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首山下（第二十八期）地心三百米

地心三百米

杨志广

人生如旷野行舟，职业的船桨或许划过不同水域，却总会有一段航程，在生命的河床刻下深可见骨的印痕，任岁月冲刷而愈发清晰。于我而言，那道印痕浸染着辽北千尺地心的煤屑，带着黑亮的光泽与北方平原的沉厚，印在近三十载职业辗转的扉页——不是伏案疾书的文字生涯，而是那段以青春赴险、与煤海相拥的矿工岁月。

20世纪80年代初年仲夏的风，裹着华北故乡农村的麦香与泥土，穿过山海关，把刚满18岁的我吹到了辽北的煤矿。矿区坐落在辽金故地调兵山下，井塔上的天轮旋转着岁月，铁轨延伸向远方，煤矸石堆成的小山丘在阳光下泛着灰白的光芒。父亲在这里耗尽半生，手掌的老茧里嵌着洗不净的煤屑，如今我接过他递来的矿灯，穿上簇新的蓝布工装，成了631采煤队最年轻的采煤工。

从此，我的生物钟被三个时辰分割：早晨七点的朝阳刚照亮矿区的白杨树，食堂飘来饭菜的浓香；午后的暑气裹着煤矸石的焦味，家属区的炊烟在矮平房上空袅袅升起；夜晚的星星高悬在天轮上，工棚的炉火还映着晚归矿工的身影，都成了奔赴地心的序曲。

更衣室的木箱被煤尘染成深褐色，穿过的工装散发着汗渍的气味，那是矿工独有的“香水”。矿灯在掌心发亮，拧开开关时，光柱刺破昏暗，照见墙上用粉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安全第一”的标语，字迹被煤尘糊了又补，边角卷着毛边。副井的罐笼轰鸣着沉降，耳压随着深度骤增，耳膜嗡嗡作响，不过一两分钟，便将阳光、绿意与人间烟火悉数隔绝，坠入一个只有黑暗与微光的世界。坐上铁皮矿车穿梭巷道，脚下的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是大地深处的心跳。巷道壁上凝结着水珠，混着煤尘往下淌，在地上积成黑亮的水洼，映着工友们晃动的矿灯光晕，偶尔能看见几只潮虫飞快爬过。蜿蜒的巷道如迷宫，坡度陡峭的上山需手脚并用攀爬，膝盖顶在冰冷的煤壁上，手掌抠着岩缝里的煤块，磨得生疼也不敢松手，直到采煤工作面的机器轰鸣声撞入耳膜——这里，便是我三年间日夜相守的战场。

彼时的薄煤层工作面仅有1.4米高，人无法站立，只能弓着腰、侧着身，甚至趴在煤堆上作业，脊梁骨长时间蜷着，直起来时总要发出“咔咔”的声响。爆破后的煤尘如黑雾弥漫，吸一口都呛得肺腑发疼。铁锹与刮板运输机碰撞声撞进耳鼓，工友们粗重的喘息声裹着辽北口音的吆喝——“再加把劲，早干完早升井喝热茶”，顶板碎石坠落的轻响时不时穿插其间，交织成地下世界的交响乐。“三块石头夹块肉”，这话在矿区流传了多少年，只有矿工懂其中的分量：片落的煤帮可能随时啃噬肢体，未支护的顶板藏着未知的凶险，就连脚下的刮板运输机，都可能在走神时卷走手套与皮肉。初下井时，我像迷失的羔羊，全靠工友们的矿灯指引方向，他们走在前面，光柱扫过巷道的每一个角落，嘴里念叨着“跟着我的灯影走，别踩黑泥坑，那儿滑”，直到半年后，巷道里的每一道弯、掌子里的每一寸煤壁，都成了我熟悉的掌纹。

