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历史传奇剧——在历史文本的缝隙中开掘想象空间

内容摘要：

以马伯庸历史小说改编剧为代表的历史传奇剧呈现出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样态。其创作观念突破了历史实证主义强调“历史真实”的束缚，以当代精神烛照历史叙事，展现出人民史观、女性意识与权力反思等思想价值。剧集创作在历史文本缝隙处开掘历史的内在可能性，形成了鲜明的叙事特色，投射了当代人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追求。其对历史诗学意蕴的呈现，触发了观众跨越时空的审美共情，成就了作品的美学价值与文化认同。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5年第8期。

文丨戴清 赵旻瑞

责编丨一申

历史题材剧呈现的历史故事、反映的历史观及历史意识深刻形塑着大众的历史认知图景。21世纪10年代以来，传统历史正剧因创作周期长、投入大、编剧老龄化伴随的编剧断层等多重因素日渐式微，而历史传奇剧则在丰富的网络文学母本的滋养下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潜力，涌现出一批创新之作。其中，以马伯庸历史小说为母本的剧集改编创作颇为引人瞩目，先后出现了《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风起陇西》《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长安的荔枝》等代表作。此外，《大明风华》《天下长河》《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梦华录》《国色芳华》等历史传奇剧也通过叙事出新、历史思考与美学升级，展露出程度不同的新意。

“历史真实”一直是历史题材剧创作的重要追求，尤其体现在历史正剧创作中，一般被解读为历史事件、历史环境与历史人物的真实。显然，这是指创作者力图真实还原历史面貌的实证主义追求。而历史题材剧创作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把握水平、剧集于史有征（表现真实存在的事件、环境、人物等）的程度也成为优秀历史正剧的重要衡量标准，同时也是历史传奇剧在这一评价体系中不占优势、重要性等而次之的主因。因此，评价本文所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历史题材剧，首先需要从创作观念上进行审视与辨析。

（一）

无论是马伯庸历史小说的改编剧集，还是前文提及的其他历史传奇剧，虽然于史有征的程度不高，都避开了试图还原真实历史的实证主义追求，然而，这些作品在构建的艺术真实中同样投射了值得肯定的历史意识，也重建了一种符合历史内在可能性的历史逻辑真实。

中国有着长久的修史传统，既有“大历史”视角记载的正史典籍，又有记录一方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社会等状况、被称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史籍史料丰厚无比。尽管它们大多带有鲜明的官方主导话语与视角特点，帝王将相是记载的重中之重，记录的选择性与道德规训特色鲜明，但都蕴含着丰厚的历史矿脉与清晰的历史肌理，其间也有着阔大的历史缝隙与开掘叙写的可能空间。

所谓历史的缝隙，可以是正史记载的寥寥数语或语焉不详处，也可以是历史记录中的相互抵牾所显现的症结或隐情。由此，在历史记录的缝隙间、留白处，创作者可以展开开掘历史的丰富可能——草民的生存状态、地方志只言片语中昭示的社会情绪、史料缝隙处显示的与民生对应的“官生”境遇……其中透露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生活气息与人性内涵，正是历史题材创作待开垦的丰饶富矿。创作者不必再被还原“历史真实”的要求束缚住手脚、被浩瀚无边的历史记录画地为牢而盯死在那些有名有姓的帝王将相身上。

当然，发掘历史内在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创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让历史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而滑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这种历史的可能性，与一朝一代的历史环境、政治经济、官宦生活、民生、风俗、文化总体是相符合而不是相左、相悖的。同时，历史的可能性中的人性、情境与人物个性必定是符合艺术真实的要求的。

创作者面对的历史可能性的开掘空间十分辽阔，对其把握会因个体掌握的历史知识、认知水平和审美趣味而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归根到底还是有基本底线的。比如当下一些古装剧中人物的女性意识比某些当代女性还要开放，甚至会让人恍惚——古人都如此现代开放了，怎么到20世纪初才有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呢？在此，这种对历史的想象显然就超出了历史的可能性、违背了历史逻辑真实。

