，他专程面见姑父梁启超。梁欣然首肯，盛赞瞿秋白不仅俄语能力很强，且颇有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此时的俞颂华已是一名资深报人，瞿秋白和李继忠二人虽乏办报经验，但在俄文素养与社会理想上不遑多让，共同的信念使他们踏上了前往“赤都”的征程。

除上述赴俄的三人外，外派记者还有陈筑山（美国）、陈溥贤与刘秉麟（英国）、刘延陵（法国）、吴统续（德国），另聘罗家伦、傅於、张若名、张崧年、郭虞裳、周太玄等任“特约通讯员”。赴苏俄采访记者的人数最多，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充满好奇与憧憬。从身份背景看，这些外派记者大都长期活跃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圈子，且多是五四浪潮中成长的一代，处于一个通过有形和无形组织联结紧密的思想共同体之中，有着大致相同的理念和目标。

（三）报界对国际报道的加强

一战后，国内民众了解国际社会的意愿明显增强，报刊无疑成了最便捷有效的渠道，报界亦有回应。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合会在广州开会，“派员考察劳农政府内情案”“组织国际通信社案”“加入国际新闻协会案”被列为重要议案，主要目的是“不至为外电所左右”。这当然不是庸人自扰。十月革命后，“报纸杂志和书籍，记俄国的事情的虽然不少，但是可靠的材料却不多见”。对于俄国情形“报纸所载，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这种靠不住的消息，不但不能考见俄国的真相，并且令阅报的人生厌了”。这一情状为中国报界派员赴俄采访提供了契机。

同时，民初报业竞争加剧，各报纷纷寻求革新之道，尤以加强国际报道为迫切。尽管早在1912年《申报》即设特约路透电，1914年又增东方通讯社电，但所载内容宛如外报外电的拼盘，琐碎凌乱、真假难辨，且立场偏颇，影响有限，并不受读者欢迎。这些消息多来自外人撰写，非中国人亲身采访所得，“然别国人之眼光固与我国人有别”。1919年巴黎和会后，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失败令国内舆论大哗，中国社会认识到失语的危机与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始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

《时事新报》《晨报》虽分处南北，但同以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为政治背景，舆论上桴鼓相应。梁转向思想文化后，两报相继启动改革，“竭力跟着新潮流走”。进入20世纪20年代，国际冲突连起，国内政局动荡，读者对第一手国际资讯的需求猛增。新文化运动催生的诸种西方思潮，存在“只要欧美的便是好的”等错误认知和盲从现象，甚至“把欧美已为人唾弃的设论，当作现代的金科玉律”，招致诸多批评，思想界亟须对此有所真切认知与理性判断。此外，政府当局开始增加外交投入，增设使领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妥协的消息由梁启超率先传回国内，刊于1919年5月2日《晨报》《紧要新闻》栏目，两日后五四运动爆发。《晨报》日销数由平时的一万份猛增至两万份。来自国外的现场报道成为中国社会瞩目的焦点，报馆尝到了刊发“原创”国际报道的“甜头”，“一二良好特约通讯，即可增高其报纸之身价”，这构成了两报外派记者的经济动力。两报为此专辟《特派员通信》《特约通信》栏目。记者发回的通讯，《晨报》多刊于第三版和第六版，纳入“要闻”类。《时事新报》则基本固定刊于第五版。通讯常以连载形式呈现，篇幅占整版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等。

综上，《时事新报》与《晨报》联合外派记者，是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政治活动转向思想界的诸多行动之一，也是困惑迷茫的思想界主动探寻出路的使命担当，而报界对国际报道的重视则将上述设想转化为行动。

二、明察旧知：外派记者与“战后欧洲”的祛魅

巴黎和会前威尔逊被誉为“拯救中国的伟大救世主”，其“十四点计划”一度被看作重塑国际秩序的道义基石。然而，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处理彻底击碎了这一美好想象，威尔逊跌落神坛，中国社会再度陷入道路选择的迷惘。正是在旧理想崩塌而新思想未明之际，外派记者怀揣着“未竟之问”踏上了探访之途。