机械化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用双手采掘光明。炮声过后，爬进工作面支护顶板、攉煤入机，汗水混着煤尘在皮肤上结成黑痂，脖子上的毛巾拧出的水都是黑的，滴在煤堆上瞬间便没了踪迹，却没人叫苦。矿工们的性格如辽北的黑土地般厚重，粗犷的玩笑里藏着坦荡，震天的鼾声中裹着真诚。休息时，大家围坐在巷道边，掏出揣在怀里的干粮，就着自带的咸菜疙瘩。我们谈论着家里的庄稼、孩子的学费，偶尔开几句荤素不忌的玩笑，惹得满巷道都是笑声。他们知道我喜欢写东西，见矿工报上登了我的“豆腐块”，便改口叫我"秀才"，重活累活总抢着替我分担：“秀才的手是握笔的，不是扛支柱的，别给磨糙了”。那些在煤尘里递来的温热馒头、寒风中披在我肩上的工装、危险时伸来的粗糙手掌，让黑黢黢的地心漾起阵阵暖意，比工棚的炉火还要暖人。

班长老刁是个地道的辽北汉子，家在矿区附近的村子，说话带着辽北人特有的豪爽与直接，身材魁梧得像井口的绞车，嗓门大得能震落顶板的煤屑，骂人时的脏话像炮仗般刺耳，却从不对谁真正记仇。一次扛金属支柱，我往返几次便累得瘫坐在巷道边，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浸湿了眼睫毛，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老刁踩着煤块冲过来，黑着脸吼道：“喂！秀才，别人都在干活，你咋坐着耍熊？”

“干不动呗。”

我漫不经心的回答点燃了他的火气，他眼睛一瞪，脱口骂了句脏话：“不干，就扣你今天的工资！”

我听罢腾地站起，也不甘示弱地指着他的鼻子：“你是领导就骂人？！我还真的不干了，这就升井！”

说完，不顾工友们的规劝，头也不回地出了掌子面往井口走，身后是老刁气急败坏的咒骂声。升井后回到工棚，我越想越气，竟写了篇题为《班组长应克服污秽的口头禅》的言论稿，暗讽这位刁班长，过几天文章就发表在了矿工报上，让这位老矿工在队里丢了面子。我以为会遭报复，可他此后却对我格外关照，扛支柱时悄悄替我减轻重量，攉煤时总把好攉的地方让给我，甚至在食堂打饭时，会多给我舀一勺炖土豆。直到那个夜班——我靠在煤壁小憩时，一根松动的铁支柱轰然滑落，是他闪电般伸出胳膊将我推开，自己却被支柱的余波撞得一个趔趄，膝盖磕在煤车上，疼得龇牙咧嘴。矿灯的光晕里，他黝黑的脸上没有丝毫怨怼，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带着煤尘的手抹了把脸：“秀才，干活可得精神着点，这地方容不得走神，你家里人还等着呢。”那一刻我才懂得，矿工的豁达从不是隐忍，而是在生死考验中淬炼出的纯粹。

还有“黑脸包公”老黄，五旬年纪，矮矬的身材却藏着执拗的责任心，家就住在矿区家属区，每天步行上下班，说话带着辽北农村特有的质朴。他爱管闲事，见谁违章作业都毫不留情，哪怕是队里的老资格，也照样当面数落，因此得了个“黑脸包公”的绰号。我曾嘲笑他多管闲事：“安检员管这事理所当然，可您老黄头算老几？操那么多心，就不怕老得快？”气得他满脸酱紫，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最后还是悻悻地走了，背影在巷道的灯光里显得有些落寞。从此，班里的几个年轻工友也学我的样子，故意在他面前违章操作，竟把老黄气得大病一场，躺了半个月才康复。一次，我当班时一边慢条斯理地干活，嘴里一边哼唱着当时流行的《黄土高坡》。老黄凑过来，粗糙的手拍了拍我的胳膊：“哎，小伙子，别走神儿呀！这鬼地方......”说着贴近顶板侧耳倾听，矿灯的光柱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沟壑里积满了煤尘，“这儿顶板空顶大，上面是四层的采空区，万一......”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别絮絮叨叨的，盼我死咋的？”然后故意甩了下衣袖，呛人的煤屑直扑他的面颊。老黄咳嗽着，叹了口气，摇着头走开了，嘴里还嘟囔着：“这孩子，咋就不听劝呢。”