马伯庸历史小说的改编剧集正是在历史记录的点滴与缝隙处展开艺术追索与超拔想象的历史传奇剧集的代表作。其中的历史文本的缝隙分别呈现为长安城的一日安危、三国的街亭之失、大明丝绢案背后官僚体制的腐败以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词歌赋、历史记忆……并从青萍之末折射体制沉疴、朝堂风云与边地之危，彰显普通人向死而生的不屈意志与草根阶层的坚韧力量，建构出奇崛的历史传奇世界。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也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①在艺术风格上则带有更多的瑰奇想象、黑色幽默、滑稽反讽等特色，而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改编剧集虽然有轻喜剧风格，但总体上并不戏谑，而是充满了历史反思的悲剧色彩。

创作者钻研史籍、搜集史料，并不是对史书记载寻章摘句、机械搬运，而是要进入史书文字未能穷尽的“隐藏空间”加工创造、生发想象，构建出具体历史情境与人物的深度契合，演绎出历史蕴含的内在可能性，②表达出创作者对历史、人性的理解与思考。历史传奇剧的创作需要把握历史与文本双向互动的特征，沿着历史文本的思路，深刻把握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文化和权力结构。此外，创作还需在历史内在可能性的肌理中注入鲜明的当代精神，在历史叙事中彰显人性的喜乐悲欢与命运沉浮，也自然地反映出当代人的情感光谱、人生况味，从而表现出诗学意蕴，构建起当代精神烛照下的历史想象与历史意识。

（二）

历史题材剧创作取得过较高的艺术成就，但也一度陷入权谋书写与英雄史观的创作窠臼。近年来，马伯庸历史小说的改编剧集以及《天下长河》《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梦华录》《繁城之下》等一批历史题材剧代表作的创作视角从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生动演绎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悲欢及其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这既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积极反映，也是对微观史学思潮的一种创作回应，彰显出一种人民史观。

微观史学从文化人类学等视域强调历史的碎片化、偶然性与个体经验的多元性，发现并看重历史中普通人的作用和力量，指出在变动的、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各种变化都与大量‘小人物’的选择和行为有关”，主张关注具体的人，从小事物中看出重要意义，并把它们与某种广大的意义联结起来。③这种主张在历史传奇剧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剧作对普通个体予以重点关注，对其重要作用予以充分呈现，将人民史观潜移默化地融入作品中。

这一思路为历史题材创作把握今人无法亲历的古代生活提供了重要启示：聚焦草根个体、琐碎事件或特定群体，借助艺术想象构建其生活日常，以人物的具体生命经验映射宏观历史逻辑，发掘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历史肌理，彰显普通人在大历史中的作用与力量。如网络剧《繁城之下》通过展现虚构的江南蠹县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案件，揭示了晚明社会基层吏治败坏、法度不明的社会危机，小人物的善良正义则是溃败历史中的一抹精神亮色，代表着人民对真相与正义的坚守。《风起陇西》生动呈现了司闻曹特工陈恭、荀诩等人在云谲波诡的三国谍战中对忠义与信念的坚守，以及小人物挑战权力铁幕的超凡智慧与勇气。

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在近年来的影视剧创作中格外引人关注，正是新时代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精神独立自主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综合反映，为众多剧集增添了活泼的女性视角与丰富多彩的女性意识，生动呈现了封建礼教中的女性生存境遇、生命体验与生存策略，并通过艺术想象彰显女性的抗争、奋斗与自主意识。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庶出的盛明兰在艰难的成长环境中虽然深受“女德”规训，但她并不甘于家族、婚姻赋予她的“父亲的乖顺女儿”“小公爷的心上人”以及“侯爷顾廷烨的夫人”等身份，而是凭借智慧与才干，在父权夫权的夹缝中赢得了一方天地。创作者在她的身上，显然寄托了当代人对理想女性的艺术想象。在《梦华录》中，赵盼儿与姐妹们在宋代市井中开茶楼艰苦创业，尽管身份尊贵的皇城司副使顾千帆鼎力相助使故事带有偶像化的浪漫色彩，但剧中女性的奋斗故事、温暖的姐妹情谊仍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

历史传奇剧在彰显人民史观与女性意识的同时，还以当代视野与人文关怀揭示封建体制及其权力运作逻辑的内在矛盾、非人道本质以及对人性的普遍压抑，歌咏人民大众、能臣巧匠的坚韧不屈与奋斗精神，这构成了这类创作重要的思想价值。

