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福克纳的人——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如何铸就美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作者：迈克尔·戈拉
20世纪40年代中期，威廉·福克纳的17部著作中仅存一部尚在印刷，而正是马尔科姆·考利说服了维京出版社，将福克纳的作品选辑纳入其“便携文库”系列。
这位集评论家与编辑于一身的学者，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文坛，都堪称无人能及的文学伯乐。1930年，32岁的考利刚出任《新共和》杂志文学编辑，便发表了少年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被驱逐者》——这是这位后来成名的作家首次在全国性杂志（且该杂志平日极少刊登虚构作品）上发表作品。数年后，他又提携了另一位少年开启书评生涯，那便是来自布鲁克林的阿尔弗雷德·卡津。20世纪40年代，在维京出版社任职期间，考利率先发起了福克纳的“文学复活”运动：此举不仅让福克纳入选战后规模持续扩张的大学文学课程大纲，促成其全部著作再版，更无疑为他斩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1957年，考利还力排维京出版社内部反对意见，推动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顺利出版。1960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时发掘了肯·克西，并协助其打磨出《飞越疯人院》这部经典之作。从契弗到凯鲁亚克、克西，再到中间的福克纳，这样的文学发掘版图，鲜有编辑能够企及。
如今有人或许会将考利称作“文学守门人”，但这个词早已染上贬义色彩——考利的影响力，实则在于为新一代作家敞开大门，而非将其拒之门外。他成长于一战后美国文学的黄金年代，对同代作家的创作、对福克纳、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与欧内斯特·海明威所代表的本土现代主义文学抱有特殊热忱。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更宏大的目标：自1934年的《流放者的归来：一段思想纪事》起，他在多部如今已成经典的著作中，始终致力于提升美国文学的整体地位，希望它能摆脱“英国文学附庸”的标签，成为独树一帜的伟大文学传统。
若有人对这一诉求感到费解，恰恰印证了考利及其同代人使命的圆满。先是杰出诗人与小说家们引领风潮，学者随即跟进——哈佛大学教授F·O·马西森1941年的著作《美国文艺复兴》便确立了一套文学经典体系，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基石。而介于二者之间的，便是杰拉尔德·霍华德在《圈内人：马尔科姆·考利与美国文学的崛起》中所提及的、如今听来“陈旧迂腐”的“文学通才”群体。但这部传记清晰地展现了考利在其时代的先锋性——全书聚焦他的公共生涯而非私人生活。霍华德更进一步指出：考利看待美国文学的视角，至今仍是推动其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
霍华德本人也是出版界资深从业者，在维京企鹅出版社与双日出版社深耕多年后已退休。他见证了诸多文学潮流的兴衰，在序言中坦言，自大学毕业后不久读过考利1973年的著作《二度绽放：迷惘一代的创作与岁月》起，便对其作品心生敬佩。他写道，这本书让他领悟到一个“此前优质的大学英语课程从未提及的事实：作家也是活生生的人”。霍华德的文学课堂与我几乎同期的课程一样，彼时虽尚未被文学批评理论主导，却深受“新批评主义”影响——该流派主张脱离作者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专注于文本的细读。与之相反，考利始终关注现实语境，霍华德评价道，他凭借一种“对美国文学发展的代际感知”，凭直觉为文学发展领航。在这一延续不断的文学谱系中，考利洞察到一系列近乎神话的永恒“共性”：对乡村生活的聚焦、清教传统的烙印、“对文雅的反叛”，以及在他看来尤为重要的——力求以虚构形式呈现这个国家显著的多样性。