没过多久，忽听头顶上传来一阵“簌簌”的声响，像是有碎石在滚落。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岩石碎屑腾起的烟雾瞬间便弥漫了我的视野。“要冒顶！”一个可怕的念头倏地在脑海闪过。“哎呀！”我下意识地发出一声绝望的惊呼！恍惚中，我感到一双有力的手猛地推在我的后背，力道大得让我踉跄着扑倒在刚刚停下的电溜子上。随后，便是一声沉闷的巨响，顶板的碎石如瀑布般砸落下来，扬起的煤尘几乎让人窒息。

“老黄头！”

“黄师傅！”

当我懵懵懂懂地爬起的时候，听到了工友们一声声焦急的呼唤。我忙凑过身去，只见老黄紧闭双眼躺在地上，脸上划了个很深的血口，鲜血混着煤尘往下淌，染红了身下的煤块，面部肌肉痛苦地抽搐着。我终于明白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内心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像打翻了矿里食堂的咸菜坛子，又咸又涩，喉咙像是被煤块堵住，说不出一句话。半晌，老黄慢慢睁开了眼睛，目光在人群中逡巡，像是在寻找什么。内疚、羞愧使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可恰在这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垂下头，等待着他的责骂。“小杨子......没碰着？”我点点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煤堆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看我还是好好的活人，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还算尽了......尽了责任。”低沉却充满慈爱的声音使我惊愕地抬起头来，只见黄师傅朝我微笑着，那笑容里没有丝毫责备，只有像父辈般的释然。我第一次发现，眼前这张长满络腮胡子的多皱的脸，竟那样酷似自己的父亲！

三年后，我离开了631采煤队，却从未离开矿山。此后十七年，从企业宣传干事到电视台编导，从市报社记者到文化部门专业创作员，文字成了我的新工具，但笔端流淌的，始终是煤海的记忆——食堂的饭香、工棚的炉火、家属区的炊烟，还有工友们黝黑的笑脸。2001年，我被调到报社做记者，离开了矿山，可每次闻到煤烟味，都会想起那些在地心并肩作战的“黑哥们”。不久后，我的诗集《心弦五重奏》出版，三分之二的篇章都献给了他们——那些在黑暗中攉煤的身影，那些用宽厚守护生命的情谊，那些浩瀚煤海赋予我的坚毅与真诚。如今，老刁、老黄和许多工友虽然有的退休，有的故去，但他们的身影，总在我脑海中浮现，如矿灯般明亮，如煤炭般温暖。

岁月流转，职业的印记不停地变换，而唯有煤色的年轮愈发清晰。那些浸满汗水与煤尘的日子，那些在生死边缘结下的情谊，那些在黑暗中淬炼出的坚毅，早已融入我的骨血。煤炭的黧黑，不是青春的褪色，而是生命最本真的底色；地心的艰险，不是人生的磨难，而是成长最珍贵的磨砺；辽北大地的沉厚，不是地域的边界，而是精神的根脉。

这职业生涯里的煤色印记，如年轮般镌刻在生命深处，带着千尺地心的温度与辽北沃土的深情，将伴随我从往昔直至生命的尽头，永不褪色，愈加璀璨如不灭的星辰……

（杨志广，回族，《调兵山年鉴》编辑，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星星诗刊》《词刊》《山东文学》《诗潮》《芒种》《辽河》《岁月》《海燕》《阳光》《回族文学》《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煤炭报》《辽宁日报》《河南日报》《铁岭日报》《郑州日报》等报刊，并有《低处的光芒》《如歌的散板》等5部个人诗文集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