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AD）到底有多常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的答案。
2025年12月17日，一项由伦敦国王学院、斯塔万格大学医院和哥德堡大学发表在《Nature》（IF:48.5）上的研究，给出结论：在真实社区老年人群中，携带阿尔茨海默病典型病理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以往的认知。而更重要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正常”。
一、为什么我们一直“低估”了阿尔茨海默病？
过去谈到阿尔茨海默病，统计的通常是三类人：
1、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痴呆；
2、或轻度认知障碍（MCI）；
3、或记忆门诊里的患者。
但问题在于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从“确诊”那一刻才开始的。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病理（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异常）可以在症状出现前10–20年就已经存在。也就是说，在传统统计中：很多“已经带着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人”，被归类为“健康老人”。
更麻烦的是：
1、PET 昂贵、难以普及；
2、脑脊液检查具有侵入性；
3、这些几乎不可能在真实社区人群中大规模开展；
4、这就造成了一个长期的“认知盲区”。
二、这项Nature研究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
这项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来自真实生活在社区里的老人，研究团队利用一个大型社区队列，做了三件非常关键的事。
1、纳入58–69岁的2537人和近9000名70岁以上的社区老人；
2、70岁及以上人群接受了标准化认知评估与MCI/痴呆诊断；70岁以下参与者未进行认知评估。
3、使用一种已经被验证的血液生物标志物——pTau217。
pTau217被认为是目前最接近阿尔茨海默病核心病理的血液指标之一，可以在不做PET和腰穿的情况下，较可靠地反映是否存在典型AD病理。
三、真实社区中，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全貌：比想象中更普遍，也更复杂
第一个，也是最直观的发现是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比例，随年龄呈现“阶梯式上升”。
以血浆pTau217≥0.63 作为“存在典型AD病理”的判定标准，研究发现：
58–59岁：约3.91%
60–64岁：约2.47%
65–69岁：约7.69%
70–74岁：约18.0%
75–79岁：约28.3%
80–84岁：约44.1%
85–89岁：约57.9%
90岁以上：约65.2%
这意味着：在高龄阶段，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是一种高度普遍的现象，风险并非线性上升，而是在高龄段快速爬坡。
第二个关键发现是：并不是所有“带病理的人”都已经出现认知问题。
在所有70岁及以上人群中，约33.4%的人血液指标提示存在典型AD病理。但当研究者按认知状态进一步拆分时，结果非常反直觉：
痴呆人群中：约60%为AD病理阳性；
轻度认知障碍（MCI）人群中：约32.6%；
认知完全正常的人群中：仍有23.5%。
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看起来“完全正常”的老人，已经携带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病理信号，这正是所谓的“临床前阿尔茨海默病”。
与此同时，研究还给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反向信息”：
在痴呆老人中，仍有19.4%的人pTau217明显偏低；
在MCI中，这一比例达到41%；
这提示我们，不是所有痴呆，都是由阿尔茨海默病病理驱动的。
第三个发现，是对“阿尔茨海默病连续谱”的一次真实世界量化。
研究将人群分为三类：
1、临床前AD：认知正常，但病理阳性；
2、前驱期AD：MCI，且病理阳性；
3、AD痴呆：痴呆，且病理阳性；
在整个70岁以上人群中，研究估算：
1、临床前AD：约10%；
2、前驱期AD：约10.4%；
3、AD痴呆：约9.8%。
也就是说，在真实社区里，阿尔茨海默病的不同阶段“同时并存”，而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终末期痴呆。
第四，性别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虽然在80–89岁阶段，男性在早期阶段（临床前+前驱期）的病理比例略高，但在任何年龄段，真正达到“AD痴呆”的比例，男女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这也提醒我们，单纯用“女性更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来概括，并不准确。
第五，APOE ε4 基因的影响非常显著，呈现清晰的“剂量效应”。
在70岁以上人群中：
1、没有ε4：AD病理阳性约27.1%；
2、携带1个ε4：约46.4%；
3、携带2个ε4：约64.6%。
这一结果非常直观地说明遗传风险会逐级放大。
第六，教育水平与AD病理呈明显反向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检测到典型AD病理的比例越低，这一差异在高龄人群中更加明显。
研究者将其解释为“认知储备”的保护效应，同时也指出，尚未纳入生活方式等潜在混杂因素。
第七，一个非常实用、但容易被忽略的发现是：肾功能会影响血液指标的解读。
研究发现，当肾小球滤过率（eGFR）低于约50.76 ml/min/1.73m² 时，pTau217与肾功能之间的相关性明显增强。这意味着在解读单次血液生物标志物结果时，肾功能必须被一并考虑。
第八，在充分校正年龄、性别、基因、教育等因素后，常见慢性疾病史本身，并未与AD病理阳性呈现显著相关。
这并不代表这些疾病与认知衰退无关，而是提示阿尔茨海默病病理本身，有其相对独立的生物学轨迹。
四、这项研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第一，它提醒我们仅靠临床诊断，正在严重低估阿尔茨海默病的真实规模。
在真实社区中，大量老人已经携带典型阿尔茨海默病病理，但仍被归类为“认知正常”。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只统计“被诊断的患者”，看到的只是这条疾病谱系的“末端”，而非全貌。
第二，它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识别”提供了现实路径。
过去，想要确认是否存在阿尔茨海默病病理，往往意味着昂贵的PET检查或侵入性的脑脊液检测，这在社区层面几乎不可行。而血液生物标志物的出现，使得在更早阶段、更大人群中识别风险成为可能。当然，研究也同时提醒，这类指标必须结合年龄、肾功能等因素谨慎解读。
第三，这项研究让“新药时代”的讨论有了现实坐标。
随着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的疾病修饰治疗逐步进入临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可能进入评估或治疗通道？研究估算，在70岁以上人群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符合进一步治疗评估的条件。这是医疗资源配置、长期随访、风险沟通等一系列公共卫生挑战。
第四，并非所有痴呆，都是阿尔茨海默病。
研究显示，相当比例的痴呆和轻度认知障碍，并未检测到典型阿尔茨海默病病理。这对于避免“过度贴标签”、推动更精准的诊断，同样重要。
五、阿尔茨海默病，不是突然发生的
Nature的这篇研究，传递给我们：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疾病，而是一个在老年人群中长期、隐匿、且高度普遍的生物学过程。
在很多情况下，病理早已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看见它、理解它、并与之共处。
或许，真正的改变并不只是更早的检测、更多的药物，而是一次集体认知的升级：从“等到出问题再面对”，走向“在问题尚未显现时就开始理解和准备”。
这，正是这项Nature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