1898年出生于匹兹堡普通中产家庭的考利，大学期间的休学经历成为其人生的关键转折。霍华德写道，1915年秋考利进入哈佛大学（学费主要靠奖学金支撑），其求学经历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课堂上完全没有接触到任何形式的美国文学课程”。马西森也曾坦言，他同期在耶鲁大学的求学经历亦是如此。而彼时已从哈佛毕业、后来成为该校最知名校友的T·S·艾略特，正一心将自己塑造成英式文人。
考利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大二时他退学加入美国战地服务团在巴黎运营的救护车部队，抵达法国后却转而负责驾驶运军火的卡车。许多后来的作家都以类似方式参与了战争：E·E·卡明斯与约翰·多斯·帕索斯同样在法国担任志愿司机，海明威则在意大利前线驾驶车辆时身负重伤，这段经历也融入了《永别了，武器》的创作。1917年夏秋两季的驾驶生涯结束后，考利因体检未通过未能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不久便重返哈佛。但这段短暂的经历让他坚信，自己这代历经战火的人，见证了剧烈而迅猛的时代变革，这是前辈与后辈文学群体都未曾经历的。
1920年考利从哈佛毕业，在纽约度过了一年半拮据却充满冒险的“格林街式”文学生涯。之后他获得奖学金，携新婚妻子重返法国攻读法语硕士学位。但真正吸引他的，是蒙帕纳斯的咖啡馆，以及同代人的陪伴——也就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口中的“迷惘一代”。他后来曾风趣地回忆与詹姆斯·乔伊斯唯一的会面，当时乔伊斯还打发他出门去买邮票。有天夜里，他和几位喝得酩酊大醉的朋友（包括诗人路易·阿拉贡）毫无缘由地袭击了圆顶咖啡馆老板，虽不是他的主意，他却动手打了一拳，结果遭到法国警方的殴打。
在《流放者的归来》开篇，考利这样写道：“‘迷惘一代’这个说法起初不过是一种炫耀，就像向没参加过派对的人吹嘘自己宿醉多厉害。”这部著作是他对那些与自己共历战火、又同赴1920年代巴黎的美国流亡作家的研究。他后来意识到，流亡（或曰海外旅居）让这代出身中产、大多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作家，得以在美元购买力强劲的法国体验波西米亚式生活。但这种生活也付出了代价：考利的婚姻最终破裂，前妻搬去与他的朋友哈特·克兰同住，而克兰跳海自尽时，她也在那艘船上。
考利还写道，这段海外经历也延缓了战后社会与个体层面的“情感崩塌”。一战让这代作家陷入迷茫与躁动，他们与故土传统、既有真理的联结被逐渐消解，也面临着美国作家特有的困境：在一个缺乏成熟文学传统的国度，该如何构建自己的创作人生。纳撒尼尔·霍桑、亨利·詹姆斯都曾为此挣扎，而考利这代人虽心怀幻灭却本质理想主义，给出了意想不到的答案：尽管深受欧洲经历影响，他们却拒绝永久流亡，反而秉持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重新确立了自身的美国身份。
《流放者的归来》已再版近一个世纪，但考利同期的另一类作品却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就是他的政论著作。他向来持左翼立场，1932年赴肯塔基州南部报道煤矿罢工运动时，遭遇了地方当局调集的武装力量。这段经历让他对整个美国社会秩序产生怀疑，而霍华德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考利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盲目轻信——他花了数年才承认莫斯科审判实为政治作秀。这种极端轻信也让他在二战期间付出了代价：他未能在战时工作中承担实质职责，后来《党派评论》与《纽约书评》等反斯大林左翼刊物的编辑，也不再为他提供版面。
然而，正是这一时期，考利开始真正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隐居到康涅狄格州的一处农舍，在博林根基金会的资助下潜心阅读，其中便包括福克纳的全部作品。他逐渐坚信，福克纳（二人后来才得以会面）一直被误解和低估。考利意识到，福克纳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创作的各部小说，实则是一个宏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只要以这种视角审视，便能窥见其无可匹敌的文学成就。20世纪40年代中期，考利迎来了印证这一观点的契机：他将福克纳作品选辑纳入维京出版社的“便携文库”系列（该系列聚焦作家代表作选集）。此前他已主编过《便携海明威》，并在序言中指出，这位广受喜爱的作家，其战争创伤远比大众认知的要深重。福克纳的情况则更为棘手——其17部著作中仅一部在售。考利必须说服后来聘请他担任顾问编辑的维京出版社：这套选集不仅必要，而且会畅销；他要证明福克纳的文学价值，并阐释其价值所在。