（一）以在场观察校正幻象

初次踏足西方的外派记者，接触到的社会文化、制度观念与先前依赖外媒外电所建构的想象大异其趣。在法国，刘秉麟以“照镜子”的方式描摹欧洲社会的阶层分化，称“高大洋房门口所在居民”属于掠夺者，“背煤的人拖东洋车的人”为被掠夺者，指出“欧化”表象下是资本积累的不均；自由贸易与保护政策的本质是以商业自由之名，行扩张与掠夺之实，国家权力为资本服务。另一方面，他高度评价法国学院、商业高等学府及图书馆系统的开放。在英国伦敦，刘秉麟坦言起居饮食易改而思想难变，这与原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反思自身“平日一知半解之误”的同时，他意识到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新旧两面之意见”交织于公众思想之深，且“悬而不绝”。

同处伦敦的傅於目睹了失业者聚集打玻璃、闹街市等现象，天天听到的是“一杀人，二放火，三捉去没下落”。更令他震惊的是市民的冷漠，“就好比听说书的说奇案一样”。他以“麻木”形容市民的钝化，指出英国政治运行的悖论是“说大话，做小事，以义名始，以利实终”。

身处美国的陈筑山每逢礼拜日必到教堂观察。他注意到美国社会普遍重视公共教育，尤其注重“演讲”，以“演讲为中枢”覆盖政治、社会、家庭问题等，“听演讲，勤工作，已成美人之癖好”。反观国内，民众稍有时间“则红中白板不离手者”，“终日营营逐逐，直无受教育感化之地”。他由此反思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贫弱，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迟滞的关键因素。与陈关注社会风尚不同，罗家伦抵美后侧重观察其政治制度与国际战略，特别是大选与美日关系。在一篇关于美日海军力量比较的报道中，他指出“水上飞行事业不强固，是我们海军最不便利的事”。细致的观察描述和针对性分析，增强了报道的可信性。

“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报馆之探报。”作为在场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外派记者如实呈现所见所闻，并结合国内的情况与自己的理解进行比较、反思，通过报道呈现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他们的现场观察和记录并无刻板成见，而是有贬有褒地客观记述，进而反思内外之别。这些文字描述和评论因“在场”而真实，因真实而充满力量，成为思想界“判断事实、引发舆论”的重要资源。

（二）从制度层面解构西方范式

随着观察的深入，报道的内容逐渐由初到的惊异深入制度辨析。“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后，国内知识界对西方制度文明产生了罅隙，原有的制度信仰经历剧烈重估。然而，在信息不对称与国际经验缺失的语境下，输入的思想往往被误读。外派记者的报道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华的信息垄断，并形成了中国视角的认知。

陈溥贤曾将“一线之希望”寄托于威尔逊的公理正义，亲自考察英国后感叹“想靠这种政治家来帮忙，真是缘木求鱼”。他揭露了英日暗中谋划“平分南北，均衡势力”的密约，指出“门户开放”实为新殖民秩序，并借爱尔兰议题剖析英国在人权与民主外衣下的殖民逻辑，直言“中国人脑里总以为英国人是很重人道，讲公理的国民，其实大谬不然”，英国是打着议会民主旗号推行殖民统治的“伪君子国”。他继而指出，日本对华政策表面宣扬“共荣”，实质是确保“移民之安全，与原料之供给”，并直陈“日本对华之野心，跃跃纸上，吾人尚不知急谋自处之道耶？”

对西方制度的观察是外派记者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张若名揭示了战后欧洲国家在和平旗帜下维持既有秩序的制度伪饰，指出各国虽表面上呼应劳动界对失业救济和维持工资的呼声，实则以“恢复战前商业状态”为名降低劳动者工资，转而将国内问题外化为德国赔款议题，无异于“剜他人的肉补自己的疮”，“滑头的政治家”已无真正重建社会的意志。刘秉麟注意到现代工业虽可以增加国富，却造成大量农民失业，强调“国富与人民幸福，是两件事”，资本主义造成大量农民失业，其“远因则由于资本主义，近因则由于大战”。他将资本主义的社会裂缝描摹得入木三分：失业者沿街抢劫、工人与警察激烈冲突。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富强幸福”的理想化想象形成强烈反差。