《天下长河》聚焦清康熙年间的黄河水患治理，揭示了封建极权与官僚体制对士人专业理想的扼杀与对黎民百姓的压迫。作品的创作重心并不围绕一代帝王康熙展开，而是下移到靳辅、陈潢这些能臣巧匠、专业人才对水患的治理上，康熙最后对他们的抛弃恰好印证了权力稳固高于真理与民生的皇权逻辑，也展现了封建体制下一代士人空有报国之志却怀才不遇的无奈与悲凉。封建体制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皇权的反动上，也体现在封建官僚体制内皇权、相权、文官集团的彼此制衡方面。《清平乐》中反复出现的文官集团以道德规训劝诫宋仁宗的情节正是其生动呈现。这种对皇权的制衡并不是为了保护黎民百姓，而是将他们的本位利益凌驾于江山社稷之上。

历史传奇剧创作也由此完成了从不同层面对封建体制及其权力结构的反思与批判，通过礼赞那些推动历史进步的能臣贤士与人民大众，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

创作者在历史文本缝隙中展开想象，大多是将虚构情节嵌入已知的历史大事中，通过虚实结合，焕发艺术想象的光彩，同时也要经得起历史逻辑的考量。在叙事策略上，创作者往往聚焦于规定时空与场景，设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生死时速”等极致戏剧情境，以凸显大历史下小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坚韧。如《长安十二时辰》将长安城的危在旦夕高度浓缩于“十二时辰”之内的惊险情节中。长安城内的市井、地下城等多重空间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危机一触即发的险地，同时也是城市秩序、权力结构和社会规则的象征。剧集的时间系统则是高度结构化、充满象征性的，剧中人物以与自然时间对等的叙事时间展开追捕，营造出强烈的紧迫感；其间插叙补充了张小敬对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的艰辛人生回忆，让大唐之危与主人公的人生境遇紧密耦合，越发反衬出人物守护长安百姓的炽热情感。叙事中相对平淡的过渡时段则是被省略的，以确保作品的张力不受冗杂细节的干扰，持续保持对危机事件的绝对聚焦，这一手法也恰好是热拉尔·热奈特对叙事顺序与时距的精彩论说④的有力佐证。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展现了一种建立在历史发现基础上的艺术想象。该剧以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为历史原型，将历史人物帅嘉谟改编为有些偏执的算学天才帅家默，借助这位“算呆子”的执着发现，深入揭示明代赋役制度、基层权力结构和官场文化的隐秘症结。剧中这种以小见大、自下而上的视角，不仅凸显出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小人物，更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地方行政体系的内部博弈与吏治之弊。

（二）

历史题材剧中的人物塑造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占主体；一类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虚构人物。历史传奇剧的创作者对历史文本缝隙的开掘，为人物塑造提供了新的路径——创作视角下沉，聚焦小人物，其目的是通过个体命运的浮沉，折射特定朝代的社会矛盾与文化风貌。

在这类创作中，有一个鲜明的趋向，即对帝王将相等历史人物进行再阐释，完成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的创作转向。在剧中，帝王将相不再是一代英主的代名词，而是被还原为拥有七情六欲、复杂心绪与精神困境的人。比如在《大明风华》中，朱棣便不单是雄韬伟略、杀伐果断的一代帝王的传统形象，作品将叙事时间设置在“靖难之役”之后，让朱棣这位“现实时空”中的永乐大帝一边在朝堂上实现政治理想，一边却因早年杀伐过度而陷入“记忆时空”的噩梦折磨中。更令他忧心恐惧的是子孙重蹈他这一辈为了权力骨肉相残的覆辙，但这也正是封建帝制无法跳出的怪圈。《天下长河》塑造的康熙不再是《康熙王朝》中那个“英雄主角”，而是被重构为一个多重矛盾张力复合体的复杂角色。剧集借三重外部冲突——社会治理层面的黄河水患、权力运作层面的南书房党争、封建体制层面的财政困局，营造出错综复杂的戏剧情境，让康熙的形象从励精图治的贤明政治家一变而为擅长弄权的帝王，这也提供了一种历史人物的反英雄书写模式。