彼时考利已深谙市场运作之道，他在《纽约时报书评》等刊物发表多篇文章，成功引发了大众对这位南方作家晦涩作品的关注热潮。很快，这股热潮便席卷美国与法国——让-保罗·萨特曾告诉考利，法国年轻读者将这位密西西比作家奉若“神明”。1946年《便携福克纳》问世，考利在序言中强调了各部小说间交织的情节与人物，揭示出福克纳如何构建了一个关于南方白人的“寓言或传奇”——他们的自尊已被奴隶制原罪永久玷污。“便携文库”系列后来也从精装书拓展至平装书领域，成为“平装书革命”的一部分，让数百万读者得以接触到廉价的经典文学版本。
作为评论家，考利最具价值的贡献或许在于剖析战后美国新兴的文化图景——而他本人正是这一图景中的关键人物。1954年的《文学境况》中，这位曾力挺美国文学实验的先锋，指出当时文坛正处于一种尴尬的“过渡期”：作家们“在寻找某种理念或标杆，为创作赋予更明确的方向”，而美国读者群体也正走向大众化。他走访芝加哥药店的旋转书架，发现其中既有低俗平装小说，也有严肃文学读物。
考利始终以“文学代际”的视角思考问题，他在书中用关键章节探讨二战题材小说，诧异于《永别了，武器》（此处原文应为《从这里到永恒》，作者詹姆斯·琼斯）与《裸者与死者》（诺曼·梅勒著）等作品，在形式上远比他那代人战后的创作保守，其现实主义风格也较少融入现代主义象征手法。他盛赞索尔·贝娄与拉尔夫·埃里森为20世纪50年代最大胆的新锐小说家，惊叹于二人鸿篇巨制的成功：既精准刻画了犹太与黑人族群的独特经历，又探讨了“机械化文明中所有人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彼时考利已着手推进凯鲁亚克那部讲述横穿美国大陆的小说的出版工作，过程困难重重。维京出版社保守派同事质疑该书价值，而考利则深陷出版难题：既要保留小说的叙事随性，又要规避可能的诽谤与淫秽指控，这场攻坚耗时数年才终获成功。
考利对后战文化境况的剖析，最终落脚于一丝疑虑，尤其是对文学批评地位与本质的转变。霍华德写道：“如今或许难以相信，但曾经通往真正文学声望与发展的道路，是由书评铺就的”——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学仲裁者，需像卡津、埃德蒙·威尔森以及考利本人那样，在报刊杂志上为普通读者撰写评论。而彼时文学批评正逐步转向大学，正如考利所言，其关注点变成了将作品视为“独立自洽的实体”，彻底剥离其“道德或社会”意义。他认可学院派批评家在语言分析上的精准性，却也认为这种研究方式过于僵化，与他所理解的“需紧扣国家未竟的新兴事业”的文学格格不入——若仅从形式层面，又怎能读懂《草叶集》或《了不起的盖茨比》？
此外，考利认为，若没有“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核心理念的驱动，美国文学传统便无法获得其应有的独特性与地位。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正是因这一理念的落地而被激活。在《文学境况》中他写道，1920年时，美国文坛“尚无一部能被知识阶层广泛认可、称得上伟大的小说”——即能囊括整个国家版图，而非局限于某一地域的作品。数年后，这样的作品终于出现，那便是《白鲸记》。考利认为，这部1851年问世的作品，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奉为“民族史诗”，是他所处时代最重大的文学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福克纳与海明威获得的认可。
考利90岁离世时，早已清楚自己所属的“迷惘一代”早已化为文学神话。他算不算伟大的美国评论家？霍华德在最终评价中称，他不及好友威尔森——后者通晓多国文学，其文学史观具有全球视野。但考利身上有着至关重要的“美国特质”：他在漫长生涯中身兼数职，痴迷于这个国家的多元构成，始终致力于探寻维系国家统一的力量，以及那些同样抱有这份探索欲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