与早期旅外者着眼高楼大厦、煤气灯、电梯等物质奇观，而“对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笔带过”的倾向不同，这批外派记者的报道除传递事实外，还包括对西方制度的批判与解构，展现资本主义的内在抵牾，从而具有了思想意涵，使原本满心期望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中国之士开始动摇。在此过程中，报纸逐步成为思想发酵的场域，见证并推动着中国思想的转型。正如戈公振所评，“去真正醍觉之期不远矣”。

（三）以舆论唤醒国民意识

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力图借助国际舆论争取国家主权，却屡遭冷遇。在此外交困境中，外派记者的特有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彰显。会议期间，“凡与华会有关系之公共机关，无不有新闻记者之足迹”。他们密集向国内传播现场一手资讯，联通舆论感知与国际现实。外派记者关于世界局势的报道适时为国内社会提供了可资凭借的资源。

从罗家伦关于华盛顿会议的连续报道不难看出其对国家命运的反思。他认为，中国外交的失败根本在于“无眼光，认不清重大问题；无魄力，负不起重大责任”，并指明中国并非因弱小无外交而是因腐败无外交。因此，国民觉悟应建立于“深沉的决心、实行的能力”之上，重在“根本解决国内政治”。他主张将外交挫败真相公之于众，让有判断力的国民自己去审察。中国提出的“十项原则”在国际上遭到冷遇，国内媒体却将之夸饰为“惊人”之举，颇令罗家伦痛心，这也表明中国社会对国际局势认知的断裂，以及因无知而形成的虚妄。罗家伦将华盛顿会议定义为“国民意志全未表现”，外交困境是国内制度性弊病的外在表现，国内政治不根本改造，则绝无外交可言。

此外，吴统续从国际法角度对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失利进行剖析，批判当时国内知识界盛行的“大同主义”，指出中国应摒弃托庇于他人之幻想，建立“保持独立”的外交原则——此可谓一支“清醒剂”。

“近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话语，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再定位，所以近代话语中的世界背面，其实就是中国。”中国在确认了“欧美”“苏俄”后，更能认清、定位自己。这些国际通讯成为国内舆论中的强音，有助于唤醒沉溺于“象征性胜利”幻象中的公众，进而反思中国制度的弊病，推动民族主义向制度理性转化。

三、择道新知：外派记者与“以俄为师”思想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形式上摆脱了帝制桎梏，思想上却未真正解放，因此，要改造社会必先进行思想革命。十月革命的爆发无疑成为一个历史机遇，它被视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思想界“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苏维埃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方案，各国“新闻家橐笔入俄，以求窥得真相”。

（一）以信息直通破除对俄认知障碍

十月革命后，世界各国对俄国的真实状况普遍缺乏了解。中俄虽一衣带水，但内情封锁严密，交通阻隔，导致国人对苏俄知之甚少。有限的了解多依赖外媒二手报道，而外媒却极尽丑化之能事，如《字林西报》称“苦难、恐怖与无尽的荒凉”笼罩俄国，路透社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苏俄“饥寒交迫，疾病、痛苦与死亡肆虐”的惨状，苏俄曾被误作“饿乡”。这当然全是帝国主义所为，“而非中国人自出之批评也”，但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红色威胁”的恐惧，以至于带有“社会”二字者均被当局视为“过激派”。其结果，中国民众“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外派至苏俄考察的记者虽以记者身份出现，却怀着政治家的目的，可谓双重使命。考察苏俄真实情况，为中国寻求一种可资借鉴的制度方案，成为外派记者的主要目的之一。