近年来，历史传奇剧更加关注大历史中的草根百姓，力图为无名小人物命名、写史、立传，在历史的可能性中探寻、发掘与想象，彰显闪光动人的人性，同时揭示其中的复杂、暗影与卑污，并在重压下、危难中展现历史中小人物的潜能，塑造人物弧光。如《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郑平安两位主人公开篇即面对极限任务的挑战：李善德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从岭南到长安运送新鲜荔枝的任务，郑平安则要搜集地方大员何有光的犯罪证据以扳倒贪腐右相。李善德殚精竭虑，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潜能，绽放出普通人的力量与人性光芒。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举天下之力，逞一人之私”——满足贵妃的口欲罢了。李善德越是呕心沥血，结果就越显悲凉。郑平安这个人物擅长周旋逢迎、喜感很强，但他在因梦境提示而预先知晓自己可以避免悲剧命运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为家人拼死一搏，愈加凸显了他内心的善良大义以及内外反差。《长歌行》中，李长歌背负的家仇国恨被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寓意，人物每次的身份转换都与市井、异域、战场等场景紧密联系，揭示出历史脉络中未被发现与摹写的丰富可能性。

历史题材创作寄托着国人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情感认知与文化想象，优秀的历史传奇剧总是能够在历史故事中摹写人物性格、展现人心人性、思考存在的本质，形成作品在“史、思、诗”三个层面的深度融合。同时，它还能够让古人的悲欢离合、上下求索、智慧与局限成为映照当下个体与时代境遇的镜鉴，令观者会心、共情，产生跨越千年时光的古今对话与精神共振，最终实现美学意义上的升华。

（一）

本文述及的多部历史传奇剧代表作通过独具特色的视听语言营造具有强烈情感张力的浓郁历史氛围，创作者借助画面构图、色彩、光影、音效以及隐喻、象征等影像修辞手段，将观众瞬间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当中，触发观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长安十二时辰》中熙攘喧嚣的东市西市、鳞次栉比的唐代建筑、华美绚烂的上元灯彩共同复原了富足繁华的盛唐长安。而主人公张小敬在城中奔袭、追踪狼卫，途经长安城目力所及的富贵温柔乡与阴暗隐蔽处的暖冷对比带有强烈反差，喻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危机，紧迫的配乐在鼓点节奏的渲染下进一步强化了危机之重。

《鹤唳华亭》的视觉风格则有着极致的东方美学追求：空旷肃穆的宫殿、清冷疏离的雪景、掩映之间的中式屏风、萧瑟玉立的君子佳人与水中双鹤畅游远去彼此映照……都是带有鲜明中华美学风格的隐喻与象征，也是作为诗意影像建构基础的视听修辞意象。创作者以此书写历史沧桑、表现人物性格、揭示微妙人性，使之成为连接历史精神与文化密码的艺术载体。其视听呈现也从情景交融、“观物取象”的感性直观呈现，到“立象以尽意”的虚实相生表达，承载了丰富的情感内涵，最终抵达“韵外之旨”的哲思与诗意。《鹤唳华亭》的剧名本身即重要的意象，由《世说新语》中“华亭鹤唳”而来，原本隐喻处境孤绝的高洁君子不幸遇害，抒发对人生“可复得乎”⑤的缱绻不舍。剧名不仅对萧定权的生命追求做了诠释，而且暗示了他的悲剧命运与抱憾怅惘。

（二）

历史传奇剧创作中的人性写照需要在戏剧情境与冲突中展现，也注定要通过人物关系、人物情感来加以揭示。具体而言，历史传奇剧的人物关系离不开封建历史的权力结构与纲常人伦关系，而人物的情感则离不开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最基础、最普遍的情感形态，只是必然会打上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印记，如帝王之家的君臣/父子关系、封建官场上的上下级与同僚关系等。历史题材剧深度演绎、揭示历史境遇中的复杂人性，探析其中的幽微隐秘，展现普通人在历史情境中的人性微光与力量，赋予其诗性省思与审美观照，也为当代观众提供或直接有力或婉曲隐晦的共情共鸣点。

