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亲笔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派人专程送至河南安阳殷墟第五次发掘现场。这幅题词被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挂在墙上，勉励同仁。纵然“风雨如晦”，他们仍选择逆流而上。
《荒野上的大师》就是为这样一群“鸡鸣不已”的守夜人所作的集体传记。全书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营造学社”）四大机构为经纬，织就了一幅恢宏而细腻的历史画卷，再现了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丁文江、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一代大师，如何在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风雨如晦”之世，走出安逸的书斋，走向荒原、田野、废墟与洞穴，在动荡的大地上探寻文明的根基。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不仅开创了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荒野上的开拓
本书开篇以鲁迅的“自嘲”为引。1927年，鲁迅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坦言，自己“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甚至调侃“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青年鲁迅对地质、矿物的痴迷，与他后来对困守书斋的旧式“国学家”的评判，形成了一种互文。他痛心于当斯坦因、伯希和等海外探险家在西北荒漠中攫取国家遗宝时，中国的学者却仍多沉溺于“打牌喝酒，稳坐高斋读古书”。
鲁迅未竟的“荒野之梦”，恰恰昭示着一个充满转折意义的时代已经来临。
新一代中国学人正跃跃欲试。他们大多出身旧学，却负笈欧美，熟稔现代科学方法。这些年轻一代做出了共同的选择，也就是告别纸上玄谈，让学问的根脉扎进真实的泥土。
于是，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踏遍险山峻岭，勘探矿藏，测绘地图，他们的工作关乎一个积贫积弱国家的工业命脉；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窝在安阳小屯的泥坑里，一铲一锹，让殷商文化从传说变成信史，中国的历史由此向前推移了数百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攀爬在千年古建的梁架之间，丈量、绘图、摄影，在战火吞噬前，为古代建筑留下了一套科学谱系；语言学家赵元任历时十年奔波大江南北，寻访、研究，初步勾勒出中国语言变迁的轨迹，正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
这些选择并不是个别天才的灵光闪现，而是一场有共同精神导向的群体行动。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地质调查所等四大机构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学术共同体”。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时代疾速转捩。乱局夹缝里，这个“学术共同体”却默默耕耘、不懈进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
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丁文江；
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约测图》，翁文灏；
第一部石油调查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谢家荣；
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杨钟健；
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古物保存法》；
……
李济
乱世中的坚守
如果仅停留在学术开拓的激情，这些学人的故事可能还不足以动人心魄。璀璨成就的背后，是一种近乎残酷的生存底色。
那是一个“风雨如晦”到极致的年代。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连绵的战火与蔓延的贫病，让学人们开拓的荒野，常常处在枪炮射程之内。1927年周口店发掘“北京人”时，洞穴会不时被士兵占用试验手榴弹；1933年，梁思成前往河北正定调查古建筑，火车上挤满军人，滦东战事困扰了整个行程。而牺牲，更成为这条荒野之路上无法回避的终点：赵亚曾在云南，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贵州，分别被土匪枪杀；傅徽第在赣南被日军杀害。
战乱之余，也有天灾人祸。袁复礼在新疆冰雪中发掘恐龙化石，冻伤了脚，挨到发掘结束才得以手术；梁思永抱病发掘殷墟，罹患重病卧床两年；翁文灏浙江探油遭遇车祸，九死一生；吴希曾勘探湘西煤矿，因车祸永远留在了二十八岁；丁文江在湖南勘察煤矿时煤气中毒，不幸罹难。
而更大的劫难是长达八年的流亡。北平、南京沦陷，学术机构被迫万里西迁至云南昆明、四川李庄。仓皇南渡途中，不知多少珍贵书籍、笔记、手稿散佚沉江：袁复礼西北科考收集的十七箱标本尽失；“北京人”头骨化石在转运中神秘失踪，成为世纪之痛；营造学社历年拍摄的底片，大多毁于天津水灾，梁思成痛心疾首：“十载辛苦，付之东流”。
生活降至生存线以下。在李庄，史语所、营造学社的学者们挤在泥墙草顶的农舍里，食物匮乏，薪水微薄，乃至典衣度日。
然而，在这物质极度贫瘠的荒野上，精神之花却开得绚烂。
战乱流离中，陈寅恪自香港取道越南，辗转至云南。生活困顿，却始终心系典籍。他从史语所借了《三国志》《晋书》《南北史》等书，报纸上的卖书广告更是让他兴奋。然而循着广告去找，却发现没有一本值得买的。唯一吸引他的，是卖书人在钱谦益旧园捡到的一颗红豆。他重金购下，自此开始重读钱谦益的文章。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这颗小小的红豆，冥冥之中为多年后的《柳如是别传》埋下了伏笔。同样，在李庄的病榻上，林徽因听着借来的莎剧唱片，兴奋得像个孩子，模仿劳伦斯·奥利弗的语调，喃喃讲出哈姆雷特的经典念白。
这是绝境中对精神价值的坚守，是“诗意”在最不可能之地的发芽。正如翁文灏所言：“即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叫世界上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
林徽因与梁思成
回望中的启示
书中，作者张泉笔下的大师群像，是丰满又立体的，超越了后世“国学大师”或“科学先驱”的简单标签。
他们是“赛先生”的门生，无论是发掘深山矿藏，还是分析甲骨卜辞，他们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方法求索、实证。他们也是“德先生”的信徒，在时代夹缝里努力维系着学术尊严，屡屡碰壁，却从未放弃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
他们还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他们与葛利普、安特生等海外学者合作，成就卓著。伯希和曾盛赞史语所的考古发掘：“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他们的爱国情怀是与开放胸襟、国际视野结合的爱国，而非封闭排外的民族主义。他们用卓越的学术成就，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那么，在如今高铁飞驰、卫星遥测、数字人文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为何还要回望这些徒步荒野的先辈大师？
张泉在《荒野上的大师》中感慨：“许多事情听来都是常识，可惜，当人们真的需要做出选择时，最先舍弃的往往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准则与常识。”尊重证据、独立思考、开放合作……这些先辈们用生命践行的“常识”，在历史的波涛中何其脆弱。重读往事，也是重新确认这些文明基石的重量。
我们缅怀“大师时代”，追求的并不是天才降临，而是大师们的气度与精神，比如对学问的虔诚、对未知的无畏、对责任的担当。
1936年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之际，中国校友捐赠了一块大理石石碑，碑文由胡适题写，其中有句：“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光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于数百年间而勿替。”当年捐资立碑的学人中，就有书中写到的赵元任、李济、梁思成、梁思永。
仿佛一个遥远的隐喻。那一代人，正是中华现代学术文化的立碑者。他们在历史的荒野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们的时代已然远去，但那些在“风雨如晦”的夜里点燃的灯火，却从未熄灭。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