上述意图在他们的采访和报道中显露无遗。1920年底三位外派记者赴俄途中，与中东路工党首领会面交谈，发现中俄邦交存在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民众不了解苏俄实况。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son）坦言，“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中国人对俄或多误会，因此竭诚欢迎记者们“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在此情况下，实地观察显得格外重要，如李仲武所言，“不能不把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以及我这两月内所见所闻的，报告诸君……可以知道外间所传谣言的不确”。瞿秋白、李继忠、俞颂华三人公开致信俄国工人与记者称，将向中国人民如实传达俄国情况，可以让“中国人民不再受那些有关俄国情况的虚伪报道的欺骗”，“以便日益加深和巩固两国友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彼得格勒，瞿秋白着手调查俄国华侨的实际状况，试图厘清传言与实情的差异。他发现，苏俄施优待华工之策，但因经济凋敝生活依然困苦。瞿指出，中俄外交僵局的根由在于两国政府互不承认，苏俄有改善之意，中方却“茫漠不定”。相关报道指出，中俄间的误解若不及时澄清必贻误大局。而国民的意向和政府的企图，都映射到各国代表性报纸上，报纸言论牵动着国家外交。也就是说，此时报刊的舆论立场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在列强环伺、割地赔款的现实面前，“外国佬都是强盗”一度成为中国民间的普遍情绪。而苏俄政府发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加拉罕宣言》，展现了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的善意，知识界、舆论界“没有不无限欢喜无限感激的”。这恰与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背信弃义形成巨大反差，苏俄以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其展现出的对华友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好奇和好感。对此，中国人急欲有所了解，但中俄间信息阻滞严重。外派记者亲往苏俄，建立了信息直通渠道，且通过实地观察与理性评述，丰富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这些报道不仅传播信息，还构成了思想启蒙与话语建构的资源，为“以俄为师”观念转向提供了舆论基础，为国人正确了解和准确认识苏俄扫清了障碍。

（二）阐释“以俄为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面对“是否走俄国之路”的问题，记者们的考察不仅从制度维度起底，更扩展至其所处国际秩序，提供了全球参照。瞿秋白指出，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后被全世界视为怪物，但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真正接触后，发现意识形态并非不可调和，如苏德两国曾表示相互扶持以复兴社会。相反，协约国在对德赔款问题上的态度则“欲求鸡生蛋，时时以杀鸡为目的”。通过比较，苏俄作为更友好的“另一种可能”逐渐浮现。

对中国而言，“以俄为师”并非盲目仿效，而是出于摆脱列强控制、探索出路的现实考量和自主行为。瞿秋白提醒，虽不能断定布尔什维克最后必然成功，但其“实行自己的理想，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他还指出，苏俄拒绝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以“争市场”为本质的战争，而是通过维持体制独立避免沦为新殖民体系的附庸，这一经验具有警示意义，即中国要避免重蹈附庸与被瓜分的覆辙，须探索独立发展的政治道路。瞿秋白曾多次现场聆听列宁的演讲，称“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工人群众的眼光“都注射在列宁身上”，体现了民众对列宁的认可，有力反驳了西方媒体对列宁的“妖魔化”。他还回应了“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与建设”的现实难题，揭示了苏俄在困境中的制度调适，指出共产主义不应只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面对国内的质疑与观望，他称三年前谁都不相信苏俄能支撑至今，但事实证明了一切。因此，“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实地观察报道及臧否旋即在国内思想界引发广泛关注。作为同样饱受封建专制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国人从苏俄的政治实践中瞥见民族自强的可能。思想的传播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关乎接受者的生命体验、想象力与现实感召力。相较于学理争鸣，外派记者采写的报道直接面向大众，专注“如何扩散、如何下渗，或思想与日常生活如何发生关联”等问题。“布尔什维克”等不再只是陌生的政治名词，而是一种可以想象和讨论的社会实践，且与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相关联。在俞颂华的笔下，苏俄革命并非单纯的暴力，而是以全面改造社会为目标，力图消灭一切人类不平等，并联合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俞还关注苏俄外交与民族政策，强调其对中国表现出“毫无恶心，毫无野心”的善意。瞿秋白关注苏俄从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型，强调制度调适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对苏俄的认知尚处于摇摆分裂之际，他们通过连续而深入的报道，将“走俄国之路”由理念升格为可感知、可参照的方法论。瞿秋白援引列宁的话强调：“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过是迟早及进行过程形式之不同的问题罢了”，以此消解外界对布尔什维克就是暴政的成见。俞颂华亦指出：“各方面的改革都应该趁早注射社会主义的血清”，但“无论哪一种主义，绝不是包医百病的药”；中国必须根据“国情和民族性先从自己方面做起”。在他们笔下，苏俄并非一个理想乌托邦，而是正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先行者”，其可借鉴性正来自其可试错与可修正。由此可见，“以俄为师”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