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中，丰宝玉面对官员的胁迫，仍坚定支持帅家默追求真相和正义。创作对纯粹友谊与理想伙伴关系的生动演绎，引发了观众对真挚情谊的向往。《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对女儿袖儿的舐犊情深，同当代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别无二致，甚至在以极致速度运送荔枝的过程中更显炽烈；作为上林苑老实木讷的小官，李善德一出场便被同僚、上司默契算计，这让观众生发出对当代职场生态的联想。《风起陇西》中，在刀尖舔血的谍战与云谲波诡的司闻曹“办公室政治”之间，有李邈和杨仪的罔顾事实、不择手段置对手于死地的狠绝，美其名曰“做大事不拘小节”，也有荀诩与陈恭在两难抉择中的手足情深与相互信任、冯膺不计个人荣辱坦然面对厄运的宽阔胸襟、裴绪的一腔孤勇……在人心难测、尔虞我诈之间，最可贵的仍是人物的情感、信任与忠诚，这也是触发观众共情的基础。再如《繁城之下》里，明万历年间的典史宋辰才华横溢，但本应光明的前途却被官场斗争无情摧毁，被迫变成一个底层“酷吏”，这也成为他难以释怀的心结。但即使这样，他对正义的坚守与追寻也从未动摇。魏知县在陆家大火中受少主之恩得以幸存、一路做到知县，他没有忘记逝者恩情、坚持最朴素的正义观，以身作局，最后用自己的身死成功锁定元凶。这两个人物自我献祭式的结局都展现了小人物追寻真相与正义、飞蛾扑火般的勇气。

应该说，正是这些历史传奇剧对封建体制与权力结构绞杀人性的反思与批判、对古人与当代相似的生存境遇的生动观照，以及对特定历史情境下人们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真切呈现，形成了与当代人生存境况、生命体验以及精神境界的深层共鸣，也超越了文艺创作“借古喻今”的一般诉求，指向体制、个体与人性的基本命题，生发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关怀和生命叩问，建构起该类创作以历史经验镜鉴当下的思想价值，彰显出作品的诗学韵味与艺术魅力。

当然，上述剧作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小人物卷入大事件”的模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叙事套路，具有形成新的刻板印象、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的风险。其次，一些作品将现代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置于古代时空，破坏了历史的基本逻辑。一些聚焦女性逆袭、成长的历史题材剧表现的女性意识过于现代，超出了历史朝代的女性地位与生存状况，而缺乏可信的历史感。历史感的缺乏还体现在某些作品刻意渲染当代氛围方面，如《风起洛阳》开篇对百里弘毅人气的渲染，俨然一副当代“饭圈”景象。最后，这类历史题材剧在视觉追求上对历史氛围的营造极尽影像技术之能事，借助当下对文旅融合的倡导，极力渲染古代城市的繁华热闹，烟花、灯火美轮美奂，却经不起推敲，这一症结在《风起洛阳》《清明上河图密码》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表现，削弱了作品的历史质感与思想性。

近年来，历史传奇剧佳作迭出，代表了历史题材视听创作的一种新趋势。值得注意的是，除历史传奇剧之外，《琅琊榜》《藏海传》《庆余年》系列等架空历史、模糊时代背景甚至带有奇幻穿越色彩的古装剧在取得突出市场成绩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意识。在主旨立意上，这些剧作既融入了对封建皇权的反思批判，又表达了主人公在权谋机变的斗智斗勇过程中追寻真相、保持心灵净土的理想主义情怀。它们以丰饶多姿的影像特色凸显出中华美学风范，如琅琊阁寄托的古代文人骚客追寻的幽远意趣，梅长苏一人一笛一孤舟于江中氤氲水雾之间的翩然出场；《藏海传》以匠心独运的光影设计、置景造型等视听修辞手段构建出的神秘幽深的场景奇观；《庆余年》（第二季）中融合奇幻想象力的超绝中华武功的出神入化、变幻莫测……都彰显了中华美学风格独特而丰厚的意蕴。这些古装剧虽不取材于历史，但不乏历史意识与严肃思考，也体现出一定的当代价值。

历史素材中蕴藏着待发现的丰厚史料与深广的可能性。历史、社会与人性，在时间长河中不断演变，同时又有着令人感到“似曾相识”的恒常相近的肌理，历史的经验、故事也为当代人理解时代问题、探寻人性提供了镜鉴。历史题材剧创作只有持续注入对历史与人性的新的洞察与思考，在尊重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逻辑的前提下，在开掘历史的内在可能性的同时，营造出鲜活的历史质感，才能不断焕发创造活力，持续产生精神意义与审美价值。

（作者戴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旻瑞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博士生；本文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2024年中国文联理论研究课题“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艺原创力研究”〈项目编号：ZGWLBJKT2024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鲁迅：《故事新编》，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54页。

②赵建新：《再论史剧中的“历史真实”——兼及一种超越历史实证主义的史剧观》，《未来传播》2021年第6期。

③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④[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4—72页。

⑤刘义庆：《世说新语》，里望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第259页。