四、结语

梁启超从“直接政治”转向“间接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是此次外派记者赴欧美采访的直接动因。他或为弥补自己欧游时间太短的遗憾，延续《欧游心影录》的舆论影响，却未必料及“以俄为师”思想转向会如此之快。历史往往如此：个人意志与时代大势的结合，总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从“西学东渐”到“以俄为师”的背后正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大势，但促成这一大势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相互作用的机制及过程是繁复的。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在推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众多因素中，报刊的特殊作用不可忽视。美联社总裁诺伊斯（F. B. Noyes）曾提出，“报纸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公众舆论将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中国报人张季鸾也认为，“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20世纪20年代无疑是中国“改革过渡时代”，也是迷茫的时代。在此背景下，两报联合外派记者赴欧美采访，充当了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第一，从时间上看，外派记者快速传递了第一手信息。在条件受限的20世纪初，国外信息主要经由日本传入国内，基本载体是日译书籍和外文报刊，需经历多重异地辗转和语言转译，又多有误差。这次外派行动，记者现场采访，用中文撰稿，以通讯或专电传回国内，发表在每日出版的报纸上，不再需要转译，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了快速高效。如瞿秋白撰写的《旅俄华侨问题》一文13天后即刊于《晨报》。《欧游心影录》在报刊上刊出不久，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校的课堂上已有“先生正在那里讲欧游心影录哩”。时间差就是信息差，信息差攸关认知差，这在急遽变革的20世纪20年代，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从空间上看，“中国人在场”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和可接受性。如上所述，关于世界大势的信息尽操于外媒之手，是他者立场、视角、观念下的产物，不仅无法令国人信服，而且夹杂意识形态偏差，甚至不乏刻意造谣诬蔑。外派记者深入欧美，亲临重大事件现场，站在中国的立场，以自己的眼光去观察、记录和思考，本身就传递了一种意义，增强了所发回信息的可信度与可接受性。如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一些在场记者还“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将外交议题转化为具有民族情感与启蒙意味的公众话题。这表明，外派记者的身份及其国民代表角色扮演，使其观察和报道基于中国立场与国民视角，具有更高的认同度、可接受度。

第三，从身份上看，他们不仅是记者，还是学者，可以实现“信息接受-认知重构-思想转变”的有效转化。如前所述，这批外派记者大都是受过近代思想洗礼又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书写超越了事实铺陈，迈向实践总结、制度分析和思想探寻层面。如陈溥贤所言，新闻不应止于事实陈列，而应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从现在的小现象之中看出将来的大趋势”[100]，这显然并非一般记者所能做到的。记者往往停留于事实的呈现，深度欠缺；书斋里的学者可以供给思想，但不易被受众接受。二者兼具则可以实现从传播事实、观点呈现，到信息接受、观念转变的有效转化，促动思想转型。

第四，从传播效果看，“报纸影响力的强大在于人们想象它强大。不管报纸上写了什么，这种影响力都在那里；它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信报纸”。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阅报蔚为风尚，甚至发生因“争阅报竟致起打”的事件。因为有利可图，报刊也乐意刊载新内容，“趋新”成为报界风尚。趋新的社会叠加趋新的报界，报纸的影响力自然强大。另外，新闻媒体作为文化行动者，是意义、象征和信息的生产者和信使，其所创造的是一种语境。两报外派记者采写发回了大量现场新闻，并予以分析评判，经过报馆的编排与呈现，以近似“日更”的节奏，长时段连载，构成了一种颇具实质内容与结构形式的文本集合，成为意义、象征与信息的装置，进而营造了求新求变的公共语境。报界语境与中国思想界探寻出路、寻求新思想的现实语境彼此交光互影，报界则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到了“报界之天职”。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话语垄断的格局下，报界发挥自身能动性，外派记者深入实地观察报道，打破了信息壁垒，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世界、重构国家认知的框架。他们以理性客观的报道为国人超越盲从与误判提供了事实依据，进而在理解他国的同时确立自己立场，做出制度选择。这种积极性、能动性、自主性对当下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藩篱具有一定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